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策略。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政治话语，国家外文局编译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系列丛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海外的发行，引起了海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热潮。本研究通过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权威数据库搜集整理有关《治国理政》英译和传播研究的文献，发现了众多学者对《治国理政》一书的传播从传播现状、影响因素、重大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该书在欧美国家的传播和影响，在非洲的传播研究仍不完善。

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传播

随着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以及日益剧增的世界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显得尤为重要。而国家形象的树立和国家话语权的增强离不开领导人话语体系的传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策略。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政治话语，提升国家形象，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牵头，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联合同步编译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一书。该书的传播情况非常能够反映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海外的传播了解情况。随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治国理政》）在海外的发行，引起了海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热潮。课题组成员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权威数据库阅读了《治国理政》英译和传播研究的文献，概括了该研究领域的总体方向和最新研究成果，发现了一些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根据本课题组的文献调查情况，众多学者对《治国理政》一书的传播全方面、多角度地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治国理政》的传播现状，促使其成功传播的影响因素，以及该书成功传播的重大意义。

一、传播现状研究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英语国家的传播情况研究

学者们非常关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情况，众多学者从微观视角切入，以几个国家或一个国家中的主流报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详细调查研究。研究角度多为议题设置，报道倾向，内容分析等等。

吕伟松（2021）选取美国最具权威性的报刊《纽约时报》进行研究分析，从版面设置，数量变化，报道倾向等角度深入分析了《纽约时报》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报道。发现《纽约时报》对国内政治，文化社会，国际关系几个议题关注较为密切，报道量较大。主要报道倾向为负面倾向。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该倾向愈加明显，负面报道急剧增加，抹黑歪曲，恶意曲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张怡晟（2019）同样选取了《纽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但关注到了相关报道的报道篇幅和消息来源。发现《纽约时报》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报道篇幅均较长，对相关事实做了详细的分析。其报道引用源偏向外国专家学者，模糊消息源也占了一部分比重。

还有许多研究聚焦于欧洲地区。章晓英、周欢（2019）以《金融时报》《卫报》《泰晤士报》的报道为例，对英国媒体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报道作了研究。同样从上述角度切入，发现了英媒的焦点在于“一带一路”“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道仍多为负面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驻华记者的负面报道倾向甚于非驻华记者。胡洁（2019）对欧盟主流媒体《欧洲新闻台》《欧盟动态》《欧洲通讯社》中的相关报道进行了研究。研究者发现其报道重点落在“一带一路”和“依法治国”传播主题集中于经济和外交。在“一带一路”和“依法治国”的议题报道上，持肯定态度的报道稍占优势，中立和否定态度的报道数量相当。反映出欧盟媒体及欧盟机构对“一带一路 ”的肯定。

根据以上研究，可基本得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主要英语国家的传播情况。这些国家的媒体有目的性，有选择性地对部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解读评价，报道内容均为与其国家利益相关内容，且评价倾向多为负面倾向，无法全面有效的传递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更加不利于中国正面形象的塑造。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非洲的传播情况研究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正进一步地深入开展着。但常江（2017）指出，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加强，非洲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并没有与中国在非洲政治和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和非洲的政府交流和经贸合作在近年来快速发展，但并没有转化为非洲民众对中国的正确、积极的认知。面对这一事实，传播中国价值理念和执政经验，主动向世界阐释、传播中国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学界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非洲的传播情况研究尚未深入展开，相关研究较少。目前学者们多聚焦于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对非洲的借鉴意义，中国形象在非洲的建构和非洲媒体涉华报道的分析。

关于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对非洲的借鉴方面，罗建波（2014）着眼于治国理政层面中非之间的交流互促，按照时间顺序罗列总结了其从政府治理，民生改善到政党建设的交流内容和过程，分析了一揽子中国治国理政理念对于非洲的积极借鉴意义。贺文萍（2018）同样分析了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经验的看法和认识，和中非国情的差异性，总结出可供非洲借鉴参考的中国经验。

关于中国形象在非洲的建构，刘文宇、毛伟伟（2020）借助语料库进行话语分析，归纳出了非洲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发现语料多以肯定态度和中性态度建构“强大 的中国”和“朋友或伙伴式的中国”，与此同时，语料中也存在以否定态度建构“令人担忧的中国”的话语。胡钰、李亚东（2022）选取了经济增长最快，位于非洲西部的国家加纳的代表性报纸《每日写真报》，进行报道的分析。研究发现在该报纸里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主要以在加纳华人和中资企业为主要元素。体现了企业作为国际形象传播媒介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我国话语体系尚未覆盖到非洲的各个地区，我国话语体系传播还有待加强。

关于非洲媒体涉华报道的分析，陈佳忻（2018）选取了非洲三个国家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的代表性纸媒——《民族日报》《先锋报》《邮报卫报》的涉华报道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肯尼亚《民族日报》和尼日利亚《先锋报》的正面报道占比较大，而南非《邮报卫报》的负面报道占比较大。其原因是《邮报卫报》多引用西方权威报刊评论话语，受西方价值体系影响较大。

综上，可以从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形象窥见我国治国理政思想在非洲的传播情况。我国的相关成功政治和发展经验尚未完全传播覆盖到非洲。非洲民众在总体对中国形象持肯定态度的同时，对中非合作仍存在着一些潜在的担忧。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南非的传播情况研究

在中南合作密切开展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南非的传播情况却很少为国内所知。学界对此展开的研究调查也远远不及其在主流英语国家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和中国形象在南非的建立等方面。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南非总体上是积极正面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负面倾向。王青（2020）通过探究分析南非两大主流报纸（《星报》《邮报卫报》）对于中国的报道，发现南非的两大报纸报道中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呈截然相反的态势：《星报》构建了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而《邮报卫报》却呈现了一个入侵者和掠夺者的中国形象。袁文亿（2019）选取了在南非的《中国日报》和其本地的《星期日时报》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两家报纸在报道题材、报道倾向、中南关系上的异同点。发现中国主流媒体在南非新闻业的接受度较低，尤其体现在受众层面上，表明我国在南非通过自塑手段建立中国形象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薄荣康（2020）则从网络入手研究中国在南非的国家形象，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进行关于“China”相关内容的检索。学者发现南非网络上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文化形象的关注度高于政治形象，对中国的正面评价高于负面评价，主要负面评价集中于政治层面。唐青叶和史晓云（2016）从语料库话语分析的角度，分析了 2015 年习近平主席访非时南非媒体的报道，发现非洲国家反对西方鼓吹的 “中国在非洲实行殖民主义”的论调，肯定了中国对非洲的大力帮助，对中非合作前景态度积极乐观。

对于《治国理政》在南非传播情况方面，目前学界只有零星的研究。苏慧文（2019），以南非四大主流报纸——《每日太阳报》、《星期日时报》、《星报》和《城市报》为对象，同样从报道数量，主要议题等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其报道量远少于英语国家，主要关心议题为“一带一路”“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外，南非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主要持积极和客观倾向，大力肯定了中国作为南非重要合作伙伴的战略地位和重要帮助作用。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南非地区基本上为积极正向的合作者，但也存在着一些对于中南双方实力落差的担忧，而且南非一些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较深的媒体仍对中国保留着较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所以，中国在南非的形象建设以及治国理政等思想体系传播还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

二、《治国理政》成功传播的主要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治国理政》能够获得如此传播成就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翻译策略的灵活使用，传播渠道和策略的多样性和科学性。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丰富而完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共产党的执政实践而形成的智慧结晶，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军事等各方面的政治理念，也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思路。叶自成、李定华（2016）分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四大内在逻辑：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系统思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一带一路“战略，注重传承创新。发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和组织框架，涵盖了对国内问题的解决措施和发展国际关系的新思路。

另外，众多学者都关注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该书虽是一本政治著作，但领导人以事明理的朴实而生动的话语风格也比较容易被读者所接受，改变了中国政治话语空话、套话的生硬表达方式。”（窦卫霖，2016）肖贵清、李永进（2016）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实现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该思想广泛吸收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大量诗句、成语、民间俗语、谚语等等，使得抽象严肃的政治话语变得亲切可感，生动活泼。郭文琦、何高大（2021）认为《治国理政》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阐释和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正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文化性和广泛的借鉴意义奠定了《治国理政》一书的广泛传播。

（二）翻译策略的灵活使用

翻译策略的灵活使用也同样是促成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治国理政》中有许多古典诗词，俗语谚语，文化典故，其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中国文化。能否正确传达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策略的使用。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翻译理论或技巧出发，归纳了《治国理政》所使用的翻译策略。祝朝伟（2020）从典故的英译方法切入，分析语料库，归纳出直译、直译加注、意译、增译、省译、文化替代等一系列的翻译策略。郭文琦、何高大（2021）则关注文化传递的问题，从互文视角切入，归纳出“直译文化元素”“意译文化符号”“文内释译”“增译背景信息”“套译译入语句式”等翻译策略。汤春梅（2019）则更关注《治国理政》的可读性。从读者反应论视角分析，关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发现了其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采用了异化以及异化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既能保留中国特有文化意象的独特性，又能使外国读者能理解其中丰富内涵。各学者虽从不同翻译理论和视角出发，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但综合看来，《治国理政》的翻译的主要运用策略主要为直译、意译、增译、省译、套译等。由于中央文献外译的特殊性，其对于翻译的要求和标准非常之高。翻译人员须根据译出语的不同类型，灵活选择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做到既保留中国政治话语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又保证译入语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三）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和渠道

另外，传播方式和渠道的选择也在《治国理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治国理政》的广泛传播离不开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周忠良、任东升（2022）归纳出主要传播方式：高级别、高规格、政府间的首发会，国内外重要书展，中国图书中心，精英代言，多媒体协同对外宣介。指出了拓宽传播渠道，建立起政府民间一体，线上线下结合，多媒体多形式的传播渠道体系的重要性。中国外文出版社不仅先后在日本、埃及、秘鲁、新西兰、法国等多个国家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研讨会，还将书送给了多位海外知名政要，其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范围的广度都令人感叹。从被动发行到主动发行，从依赖主渠道到主、分渠道并举，从只管发行到发行与座谈、评论、研讨等多种传播形式相结合，新型发行模式逐渐形成。（窦卫霖 2016）但与此同时，在《治国理政》传播方面，全媒体时代下的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尚未完全利用。窦卫霖（2016），史安斌、薛瑾（2016）等都提出要加强利用社交媒体力量传播中国话语，加强自媒体建设，拓展新的传播渠道，提高传播质量。

三、《治国理政》广泛传播的重大意义

（一）国家形象的树立

《治国理政》的成功传播，能够扩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系统性传播，厘清、澄清国外对我国的质疑和抹黑，让中国的成功经验走向世界，树立中国良好的大国形象。长久以来，在西方国家占有强大话语权的国际舆论界，中国形象始终是是被动的“他塑”形象，经常遭到西方的歪曲和抹黑。外宣翻译成为自塑形象的有效手段，是中国形象传播和构建的重要途径。姜培培（2019）强调政治文献英译的目的在于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更重要的是最大程度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内外政策、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误解。《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对国内民主法治、反腐败等话题重点论述，澄清了西方民众一直以来对国内制度的误解。朱伊革（2017）同样认为《治国理政》译本不仅有利于改变中国形象总是被动地由西方来表述的局面，而且也促进中国自身的形象学体系的建立。《治国理政》英译本是加强文化外交，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成功尝试。该书英文版在世界各国有效地塑造和传播了中国亲仁善邻、民主法治以及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二）国家话语权的巩固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话语权也能得到有效加强和巩固。话语权最早由福柯（1972：216）提出，从表面上看，言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围绕它而产生的禁忌表明，言说是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家关系上存在着激烈的话语权竞争，是国家主体在国际社会上发表意见、传输价值观念、参与制订国际规则以及对国际事件进行描述、解释、评价、规范的权利和权力。（张新平、庄宏韬，2017）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国家话语权提升的困境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赵庆寺和吕伟松（2021）提出需要跳出西方话语体系框架，既要解构“西方话语”，又要建构“中国话语”，提升中国特色话语自信，用中国话语把中国故事说清楚。中央文献外译无疑向世界提供了了解中国特色政治理念的一大窗口。张生祥（2019）指出中央文献外译是国家话语对外传播的主要工程，是国家主动向世界讲解中国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与施政方针。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推广措施，该书的传播能够有效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形象。

四、总结

通过对以上学者研究的分类和梳理，易发现国内学者对《治国理政》相关研究颇为丰富，角度细致全面。其中，以影响该书传播的主要因素和该书传播的重大意义的研究最为丰富。众多学者以翻译策略视角切入，从微观层面分析翻译文本；从传播的策略、途径角度入手，分析其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更有从国家形象的树立，话语权的建构等方面入手，分析该书的传播对国家宏观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这些多样化的研究为《治国理政》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针对该书的传播现状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治国理政》在不同地区的具体传播现状研究则有待加强，目前研究均集中在西方主流国家。《治国理政》在全世界其他英语国家的传播情况还不甚清晰，尤其对于在非洲的传播情况研究较为稀少，只有零星个别的研究。而南非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我国在非洲大陆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市场，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南非的传播现状，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Foucault，M.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

[2]薄荣康.中国在南非国家形象的研究[J].新闻传播，2020（20）：26-28.

[3]常江.流行歌曲与中国形象的跨文化认知：基于对苏丹青年群体的深度访谈[J].新闻界，2017（06）：37-43.

[4]陈佳忻. 非洲媒体2017年涉华报道框架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8.

[5]窦卫霖.试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传译的成功模式[J]. 对外传播，2016（03）：16-18.

[6]郭文琦，何高大. 互文视角下中国文化价值观传播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英译为例[J]. 天津：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1，28（01）：69-80+159-160.

[7]贺文萍.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借鉴、融合与创新[J].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2018，11（00）：446-465.

[8]胡洁. 欧盟媒体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报道分析[J].对外传播，2019（08）：45-48+55.

[9]胡钰，李亚东. 如何建构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基于加纳《每日写真报》

[10]姜培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译本的国家形象建构研究[J]. 哈尔冰：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41（07）：104-107.

[11]刘文宇，毛伟伟. 非洲报纸媒体中中国形象的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J].外语研究，2020，37（02）：9-15+55.

[12]罗建波.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非合作的新着力点[J]. 中国投资（中英文），2019（02）：67-69.

[13]吕伟松. 海外媒体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报道研究[D]. 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21.

[14]史安斌，薛瑾.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我国对外传播的新重点[J]. 对外传播，2017（10）：4-7.

[15]苏慧文. 关于南非主流报纸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报道的研究[J]. 国际传播，2019（03）：61-70.

[16]汤春梅.读者反应论视角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J].海外英语，2019（12）：44-45.

[17]唐青叶，史晓云. 基于语料库的南非大报对习近平主席访非报道的话语分析[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8（01）：14-24+131.

[18]王青. 南非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D]. 浙江：浙江师范大学，2020.

[19]肖贵清，李永进.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3（01）：75-85.

[20]叶自成，李定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国际传播路径初探[J]. 对外传播，2016（03）：10-12.

[21]袁文亿. 中国-南非关系的媒介镜像：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D]. 北京：外交学院，2019.

[22]张生祥.中国国家话语的路径分析及思考[J].对外传播，2019（07）：19-22.

[23]张新平，庄宏韬.中国国际话语权：历程、挑战及提升策略[J]. 天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6）：1-10.

[24]张怡晟.关于《纽约时报》涉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报道的研究[J].国际传播，2019（06）：57-66.

[25]章晓英，周欢.关于英国媒体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报道的研究——以《金融时报》《卫报》《泰晤士报》报道为例[J].国际传播，2019（04）：46-58.

[26]周忠良，任东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宣介的本地化策略研究[J].对外传播，2022（07）：35-39.

[27]朱伊革.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与中国形象在海外的传播[C].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年会文集（2016年度），2016：605-616.

[28]祝朝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典故的英译方法及对外宣翻译的启示[J].外国语文，2020，36（03）：83-90.

作者简介：刘宇佳（2000.10-），女，汉族，河北满城人，苏州科技大学本科在读，英语专业

基金项目：2022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英语国家的传播研究——以南非为例”（202210332003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