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交通整顿的范畴，包含交通拥堵、交通事故等方面，涉及公安、交通等政府部门，牵涉市民生产生活、车辆行驶、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法律等方面，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的工程。作为近代以来全国重要城市的上海，城市交通整顿成效，考验执政党的能力与水平。对近代以降上海城市交通整顿的研究，国内学界已有相当作品评析，但总体侧重于晚清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新中国初期的研究较少。进一步聚焦接管初期上海城市交通整顿这一议题，学界已有的成果多在于摊贩、人力车、交通设施等与交通整顿相关的论述上，而鲜有针对性研究。本文希冀对新中国初期的相关研究做出有益分析。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上海；城市交通；整顿；综述

“交通”在古汉语中包含往来通达、感通感应、交往往来和勾结串通等词义，引申为交流；在现代汉语中，交通是指从事旅客和货物运输及语言、图文传递的行业，以及担任通讯联络工作的人员。“整顿”指将紊乱变整齐，使不健全的健全起来，包含整饬、整顿，整齐等意涵。上海城市交通整顿，即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城区交通的整顿，包含法令的制定实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工具及驾驶员的规范和市民交通意识培养等方面。接管初期，上海城市交通治理，是在城区黄浦、徐汇等20个区内开展的，旨在通过加强道路交通整顿，缓解城区道路堵塞、降低交通事故。在研究对象界定上，本研究仅分析接管上海初期，党和政府对交通问题的治理历程、经验、启示。公路、铁路、水路、管涵、航空航天等交通不在本文考察范畴。在时间界定上，本研究上起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下至1955年末、1956年初。原因在于：第一，接管初期，上海城市交通百废待兴，亟待整顿，党自解放上海伊始便开始了交通整顿。其二，根据已有文献资料，1955年10月，全国性城市交通法规《城市交通规则》正式施行，在接管以来多次运动式的交通整顿基础上，该年度上海城市交通事故发生率及伤亡人数大幅降低，道路通行率显著提高，而本次城市交通综合整顿的效力，又自然延伸到1955、1956年之交。其三，伴随着“三大改造”的步伐影响到上海市区众多的人力车、三轮车、马车等人兽力交通工具，以及公私机动车辆初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纳入到党的统一领导下，此举为进一步降低交通事故，提高通行效率创造了条件。故此为之。

一、国内研究综述

按时间脉络，可将上海城市交通整顿历程分为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三个时期。

在第一时期，关于近代上海城市交通整顿的研究，学界主要聚焦于租界和部分华界地区的交通管理机构、制度规定、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等内容，观点多以整顿成效、经验和教训呈现。李沛霖围绕近代上海交通从不同方面做了阐述，他归纳分析了上海租界当局设置机构和建构规则、执业训验和行停管制等模式，进而考察其整顿成效和经验[ 李沛霖：《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城市交通治理探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年第1期。]。在直接以交通整顿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中，有成果从宏观角度，研究近代上海城市管理的发展与特点，具体到交通层面，考察了租界工部局对道路交通秩序的规定及其发展演变历程，反映了西方管理城市的理念，在近代管理上海实践中的发展过程[ 马长林：《近代上海城市管理的发展与特点——以公共卫生、交通和建筑管理为中心》，《都会遗踪》2009年第1期；马长林等：《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有的论文以租界的交通管理为视角，通过论述租界在上海的位置、租界当局的筑路活动等，探析租界在近代上海交通发展中破坏性和建设性两方面的作用[ 陆兴龙：《租界在近代上海交通发展中的作用》，《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有的文章基于梳理和归纳档案，发现上海开埠后，行人、行车争夺道路资源，交通成为城市管理的难点问题，并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争论，展示了半殖民地背景下中外多方的社会冲突及其原因[ 何益忠：《近代中国早期的城市交通与社会冲突——以上海为例》，《史林》，2005年第4期。]。此外，还有论文以《申报》为线索，洞悉了上海城市交通事故与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 邵建：《清末上海城市交通事故与社会舆论——以<申报>相关报道为线索》，《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学界对近代上海华界交通的关注点，主要在于陆上公共交通、交通设施和交通秩序等方面：廖大伟从城市公交起步、陆上公交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公交的发展与市民观念、行政管理的转变，就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上海城市现代化的演进关系做了分析[ 廖大伟：《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上海城市现代化的演进（1927—1937）》，《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连域丞基于梳理分析近代上海公共交通各方面的发展脉络，探析了交通事故发生的规律及事故处理和交通整顿的一般手段[ 连域丞：《近代上海华界城市交通事故及治理（1927-1937）》[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8年。]；张帆研究了上海不同区域的交通信号灯管理机构与华租界信号灯的设置、安置和管理的发展[ 张帆：《近代上海交通信号灯研究（1919-1937）》[硕士学位论文]，保定：河北大学，2021年。]。楚浩然对1946年上海道路通行方向“由左向右”的变化进行了论析[ 楚浩然：《“由左向右”：1946年上海道路通行方向变化的历史考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而在与近代上海城市交通整顿相关的研究中，学界关注点多在于交通工具、市政建设、摊贩管理和警政警治等方向。陈文彬认为，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结构实现了由传统人力交通工具，向现代机动交通工具的转变；由于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结构的转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陈文彬：《城市节奏的演进与近代上海公共交通的结构变迁》，《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熊月之等则就晚清上海市政的肇始及其演进、民国时期市政交通建设推进和租界对上海市政的影响三层面论述了近代上海市政建设[ 熊月之等：《略论近代上海市政》，《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胡俊修、魏晓锴等则考察了近代上海市政建设和城市管理中，流动摊贩对市容交通的影响，及与市政当局发生冲突和整顿历程[ 胡俊修，姚伟钧：《二十世纪初的流动摊贩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武汉、上海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魏晓锴：《近代上海摊贩治理述论》，《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李黎明：《近代上海摊贩群体研究 1843-1949》，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郑祖安：《老上海十字街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另外，胡俊修、魏晓锴等还着眼于1946年上海摊贩事件之于城市整顿——民生与市容交通选择——的困境，进行探讨[ 胡俊修，田春丽：《城市治理视域下的一九四六年上海摊贩风潮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1期；魏晓锴：《近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困境：1946年上海摊贩事件再探》，《史林》，2017年第3期。]；周阿求还对该时期警察整顿摊贩过程中的警治腐败与松弛问题进行分析[ 周阿求：《民国后期警治腐败与警治松弛的碎片化考论——以上海摊贩档案为考查对象》，《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在第二时期，即本研究的聚焦时段——接管上海初期（1949-1955年）的城市交通整顿研究，已有研究表现在专著方面，主要以宏观的历时性叙事为主，兼论交通整顿。研究成果多以政府部门的志书表现，偏向于宏观梳理，条化研究该时期上海城市交通整顿历程，从安全管理、体制改革、科技发展等专论与法律制度、市内公交、公路运输等分论的结合中展开，指出“变革旧的生产关系，逐步完善交通管理体制，改造、扩建与新建并举，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改造与采取新技术结合，改进交通技术设备”等过程[ 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办公室，上海市经济学会：《上海交通 1949-1988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臧志军：《奋发前行：新中国70年上海公用事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易庆瑶，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公安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此外，既有成果的研究范式还包括公用事业、交通工具、社会救助与生产建设等。相关研究在论述上海社会风貌、交通工具中，从人力交通工具、公共电车和公共汽车、公用事业等方面，管窥近现代上海交通工具演变及其连带的交通问题[ 王力群，齐铁偕：《上海是轮子转出来的 上海公共交通百年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上海交通企业中的民主改革，社会救助与生产建设相结合的以工代赈——清理苏州河道，改善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 高冬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与实践研究 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目前学界关于该时期的学术、学位论文已有一定的研究，但以此为专题的研究成果有待加强。其中，主要研究方向在于交管组织及改造旧员、缓解道路拥堵和整顿流动摊贩等。具体来看，见诸对该时期上海公安机关的研究，即从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职能角度，简述上海交通秩序混乱，总结出整顿上海城市交通的整顿摊贩、管理车辆和驾驶员、改善交通设施和实行勤务制度四项举措[ 张星：《建国初期上海市公安机关工作研究（1949-1952）》[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5年。]；此外，有论文从接管上海、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的视角，论述上海城市道路拥堵整顿的举措和问题[ 张皆欢：《上海市道路交通拥堵治理的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迄今而言，学界涉及该时期的成果，主要围绕接收安置旧职员和整顿摊贩等层面展开。对于安置旧员，既有成果通过梳理归纳上海地方文献资料，指出党在接管上海的过程中，既接收了包括交通警察、交通运输与公共交通工具驾驶员和市政工作人员等，又对其进行甄别、改造和训练，分别给予留用、开除、惩处等处置[ 吴金花：《解放初期上海对旧人员的接收与安置研究（1949—1950）》[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版。]，分析了该时期上海旧公职人员的转变，为研究该时期交通整顿的部分参与主体提供了窗口；而对于整顿摊贩，现有研究从接管初期上海市公安局主管与市工商局主管两个时期的整顿举措入手，论析管理摊贩对于发展交通、改善市容的影响意义和经验教训[ 刘玲玲：《1949-1952年上海摊贩管理工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以及上海重造组织生态，实现对摊贩的再组织和整顿。此外，也有论文从人力车这一交通工具的角度，阐述接管初期人力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上海城市交通的影响[ 沈雯雯：《建国初期上海人力车行业研究（1949-1956）》[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

比较而言，第三时期的研究内容更为直接和多元，不仅涉及交通政策制定、整顿实践、事故分析，还在于更高层面和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城市化与城市病[ 许春善：《城市交通管理的现代化战略研究》，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18年；刘晓东：《上海市交通拥堵治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2019年。]，研究内容涉及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其中，张皆欢、刘晓东以“上海交通拥堵整顿研究”为议题，关注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整顿道路交通拥堵问题中的职能，梳理了适合上海在整顿城市交通拥堵的对策和建议[ 张皆欢：《上海市道路交通拥堵治理的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刘晓东：《上海市交通拥堵治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2019年。]。在具体研究方面，有论文认为上海可以借鉴东京模式，在新的城市交通发展的顶层设计上，遵循长远规划和政策导向，从道路规划建设、交通管理水平、整合公交线路、缓解车路矛盾和规范交通行为等方面整顿[ 梁兆亭：《上海的道路交通管理可借鉴东京之模式》，《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有文章指出，要坚持“执法规范化、管理人性化、服务优质化、措施科学化”，推动上海城市交通管理工作[ 潘海啸：《上海城市交通政策的顶层设计思考》，《城市规划学刊》，2012年第1期。]。有成果论证了不良天气条件与交通事故的关系，及交通事故特点、成因、趋势和对策[ 贺芳芳，吴建平等：《上海地区不良天气条件与交通事故之关系研究》，《应用气象学报》，2004年第1期。]。在城市化和城市病方面，有论文指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产生，分析了其表象、体制性成因和整顿路径，认为问题的解决在于建立城乡统筹管理体制、完善城市规划政策体系，以及建立跨部门协同体制机制[ 李桃云：《近期上海公路道路交通事故特点、成因、趋势及对策》，《上海公路》，1995年第1期；余悦：《城市化与“城市病”——上海世博会后话城市》，《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王郁等：《“城市病”的表象、体制性成因及其治理路径——以上海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王中亮：《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对策思考——以上海为例》，《上海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许培星：《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交通管理 “九五”上海交通管理规划》，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回望历史，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接管各大城市之后，党和人民政权也对其城市交通展开整顿。笔者经多方检索，发现目前学界在该时期的研究中，视线多聚焦于北京城市交通整顿，而对其他大城市的研究较少；学者对大城市交通整顿的关注点多在于摊贩、人力车、交通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方面。自接管后，党即开始整顿北平交通乱象，而其交通整顿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四个月后接管的上海道路交通提供借鉴和参考。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城市交通整顿颇受瞩目，在相关研究中，有论文从恢复城市公共交通及发展中的问题、原因，改善公共交通的措施和交通工具现代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宋湛：《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公共交通的恢复和发展》，《北京党史》，2006年第4期。]；与近代上海相似，北京也面临着商贩、人力车等严重影响城市交通的问题，有成果对其管理、改造历程进行了分析[ 任红宇：《建国初期北京市对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城乡建设与发展》，2017年第16期；张世飞：《北京解放初期的整理摊贩工作》，《北京党史》，2004年第2期；连少甫：《解放初期北京（平）市的三轮车夫救助工作》，《北京党史》，2012年第2期。]。而关于北京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有文章探讨了交通立体式发展的进路[ 杨燕：《老北京交通的“地上”与“地下”》，《中国公路》，2017年第2期。]。此外，还有论文从市政交通建设的角度，考察了北京市政建设与城市发展[ 程静：《建国初期北京市政建设与城市发展（1949—1952）》[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

综上所述，第一，目前学界对近现代上海史的研究方向中，较少关注城市交通整顿这一议题，专门研究成果较少，有待更进一步整理和探赜；本研究将紧密联系该议题，希冀做出一定的贡献。第二，在近现代上海城市交通综合整顿的研究成果中，暂无与本研究相同或近似的专题研究，本研究将考察上海接管后的阶段性城市交通整顿历程及其成效和启示。第三，目前相关学术成果，在研究空间上表现出晚清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多于接管上海初期的状况，直观反映了研究接管上海初期该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为本研究的选题原由之一，本研究将为该议题的阶段性考察分析进行补充。另外，经笔者了解，新中国初期（1949-1966年）的上海城市交通综合性研究有待深入挖掘和论析。总之，对接管初期上海城市交通整顿的研究，学界在挖掘深度、视野广度和立意高度等方面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需要进一步探微。

二、国外研究述评

笔者经在多个外文数据库检索相关关键词发现，除几篇外文报纸对近代上海交通警察的报道外，目前暂无直接以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初期的城市交通整顿为对象的研究。在笔者查到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国外学界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近代以来上海（交通）警察这一执法主体，以及对近年来上海交通拥堵的分析。其中，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其《上海警察（1927-1937》和《红星照耀上海城：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1942-1952）》两部专著中[ [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美]魏斐德：《红星照耀上海城 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1942-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从新的警察理念、政治选择之于警政的意义、新市政秩序的局限等五部分，系统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警察及其与多种政治势力的因应历史；书中考察了国民党如何依靠警政势力把上海打造为一个深受其影响的城市；作者还将上海警政的转变与城市治安环境的变迁结合起来研究，论证了南京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公安局的成立、作用及其演变。魏斐德还分析了近现代政权更易情况下，上海警察从日伪政府到国民政府，再到人民政府的转变历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上海警察的接收与改造；接管之初上海面临海上封锁时期，新公安人员如何维持城市秩序，以及改组后的警察何以成功施行社会改造等。此外，魏斐德还考察了国民党对上海管理和各方面的努力[ [美]魏斐德：《中国国民党管理上海的尝试（1927-1949）》，《亚洲研究杂志》，1995年第2期。]。有学者通过对锡克教移民群体研究，分析了锡克族人移民上海及其在上海充当交警的缘起、历程和影响[ [美]伊莎贝拉，杰克逊：《南京路的统治：条约港上海的锡克教警察》，《现代亚洲研究》，2012年第6期。]。而在近年上海城市交通拥堵的研判分析上，有论文从上海私家车牌照拍卖政策的微观角度，管窥了限制私家车牌照发行数量对于交通拥堵的影响[ [美]李志：《监管与权利再分配：上海私家车牌照拍卖政策如何影响乘客的福利》[硕士学位论文]，洛杉矶，南加州大学，2014年。]。

综上，国外学界对开埠以来上海城市交通整顿的研究，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期对上海警察的群体性分析和新世纪之后交通拥堵的考察上，鲜有以新中国初期上海警察或近代以来上海交通警察为对象的研究，而在接管初期上海城市交通整顿方面，几无研究。因此，该领域、该议题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本研究将通过重点论析，尝试为1949-1955年上海城市交通整顿做出努力和贡献。

作者简介：张俊杰（1996—），男，汉族，河南周口，硕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