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盛宣怀作为晚晴一位重要的人物，关于他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很多成果。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研究盛宣怀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盛宣怀奠定基础。笔者试图聚焦于近十年有关盛宣怀的研究成果，对以往有关盛宣怀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希望可以为进一步研究盛宣怀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盛宣怀  研究综述

一、关于盛宣怀研究状况

学术界研究盛宣怀，不管是是期刊论文还是著作方面，成果都很显著。笔者先对这些关于盛宣怀的研究成果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在“中国知网”这个学术期刊网上，将盛宣怀作为关键词去检索期刊论文。笔者发现，一共有903条检索结果，其中专门研究盛宣怀的硕博士论文共计61篇。从检索的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学界最早以盛宣怀为题的学术论文是在1961年发表的。其中最早专门研究盛宣怀的学位论文，则是在2001年。这些研究盛宣怀的学术论文涉及到各个方面，有研究盛宣怀外交观念的、铁路思想的、教育思想的和实业思想的内容。本文将列举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来进行探究。关于盛宣怀的研究，学术界在著作和史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二、对盛宣怀具体内容的研究

（一）盛宣怀与铁路方面

关于盛宣怀与铁路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关于盛宣怀与近代中国铁路方面的研究，学者们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1.将盛宣怀的铁路探索与其他人的铁路探索对比

莫起升对盛宣怀和孙中山二人的铁路思想进行比较，作者认为孙氏和盛氏两人都对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盛氏的铁路规划有两方面内容：首先是，把芦汉铁路作为中心，然后再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行扩充；其次是，他的铁路规划是以主权为核心的，同时考虑到国防和经济的因素。作者还提到了盛氏在主持修建铁路期间，非常重视铁路轨道建设的统一。孙中山的铁路规划思想产生于甲午战争前后，他的铁路思想分为早期对铁路的大致规划、后期对全国铁路布局进行详尽的规划这两个阶段。在早期阶段，孙氏拟定了南路、中路和北路三大铁路干线，同时考虑到了国防、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因素。在后期阶段，孙氏提出建立中央铁路系统、以中国北部沿岸和东部沿岸港口为中心铁路系统等六大铁路系统，并且根据这些铁路系统所在地区的特点，详细规划了每大铁路系统内部干线的具体数量。盛氏与孙氏两人的铁路思想有着较大的差别，盛氏铁路规划中，涉及到铁路的数量少，急于营利，施工的可能性大；而孙氏的铁路规划，铁路数量众多，涉及到的地域的非常广阔，他的铁路思想更多的具有理想性，有些设想即便是在今天也未能完全实现。

庞广仪认为盛宣怀和张之洞都是晚清政府中主持建造铁路的最重要的两位人物，但是张氏与盛氏二人在筹办铁路的具体策略上是存在差异的。盛氏非常支持铁路干线国有，借助外款来修筑铁路；而张之洞在“庚子事变”大力推动铁路干线商办，以此来安抚民意。文中还分别分析了张氏与盛氏在与列强谈判中所采取的策略，他们二人在与列强进行借款修铁路的谈判中，尽量运用列强的之间的矛盾，减少王朝的损失。但后来由于张氏主张的商办铁路政策实际效果较差，因此张氏对盛氏关于铁路的主张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和接受，但是张氏在推进铁路干线国有和借助外款来修铁路方面，比盛氏更为稳妥。

熊元彬指出，不能简单地将铁路国有、借外债来修铁路的主张完全归咎于与盛宣怀一人身上，因为当时还有其他人也主张举外债来修铁路。分析了盛氏与官商民（股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虽然盛氏与外人签订了借外款来修造铁路的合同，但并不能以此来说盛氏的行为是“卖国”行为。不过，但是地方官绅商要求商办铁路的呼声越来越高，盛氏仍强硬地表示收回铁路干线，这是他后来受到多地官绅抵制、被清廷责罚的重要因素。但孙中山的情况明显比盛氏好的多。作者认为，即便是孙氏的办铁路的实践经验远远比不上盛氏，也同样主张推进铁路国有和借款，但是官商民却对其进行了极大地支持和理解，其中还列举了湖南的铁路公司对孙氏的理解和支持。孙氏还对引进外资筑路的方式进行了细分，在铁路筹资、在用铁路人才方面，孙氏和盛氏都有较大的差异。虽然盛氏和孙氏在铁路建设方面都有着相同的初衷，但是两人有着不同的命运。盛氏生活在社会即将变化的年代，人们对清王朝已经失去了希望，人们将举外债、铁路国有视为卖国。但民国初年社会各界却对作为新生势力的代表的孙氏充满了希望，孙中山将铁路修筑权与国家主权区别开来，争取民众的理解。

2.以具体的铁路为例分析盛宣怀的铁路探索

张旭宏从集团这个视角来研究保路运动，将保路运动中的集团分为了四种，即官僚、川籍商绅、川籍民间保路会以及同盟会，其中盛宣怀属于官僚集团的成员，分析了盛氏在保路运动中的强硬举措。冀满红、吕霞在文中分析了围绕芦汉铁路的建造权，英法比利时等列强之间展开激烈竞争的过程，最终比方赢得被借款权，这对于之后清王朝的政治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分析了盛宣怀与美方、比方的谈判过程。该文最大的亮点就是有图表，图表中清晰地展示了在芦汉铁路谈判中比方的要求，以及中比两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3.研究盛宣怀铁路探索的其他方面的内容

李朝月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邮传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原因，并且对盛宣怀在推动铁路国有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邵建对郑观应与盛宣怀几十年的交友经历做了分析，盛氏为郑氏的儿子及其兄弟提供了巨大帮助，同时郑氏也为盛氏提供了大力的支持，支持盛氏在铁路、电报等方面的事业，郑氏是盛氏承办各类洋务事业的重要助手。岳鹏星在文中分析了清王朝的铁路外债政策的形成过程，他认为：“1898年芦汉铁路借款订立，使得晚晴铁路外债的国家政策最终确立。”作者还分析了盛宣怀、王文韶、张之洞等人在借款谈判中的态度是存在差异，尤其是盛氏在与比利时代表谈判中，既有抗争也有妥协。该文在文献方面运用了张氏、盛氏等清廷官僚之间的电文和书信。

（二）盛宣怀与近代教育方面

张寅、彭泽平在分析了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经历，他是通过官督商捐的方式来办南洋公学的，盛氏看到了教材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分析了盛宣怀在南洋公学自编教科书过程中起了推动和支持作用。

段玮玮分析了盛宣怀的职业教育活动，认为盛氏开展的职业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甲午战败的影响，让他意识到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性。从直接的目的来说，盛氏开展职业教育就是为洋务企业的发展培养人才。在形式上，创办的学校具有学堂的形式，但同时具有专门性和职业性。在具体的培养方面，主张国内教育和留学教育相结合；专业设置方面强调实际的社会需要，具有多元性；积极为培养的人才拓宽就业渠道。作者认为盛氏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他的职业教育活动对当今我国的职业院校的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王丽娟分析了盛宣怀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创办了一批正规的具有大学性质的学堂，在这学堂当中，他特别强调基础学科的学习，重视学堂中的英语教育，他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欧七斤对盛宣怀兴办学校的原因进行了探析，盛氏祖父辈重视教育、办洋务企业的需要、新式教育的影响、李鸿章兴办教育的活动这四个方面构成了盛氏大力推动教育的原因。

吴洪成、王雪迪分析了盛宣怀的师范教育思想。盛氏在师范教育的教学目标与管理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教育中坚持传统文化的应有地位；对师范生的学制进行了规定，认为教学组织应有序开展；定期进行教学考核，对师范学生划分层级。在培养模式方面，盛氏主张开办师范学校，同时派遣留学生作为培养师资的补充。欧七斤详细地统计了南洋公学派出留学生的数量、以及他们各自的籍贯，以及他们留学的国家。派出的留学生所学习的科目，以工程类居多，又兼顾法政经济等学科，这符合盛氏对于人才的需求。盛氏认为派遣留学生，必须在筹集留学经费和挑选学生这两方面做好准备。该文有4份图表，图表中不仅有留学生的基本信息，还有大量有关的数据，基本上全面反映了南洋公学选派留学生的情况。

沈伟分析了南洋公学在法学教育方面所进行的探索，分析了盛宣怀创办公学特班的过程，盛氏对于公学特班法学教育抱有很大的希望，期待能培养出对外交涉有益的法学人才。褚柔分析了盛宣怀实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实业教育思想的具体内容，并对盛氏的实业教育的可取性和局限性做了分析。

（三）盛宣怀的对外交涉活动

杨阳对盛宣怀对外交涉的经历做了分析，尤其是对其在吴淞铁路问题谈判中表现、以及担任海关方面职务的经历进行比较详细地论述。还对盛氏参与中英双方商约谈判的过程做了梳理，认为盛氏在谈判过程中权力受到了张之洞、刘坤一这两位有实力的地方督抚的限制，盛氏的谈判权力并不充分。戴海斌分析了盛宣怀和余联沅在张刘两位总督的支持下，积极同列强谈判交涉的过程。盛氏在此次谈判中身份特殊，而余氏是地方官僚，同时盛氏与余氏二人同列强交涉的方式也存在差异，盛氏对外交涉的方式所产生的效果相对明显。

谭淑雅认为，由于盛宣怀几十年从事洋务以及经常和外国人交涉的经历，使得他对西方有深刻的认识。对条约和国际法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他主张通过“和”的方式来维护清王朝的利益，与外交涉中有妥协又有斗争，他更多的时候是提倡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在对外交涉中，多次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郭继武分析了东南互保与晚清政局之间的关系，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盛宣怀由于他长期督办电报局，所以他的消息灵通。在互保过程中，盛氏成为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大臣之间联络的重要人物，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盛宣怀与汉冶萍公司

左世元、李海涛指出，盛宣怀在为汉冶萍公司寻找拓宽钢铁销售市场的渠道，主要体现在国内渠道和国际渠道两个方面。郭莹、杨洋认为，盛宣怀在汉冶萍公司内部的人员任免方面拥有决定权，即使在盛氏本人死后，其家族仍在董事会中占有核心地位，并分析了盛氏能够掌握人事任免权的原因。[[[]郭莹、杨洋：《汉冶萍公司用人权限问题考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75—82页。]] 左世元分析了盛宣怀在辛亥革命时期为阻止各方势力染指汉冶萍公司，所推动的各项策略。郭莹、陈锴认为，盛宣怀因汉冶萍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在1907到1913年之间积极向社会招股来筹集资金，但效果并不好，因此盛氏还是得向外借款以维持汉冶萍公司的运转，文中还对汉冶萍公司招股陷入困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通过梳理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盛宣怀的学术论文，我们可以发现有如下特点。在具体的内容方面，绝大部分的学者更加倾向于研究盛氏某一方面的内容，较少追求对盛氏进行宏大而全面的分析；在研究视角方面，许多学者研究盛氏的视角不断开拓和创新，为他人研究视角的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历史时期方面，学者们不只对辛亥革命前盛氏的活动进行研究，也对革命之后盛氏的活动进行了梳理。这些关于盛氏的学术成果，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盛氏提供了启示。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盛氏整体性的研究相对较少，还有对盛氏在仕途初期的活动研究的相对较少。

三、对盛宣怀的人物评价

（一）时人对盛宣怀的评价

李鸿章认为盛宣怀在对外交涉方面，能够做到“洞悉症结”，与外交涉的效果也非常好，这也是盛氏深受李鸿章器重的重要原因。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曾认为盛宣怀：“且又独揽轮船、银行、铁政、铁路、煤矿、放置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正坐务博不务精之弊。”在经元善看来，盛氏涉及到行业非常多，掌握了多个行业的大权，但是每一个行业都没能做到精。张之洞在给直隶总督王文韶电文里面提到盛宣怀：“环顾四方，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任此事。该道无此六病，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在张之洞看来，盛氏在对商情、大局、洋务、外人、阅历和实践这六个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如果让盛氏帮助处理事宜，能够处理好南北、中外以及官商这三组关系。这表明张之洞对盛氏的能力是非常推崇的。

2.学术界对盛宣怀的评价

根据笔者统计，1978年以前，对盛宣怀进行负面评价为主的学术论文占了绝大多数，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学术界越来越客观评价盛氏，对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也做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有利于我们认识真实的盛氏本人。陈寅恪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陈寅恪主张对待古人学说，应该有同情理解的态度，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盛氏作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除了研究他的各方面的活动之外，还绕不开对他的历史评价。评价盛氏应该将其放在其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去分析，才有可能向人展示真实的盛氏。在评价时不能简单地否认盛氏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活动，他在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客观上有益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不过，也不能对盛氏本人做出过高评价，比如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曾建议朝廷派大臣：“以考求新政为名，赴各国面递国书，以维均之势立说，东三省开通商埠利益均沾为宗旨，乘其胜负未分先占地步。”[[]]盛氏主张大臣通过利益均沾的原则来游说各国，进而达到抢先的目的，这实际上极大地损害了东北三省的利益，实际效果也没能达到盛氏的期望。

参考文献：

[1] 吴纪先：《盛宣怀与辛亥革命》，《江汉学报》，1961年，第3期。

[2] 莫起升：《盛宣怀与孙中山铁路规划思想之比较研究》，《求索》，2010年，第7期，第237页。

庞广仪：《张之洞与盛宣怀铁路筹办策略异同评析》，《中州学刊》，2017年，第7期，第122—126页。

熊元彬：《同衷异果：盛宣怀与孙中山铁路国有及其借款比较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104—109页。

张旭宏：《集团视野下的四川保路运动》，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

冀满红、吕霞：《进退维谷：芦汉铁路借款谈判与中外纷争（1896-1898年），《历史教学》，2016年，第12期，第17—22页。

李朝月：《清末立宪邮传部铁路国有政策述论》，《学理论》，2010年，第34期，第182—183页。

邵建：《郑观应与盛宣怀关系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121—129页。

岳鹏星：《晚晴铁路外债政策形成探析》，《兰州学刊》，2018年，第10期，第17页。

张寅、彭泽平：《南洋公学与近代中小学教科书建设》，《教育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第81—83页。

段玮玮：《浅析盛宣怀的职业教育活动》，《职教史话》，2011年，第15期，第59—61。

王丽娟：《盛宣怀与中西学堂的创办》，《兰台世界》，2012年，第6期，第29—30页。

欧七斤：《盛宣怀兴学动因探析》，《常州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1—6页。

吴洪成、王雪迪：《近代教育家盛宣怀师范教育思想探析》，《教育与考试》2017年，第4期，第90—95页。

欧七斤：《晚晴南洋公学留学教育述论》，《历史档案》，2015年，第4期，第104—112页。

沈伟《萌芽时期的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基于南洋公学特班的研究》，《交大法学》，2019年，第1期，第112—116页。

褚柔：《盛宣怀实业教育思想探究》，兰州大学，2018年，硕士。

杨阳：《清末商约而谈判》，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

戴海斌：《“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第162—171页。

谭淑雅：《晚晴时期盛宣怀对外观念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

郭继武：《东南互保与晚清政局》，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博士。

左世元、李海涛：《盛宣怀与汉冶萍钢铁销售市场的开拓》，《近代史学刊》，2014年，第2期，第75—86页。

郭莹、杨洋：《汉冶萍公司用人权限问题考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75—82页。

左世元：《辛亥革命时期盛宣怀“保护”汉冶萍公司的策略》，《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4期，第190—196页。

郭莹、陈锴：《汉冶萍公司1907—1913年招股述论：兼及近代中国重工业企业遭遇的资本社会化难题》，《求是学刊》，2018年，第6期，第156—166页。

李鸿章：《奏留盛宣怀片》，《李鸿章全集·奏议十》，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28页。

夏东元编著：《经元善致郑观应等函》，《郑观应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夏东元：《鄂督张香帅致直督王夔帅电》，《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1页。

[29]陈寅恪：《审查报告一》，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文集》，第3卷，长春出版社，2017年，第295页。

[30]夏东元：《寄武昌端午帅》，《盛宣怀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