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农村，取得的成就更是史无前例，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发生根本性改变，富裕文明、幸福和谐的小康社会全面建成。项宏长篇小说《人间草木》以皖西龙舒县为样本，从文学角度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进行了规模化、个性化情景再现和创造，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跌宕起伏、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村改革发展“调查报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史料价值。

一、对生活场景的忠实记录

生活即艺术。这部二十六万字的巨制，紧紧围绕一个“变”字展开，以男主人公陆子规的奋斗轨迹为线索，用他的所见所闻见证历史、见证时代，没有故弄玄虚的叙述，没有华而不实的渲染，几乎是对作者的家乡皖西农村生活原汁原味的回忆与记录。

在吃大锅饭的年代，农民出工不出力，地里生产出来的东西经集体提留、上缴国库之后所剩无几，很多家庭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当梅山镇食品站站长陈三爷提溜着一挂猪心肺以“贵客”的身份来到龙口生产队，陆浩至之子陆子规受命去韩三婶家“借米”一段，便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事儿。韩三婶的挠头、为难与子规的嗫嚅、羞怯，相互照应、相互映衬，生动地折射出双方的“窘迫”的内心；尤其是韩三婶“在缸底刮了半天，端出来一碗米。又用一根筷子沿着碗沿刮了一圈，将冒出碗沿的米刮回米缸”这一细节，真实且传神，让一位因贫穷而狭隘的农村妇女形象跃然纸上。

而孙九爷的状况更加不堪，“几个女儿也没有一套完整的衣服，只要一个出门，其余几个就得在床上躺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全家人同盖一条被子、共穿一条裤子的现象并不少见。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们，虽未经历过吃野菜、扒树皮的极端困难时期，但也饱尝了生活的拮据与艰辛。因此，对于陆子规捡板栗蒲、孙九爷种贝母被批斗、陆家四兄弟两个光棍等情节，读者是有着强烈共鸣的，因为那个年代实际情形就是如此。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在陆子规从消息灵通的陈三爷嘴里听到“凤阳、小岗、红手印”数年之后，龙口生产队也开始包产到户，农民的生活一下子变了样。温饱问题解决了，陆浩至的“烂尾”房盖起来了，陆子规“终于有了自己的一间书房”；孙九爷也成了致富典型，成了“公社最早的万元户”。后来电灯代替了煤油灯，条件好的买了收音机，陆家还买了一台十四吋的黑白电视机。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就这样，国家一个政策下来农村就“换了新天”，但又有谁知道决策背后的困惑与艰难？

二、对人物群体的精心描摹

老舍说，事件是小说的肢体，而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陆子规、俞茹烟、顾鸿影、孙茜、陈凤英、韩大川、韩小马、韩小海、李书记、秦悦、舒桐等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扮演了不同角色，成为皖西农村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生命群体的典型代表。

作为陆家唯一跳出农门的子孙，陆子规从一个普通的大专生到一名地方电视台记者，再从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到一个拥有十二家分店的餐饮集团总经理，其成长过程体现了中国农村知识分子顺应潮流、化茧成蝶的“入世”思想。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和孙少平不同，他的成功，一方面靠的是自己的真诚与智慧，另一方面靠的是国家政策的“红利”，尤其是京龙合作社与京龙商贸公司的运作，更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当然，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机遇，而陆子规无疑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严格地讲，陆子规算不上一个完美的人物。他从小头脑灵活、性格倔强，曾经让韩氏三兄弟差点命丧马蜂窝；上中学时自强自信，面对挫折永不服输，却又极少与人交往；他身上透着一种难得的文气，但也隐藏着一股子“匪气”。比如俞茹烟遭到韩小海调戏，他拿石头砸破门板也就罢了，还非得补上两个大耳刮子；看到好吃懒做的无赖之徒李瓜子，不由分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平日里“开豪车、抽中华、喝茅台”的作派，虽是真实写照却脱不了“摆阔”的嫌疑。但也许正因如此，才使得陆子规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立体，让人容易理解与接受。

俞茹烟是陆子规的初恋，因一场“误会”导致两人分手，与舒桐发生了短暂的“恋情”；后来负责青螺镇扶贫工作，在陆子规和顾鸿影的帮助下，为养殖户解难题，为偏僻村修公路，做出一番成绩，得到提拔重用。从小说的立意重心来看，她是一个忠于职守、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形象。

顾鸿影则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官二代”，在俞茹烟与陆子规分手后“乘虚而入”，暂时填补了子规内心的“空白”。仗着自己当副县长的父亲，她毕业直接分到省发改委，有着显赫的地位和明朗的前途。但就在她于家庭和自我之间徘徊不定时，又一场“误会”让她断然做出与秦悦结婚的决定，从此她的人生蒙上了一层不轻不重的悲剧色彩。

而这两个“误会”的“始作俑者”，都是孙茜。这个始终把陆子规称作“子规哥哥”的农家女孩，有着善解人意的性格、冰清玉洁的品质，受家庭影响也不乏经济头脑。被爱管闲事的隔壁老太太“抓奸”后，她主动退学到北京打工，并开了家餐馆——徽味小轩；后因身体原因回老家疗养，又一手创建“人间草木”生态园。虽然不幸早世，一种倔强抗争的精神却在她身后长得郁郁葱葱。

除了以上主要人物，小说也着力塑造了几个很有个性的配角：勤劳朴实的陈凤英、投机钻营的韩小马、心理龌龊的韩小海、表里不一的李书记、高高在上的秦悦、风流成性的舒桐，等等，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有的像一棵茂盛的庄稼，有的像一株多余的杂草，共同修饰着这个风云变幻、循环往复的人间。

三、对本色爱情的执著坚守

爱情与文学的关系，如同花朵与树木、灵魂与躯体，没有爱情的文学，就像一桌缺油少盐的饭菜，吃起来索然无味、难以下咽。项宏自然深谙此理，爱情，自然也就成了《人间草木》不可或缺的一大命题。

上文提到，这部小说的情感纠葛是围绕陆子规与俞茹烟、顾鸿影、孙茜三个女性展开的。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极度敏感的爱情故事，作者并未将其设计成一场庸俗的“多角恋”，而是用一种简约的方式，保留了爱情“本来的样子”。

陆子规出身贫寒，当初能考上中专当个教师是他最大的愿望。在他心中一直有一个“结”，那就是贫富差距、门第观念，“吾本身无长物，怎敢叫佳人与我一起受苦”的想法，一直左右着他。他不甘屈人篱下，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多少亦与此有关。念中学时，他与俞茹烟形影不离，却始终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更没有做出什么出格之事，他们之间的关系，说恋人吧有点过分，说友谊吧又有些牵强，总之是一种懵懵懂懂、朦朦胧胧的美好感情。“捉奸”风波以后，俞茹烟不顾陆子规的解释，决绝地同他“划清界限”，因为她的眼里容不得这样的“沙子”。后来，陆子规与顾鸿影的交往，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种状态是非常微妙的。陆子规对于顾鸿影的帮助逆来顺受，对于顾鸿影的表白却始终模棱两可，因为他实在放不下俞茹烟。

而对于孙茜，陆子规应是心怀歉疚的。虽然她制造的两个“误会”客观上发挥了“棒打鸳鸯”的作用，但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也是同一当量的。孙茜与陆子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前者对后者的爱慕显而易见，若不然，她不会对子规那么百依百顺，不会甘愿顶着世俗压力与子规“同居”。在关键时刻，是孙茜凭借自己的“班底”让子规“咸鱼翻身”，一步步抵达人生的巅峰，但子规却一直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对此，孙茜没有半点怨言，有的只是偶尔的惆怅和矢志不渝的自我牺牲。令人叹惋的是，为了促使陆子规和俞茹烟破镜重圆，作者让顾鸿影音讯全无，让孙茜撒手人寰，只把一句“人间草木，相互成全”留给生死相依的有情之人。我认为，这句话是孙茜对爱情的至高诠释，是读者打开孙茜内心的一把钥匙，也是让三个“情敌”变成好友的一剂良药。

不同于柏拉图式的理想爱情，也不同于王小波式的绿色爱情，在作者笔下，爱情是伟大神圣、至真至纯、没有任何瑕疵的。因此，小说中没有一场“激情戏”，也没有半句“挑逗语”，即使对于见怪不怪的农村风流韵事也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大尺度的描写和肆无忌惮的发挥，这种坚守，折射出了作者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与精神操守。可以说，这是我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纯粹”小说之一。虽然这样的“纯粹”与当下部分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作品表现力，但我们可以认定：作者的初心是透明的、干净的。

四、对区域文化的积极传播

龚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也是一部作品得以流传的重要依据。新时期以来，许多优秀作家都自觉担负起中华文化的传承责任，将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承融为一体。《红高粱》中的民俗文化、《白鹿原》中的儒家文化、《古船》中的齐鲁文化等等，便是极好的佐证。显然，项宏的《人间草木》也践行了这一自觉，在小说中合理嵌入了优秀传统文化、安徽地域文化，提升了作品的人文价值与精神力量。

孙茜是靠餐饮起家的，陆子规也是靠餐饮步入辉煌的，饮食文化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传播对象，而“徽味小轩”主打就是安徽菜。“原先不被北京人待见的臭鳜鱼慢慢打出名号。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五十多条。光臭鳜鱼一项，一天收入就七八千元。其他如老母鸡汤、刀板香等徽菜传统特色菜，包厢里客人点得多。陆子规又趁热打铁推出精致徽菜，如黄石双石、无为板鸭和吴山贡鹅。无为板鸭和吴山贡鹅都是口味纯正的安徽地方菜。黄石双石采用黄山原生态的石蛙和石耳，都是比较贵重的食材，加上配置得当，一推出来，很受大众喜欢。”为了推介徽菜，作者算得上不遗余力、见缝插针。粗略估计，文中仅“臭鳜鱼”的出场就有十几次之多。

此外，地方历史文化的光芒也在字里行间频闪，比如龙舒历史沿革，比如龙舒八景，等等。在情节推进过程中，作者还顺理成章地让家乡特产搭上了“顺风车”，比如弯羊。由于扶贫工作需要，青螺镇在黛山村大力发展养殖业，推广本地优势品种叶集弯羊，并聘请农技专家辅导，慢慢形成了规模、打出了名头。弯羊，不但成了陆子规和俞茹烟情感复合的“红娘”，成了京龙商贸公司的重要财源，也为后来实施脱贫攻坚提供了产业支撑。

因了孙茜中医世家的缘故，中医文化在这部小说中的分量也不可忽视。借助孙茜的《不叫人间见白发》一文，作者详细地介绍了一个固发养发药方，由首乌、当归、乌药、灵芝、银杏叶等配制而成，但唯独一味主药非常难得，那就是旱莲草。为了提高药效，孙茜专门去了广西、福建大山里去寻找最优质的旱莲草和乌药，而后痴痴地研究培植方法，目的只是为了治疗子规头上那几根白发。一味小小的中药，不仅寄托了一个女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为人间草木生态园的创建埋下了伏笔。许是受了孙茜的影响，陆子规对中药也颇有研究，不然他也不会花一千块钱外加一盒中华烟去换两支何首乌了。

五、对社会问题的大胆揭露

改革，总是要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总是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然而正是这些矛盾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人间草木》这部小说，整体上属于一部主旋律作品，既大规模展示了改革开放成果，也没有回避在社会治理、环境保护、扶贫脱贫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文中写到，俞茹烟带着陆子规来到黛山村寨洼庄，几个正在晒太阳的老人赶忙站起来。“俞主任又来看我们了？是不是来发过年救济粮？”见俞茹烟空着手，又失望地坐到地上。这充分暴露出了扶贫工作中一些问题：政府的政策是好的，但部分贫困户却产生了等靠要的思想，正如李瓜子那理直气壮的话：“我懒，我懒怎么了？国家能让我饿死？”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而现实中把扶贫羊、扶贫鸡杀掉吃掉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因此，后来上面提出不但要扶贫，还要扶志、扶智，便是针对性这些现象作出的一些调整。

包产到户以后，龙口生产队村民的生活都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唯独韩大川一家每况愈下。于是，他们就“另辟蹊径”，成立马踏山海建筑公司，先是开山炸石，将凤立洼山炸去了一半，后又沿河挖砂，把霸王河弄得面目全非，破坏了环境不说，到了阴雨天气，就有山洪爆发的危险，严重危及两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于这些违规行为，做的人心安理得，旁观的人也觉得理所当然。比如，陆浩至和陈凤英就从不觉得韩小马他们炸山开石头有错，反而觉得他们挣钱光荣。”在农村，可见传统观念是多么根深蒂固，法治观念又是多么淡薄！

实际上，这些问题产生还有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资源是国家的，放在那儿一钱不值，挖出来大家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但关键是如何操作。像青螺镇李书记的做法，那就是充当“保护伞”了。

李书记是执政一方的乡镇一把手，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学会了选择性“站队”，谁有用就站在谁一边。在顾鸿影和秦悦的婚礼上，为了挤进顾副县长的圈子，他费了不少心思，受了不少难为。同时，他还暗暗建立自己的“势力圈”“小金库”，不光和马踏山海公司有交集，还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等方面搞暗箱操作，从中捞取好处。在纪委对他进行约谈时，他同组织玩起了“太极拳”，企图将视线转移到俞茹烟身上，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最终俞茹烟问题不大，李书记倒落得个“把牢底坐穿”的下场；以韩小马为首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村霸”也被一网打尽。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切归于平静之后，陆子规每年拿出几百万元对霸王河进行生态修复，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反哺意识，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这么一个崛起的年代，各种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这都很正常。必须有一部分作家关注现实生活，有勇气正视这些矛盾，不能在这些矛盾面前闭上眼睛”。《人民的名义》的作者周梅森说。一个作家，如果混淆了是非与善恶，抹杀了良知与正义，那么他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也绝对不会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从这个角度上讲，项宏是有担当、有格局、有情怀的，他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必将得到应有的认可。

作者简介：笔名冷吟，本名徐勤举，山东新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诗歌学会副会长。在《诗刊》《星星》等报刊发表作品1500余首（篇），部分被《读者》《青年文摘》《微型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入编50多种选本，数十次获省级以上奖，著有诗集两部、微电影剧本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