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对港澳地区实行“一国两制”的基本政治制度，允许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给予其高度自治权。而近年来，香港“占中”运动，旺角暴乱，青年本土派的问题等乱象频发，香港公民的国家认同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论文从曾锐生所著《香港近代史》一书中挖掘并梳理近代以来香港社会各个领域的历史文化信息，于此探究重新建构香港公民国家认同问题对策。本论文共分为二部分：第一部分从法治和经济层面展开探究近代以来香港社会概况；第二部分探究香港的居民身份认同问题并于香港与祖国关系变迁及外来文化影响两个方面探究其背后的历史动因；

关键词：香港；社会概况；国家认同

香港作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在回归后二十余年来在祖国的支持下于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此背景下，当今的香港身份认同问题也越发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对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详实而具体的探索，在充分了解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社会基本特征之后，再有针对性地探寻现实问题的解决路径。《香港近代史》承载着曾锐生对于香港本土、香港主体和香港历史命运的严肃思考。本文将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跨越时代对英国统治期间的香港社会进行深入剖析，建构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表现香港人面对历史巨变的思想感情，去思考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及其历史命运，并挖掘其中对于解决当下香港问题的内在价值。

一、近代以来香港社会概况

从英军侵占香港到19世纪末，香港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法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

（一）法治

十九世纪香港的司法存在着随意性和严重缺陷，“反华立法”的存在以及种族主义让中国居民受到不公正对待和歧视。但在19世纪中期，中国南方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已经崩溃，清朝的司法规范不再发挥作用。相反，广东省地方官僚经常采取极端措施来恢复秩序，阻止皇权的彻底崩溃，这对于底层群众的压迫更为致命。

尽管十九世纪的香港法治并不完善，但无论如何，法治决定了法律制度的结构和程序，限制了某些对当地社会有害的政策，并帮助许多冤枉的人获得无罪释放。因此，对于普通的中国劳工而言，相对温和的英国法律体系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对于接受过一些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正在发展事业的中国人而言，英国的法律体系和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吸引力也稳步增长。

进入二十世纪，香港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总体的迅速进步。社会立法正在成为欧洲和美国生活的一个特色，它所强调的思想正在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运输和通信方面的巨大进步使更多的人能够旅行，使信息能够迅速和广泛地传播，这加速了社会变革的进程，甚至在殖民地领土上也是如此。社会立法改变了工作条件，改变了人们生活和交往的社会环境，甚至消除了一些社会弊病。

在40年的时间里，香港居民的人口增长了5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里，香港居民人口增长了近3倍，这意味着香港的成年华人人口大部分是第一代移民、临时工或难民。就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只有38.5%的中国人在那里生活了10年以上，只有6.4%的人在那里生活了30年以上。

香港最终创造了一个以法治和司法独立而备受推崇的英国司法在亚洲的典范，并吸引了更多认同英国法治的移民加入。

（二）经济

在经济上，由于卓越的地理位置，英国司法管辖区提供的稳定、安全，香港建立起了一个社交和金融网络，引领欧洲、美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国际城市，这也使中国贸易商受益。在香港设立业务的中国商人能够绕过中国的对外贸易法规和限制，“加入国际中介机构，成为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全面贸易伙伴”。因此，香港“成为外国和中国资本在亚洲社交网络的首要交汇处”。

同时，香港的建设离不开大量的中国劳动力。中国工人为建设新的港口城市提供了大量人力，使经济发展成为可能，并为其提供了支持。特别是在1850年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后，华人社区的贡献呈现出一种新的、越来越重要的层面，因为逃离中国的重大社会动荡的中国商人开始搬迁到香港或在香港设立企业。

在二十世纪，大量新移民迁入香港。尽管在香港工作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恶劣，但他们在香港的生活仍比在中国大陆的更好，许多人“每个月都能把钱汇回中国”。在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这些动机被寻求英国殖民地安全的人所巩固和取代。因此，很少有新居民对大英帝国或香港本身产生任何忠诚感。此时，香港居民仍然对中国的认同度更高。他们更多地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更关心中国的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当地的政治发展。

（三）文化教育

近代以来，香港的教育大规模扩张，起初主要是在小学水平，1949年后政府还引入了义务免费小学教育，改善了社会福利。作为扩张规模的一个标志，香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有118，000名在校儿童，1945年仅为4，000名，但在1945年为983，500名或99.8%的小学适龄儿童。随着福利方面取得实际进展，包括引入公共援助计划和九年的普及免费教育，香港的文化教育愈来愈兴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1年底重返联合国，及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初访问中国时，一种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席卷了许多人，包括香港的公民。由此，受过高等教育的香港学生发起了一场运动，即1974年中文在香港被正式列入官方语言的运动。

尽管香港的教育体系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仍然存在不足和问题，但政府成功地建造了许多学校，并培训了教师，形成了一套较为优良的教育体系。

（四）公务员体系

1861年，香港公务员队伍进入了新阶段。原先，殖民地政府主要由英国官员组成，他们无法与绝大多数当地人沟通。香港政府的目标，是为香港提供一支具备专业水准、高效率、诚实可靠、竭诚效力、务求不负市民期望的公务员队伍[1]。香港政府招募来自英国的年轻毕业生，使他们接受为期两年的广东话和中文书面训练，然后再把他们调入公务员队伍，成为快速发展的人才，学员干部逐渐成为香港政府的中坚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政府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招募华人加入。而在此之前，香港政府只招收纯欧洲血统的男性。

曾锐生在书中记录到英国殖民统治给香港留下了一份影响深远的遗产——一套完整而严密的公务员体系。无论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香港拥有的都是一套现代、高效、公正的公务员制度。正是这样一套公务员制度的存在，使香港能够在80年代早期尽可能地按照中国的传统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而这也恰恰成为了“一国两制”政策能否真正延续下来的关键因素之一。香港公务局是世界上公认的亚太地区最有效率、最廉洁、最为稳定、最富活力的公务员队伍之一，其有着以下几大特点。

行政组织架构及职能定位明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专业分工的细密、政府职能的复杂化和专门化，港英政府行政机构大幅度增加一些政府部门不断作出调整。香港的行政组织架构共分为指挥中枢、统筹决策和政策执行三个层级，其中，指挥中枢由政务司、财政司和律政司三大系统构成；行政监督体系的决策监督机构又由公务员事务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等十二个决策局组成；政策执行由决策部门领导下的五十八个署、处组成。各层级之间环环相扣，责任明确、指责明晰，确保了香港行政组织的高效运转。

法制化的管理。香港有关公务员管理制度的法规相当完善，从公务员的招聘、纪律、考核、薪酬到退休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这有利于对公务员进行了规范化的管理，也有利于形成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良好环境[2]。同时，法制化的管理促进了人民群众提升对于公务员群体的信任感，从而使得人民会相对更主动地配合公务员群体的工作，从这个层面上又推动了社会秩序更加井然有序，更加易于管理。

严明的监督机制。廉政公署是香港政府肃贪倡廉的专门机构，受行政长官直接领导。廉政公署依据《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的有关规定，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打击贪污犯罪，致力于维护清廉的风气。在香港的监督机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约束机制是新闻媒体。大部分人对香港媒体的印象并不好，记者被称为“狗仔队”，认为许多记者是以探听他人隐私和搬弄是非为生计。香港媒体业实然存在这类乱象，但其对于社会信息的挖掘能力之强也是不可否认的，并不局限于娱乐圈，香港媒体对于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强大的约束能力和导向性。而这也成为了促使香港公务员群体风清气正的因素之一。

组织即力量，组织即效率。公务员制度塑造政府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细密的组织网络，找到了动员、组织或强制社会的着力点，把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给凝聚了起来，而香港完整而体系化的公务员制度不仅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向心力，而且其政治中立的特点又促使其更加稳定和谐。把香港比作一架飞机，香港的公务员系统则是非常完备优秀的飞行操作系统，这使得没有真正驾驶过这艘飞机的新机长也能够顺利地接管控制权。这一公务员制度上的优势为香港的未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管理基础。

（五）城市建设规划

回顾香港开埠至今170多年，西方城市规划的理论及实践被引进香港，逐渐构建了与香港本土情况相互适应的规划理念、策略及体制，并至今影响着香港城市进一步的发展与开拓。

英国自20世纪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如世界著名的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及其城市实验；盖迪斯的区域规划思想和城市规划工作模式；恩温的卫星城理论等。而当时香港的住房问题以及贫民窟居民的安置问题受到关注。于是1935年住房委员会成立，并提出若干位于新界地区的重新安置居民点的选址，如沙田、荃湾、元朗、大埔等。港英政府聘请了众多英国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这一团体共同提出：政府需要成立一个永久的城市规划和住房委员会，并提供贫民区拆迁补偿资金，或提供建房补贴、贷款或共享住房等。此时，中日全面战争爆发，香港人口再次暴涨100万。1945年8月，港英政府恢复殖民统治。时任伦敦城乡规划部的威尔弗雷德·欧文，迅速为香港起草了《发展条例》，重申组织一个公共住房机构，并建议采用适合香港发展的新城规划。这一城市规划愿景最终在香港实现了，如今在香港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公共住房体系。同一时期，主持了伦敦Greater London Plan重建计划的城市规划师工作组，1948年帮助香港完成了《香港初步城市规划报告》，该报告运用英国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结合了香港的情况进行了改进，给出了香港未来五十年的发展轮廓：高密度发展和疏散、修筑过海隧道、填海造地、增加铁路线、搬迁军营船坞、扩建工业区和居民区，以及在新界发展副中心和新市镇。将以上的这些规划举措同当下现代化的城市规划评判标准来看，依旧可圈可点。回看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上海浦东的高密度发展和人口疏散、深圳蛇口和前海的大规模填海造地、2015年北京设置通州为城市副中心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当时内地的城市建设，也受到了港英政府相对前卫的城市规划的影响。到了20世纪50年代，香港规划署重新修订了城市规划。1965年，政府颁布《香港发展纲略》颁行一系列新举措，例如拓展香港运输系统、辟设郊野公园、发展货柜码头、规划新市政和重建市区等工作。为了满足建设世界级城市的需求。港英政府除邀请著名的城市规划师担任顾问，也聘请了大量精英华人担任要职。同时，大量英国城市建设领域专家进入香港的高等学校担任教师，香港人经过高等教育以及海外学习深造，开始形成本土的城市规划师力量——推动全面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更多本土工程师的进驻，使得香港的建设慢慢褪去了殖民色彩，经过了中英二元文化的碰撞，开始形成独特的香港风格和香港特色。

对于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这套完整的城市规划建设框架，需要正视其优点也要敏锐地纠察出与城市管治相违背的缺点，在继承的基础上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

二、对香港居民身份认同问题的探究

身份认同，即每个政治个体对于自我存在的理解和认知，也是一种集体归属感，或曰是社会成员成为社会群体一员的从属感。这种感觉不一定需要强制的外力来确认，是人们心底里面最柔软最真切的部分，香港人亦是如此。“香港人”（Hong Konger），简称港人，或又称中国香港人，视乎语境不同有多重意思。但是本文所指的是土生土长或移民香港，具有“香港人”自然身份属性的人，这里的“香港人”既是一种身份，也是香港人社会大众地域心理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除了“香港人”的本土认同外，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呈现一种多元性的组合形式，包括“世界公民”、“亚洲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等，但是最基本的身份认同还是“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两种政治认同，正如学者刘兆佳在《“香港人”或“中国人”：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1985－1995》一文中提到：“香港华人普遍使用‘香港人’或‘中国人’两个用语来指谓自己……‘香港人’及‘中国人’乃是香港华人感到最有意义的两种身份[3]。”

（一）香港居民身份认同概况

近代以来，“香港人”既是一种身份，也是香港人社会大众地域心理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除了“香港人”的本土认同外，最基本的身份认同还是“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两种政治认同，长久以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徘徊与仿徨，被历史事件左右，陷入迷失。

1.移民心态

从1945年约60万人口增加到1950年200万以上人口，香港人口规模在这一时期的增长是巨量的。到了1961年，仍有33%的劳动力是在1949年之后抵达香港的，而13%的劳动力在香港居住了5年或更短时间。移民大部分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其中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居民占大多数。他们往往决定离开中国的家前往香港，以寻求稳定、良好的秩序。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共斗争的影响，这使他们把香港的政治看作是这两个政党之间权力斗争的延伸。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宁愿不参与政治。人口的移民性质、定居香港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们与殖民政府并不往来，导致了香港居民仍以“中国人”的身份自居。

战后香港的华人社区不仅继承了中国人传奇的创业精神，而且还对成功求生的迫切需求做出了反应。一种不安全感几乎影响了香港每个人的生活——工会和个体工人永远无法确定工作、住房、食物甚至是留在香港的权利。资本家（工厂主和房主）想要快速的回报——5 年内收回，而不是 20 年——因为没有人知道香港会繁荣多久。

移民心态意味着大多数企业家和工人将香港——这片英国飞地视为救生艇，而中国则是大海。尽管居民有进取心，但他们所做的仅仅是被动地呆在船上等待获救。他们用自己所有的想象力、独创性、可用资源、辛勤工作和坚毅决心确保救生艇安全航行。香港战后惊人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香港工人的血汗和企业家的机智、商业头脑和企业精神之上的。

2.香港华人的双重身份认同

香港的殖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独特的体验，这对当地身份认同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0年往后，随着受过香港当地教育的战后一代离开学校、开始工作，身份认同的摇摆逐渐浮现。

1960年后，越来越多的本地出生和受过教育的年轻华裔开始以香港为家，并认为自己是香港的公民。香港的经济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教育普及率提高，年轻人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感。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且热衷于为他的国家做点事情，但他并不准备回归相对贫穷的大陆，也没有打算去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

1980年代初期的香港人认同香港并热爱中国传统。他们拥有英国国籍，持香港政府签发的英国护照旅行。然而，他“不是英国人或西方人（只是西化了）”，同时“不是大陆公民那样的中国人”。他属于香港，并为此深感自豪。此时，“香港人”的身份并不意味着香港居民不再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认同感本质上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它最终取决于社区中的人们选择认同一个国家或地区，而不需要完全排他性。香港人长期持有一种双重的、混合的身份，持有一种多层次的认同感，他们认为自己既是中华文明的一员，又是一个现代政体的公民。香港华人在身份认同上长期存在着微妙的心态，在世界视野中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而在“中国” 语境下，他们又取向含糊，更强调自己是“香港人”[4]。

然而，大多数香港居民在1980年代初认同的“中国人”是一个复杂的身份。除了尚未被同化的新移民外，对于香港居民而言，“中国人”主要是一份种族和文化归属，一般并不意味着是中国公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要了解在香港成为中国人的意义，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之于中国人就像基督教世界之于西方。“中国”是意识形态或民族。他或她是中国人，他或她相信中国，他或她是中国的一部分。对部分香港居民来说，这个英国殖民地是从中国获得的“借来的时间生活的借来的地方”，这一事实足以证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其他香港居民来说，他们拥有中国的血统，无论是广东人、上海人、台湾人还是其他人，都有权声称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在1980年代初期，香港居民是中国人也是香港人，这并没有产生身份危机。

当一个华裔香港人提到“中国”时，他并不总是清楚自己的意思。有时它指的是地理或文化意义上的中国，香港、台湾和澳门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一部分。有时它意味着没有明确界定的领土范围的中国。在其他情况下，它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般香港人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些概念，也没有一致地提及它们。

1997年香港回顾后，这种缺乏清晰性的身份认同仍然存在。一方面，作为香港市民，他们希望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应该意味着中国和香港不干涉对方的事务。另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也是中国人，认为他们有权在影响国家未来的重大问题上拥有发言权，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政治。很少有香港人能看到主张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中拥有发言权的权利与他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干涉香港内政之间的内在矛盾。

（二）香港居民身份认同的历史动因

香港近年来的身份认同迷失，本土意识异化，排外思想兴起，“陆港冲突事件”频发，掀起陆港两地社会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了学界对身份政治的反思。社会群体参与政治进程与活动往往是源于对自身身份的定位，由此产生了各种利益关系与实践活动。政治即是“管理众人之事”，众人之“身份认同”即构成所谓的身份政治。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左右摇摆、心理和认知上的模棱两可，恰好反映香港华人所处之境地、所经历之历史。

1.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变迁

1839年，中英两国的贸易摩擦终导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1年，清朝被英国打败，英国海军的查理·义律与清朝大臣琦善谈判后签订《穿鼻草约》，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义律根据协议，于1841年1月26日登陆今上环水坑口街一带，并占领香港岛。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居民不到7500人，大多数是渔民和农民，英国的占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清政府认为琦善无权割地而不承认穿鼻草约，并将琦善革职。而当英国政府收到《穿鼻草约》的消息后，亦对条约中无提及开放通商而大为不满，于是改派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为全权代表到中国。

其后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事扩大，英军先后攻占厦门、宁波、上海、镇江，抵达南京下关。清政府被迫命耆英于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正式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后续，又分别于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清政府割让九龙半岛南端予英方；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九龙半岛以北、深圳河以南及邻近二百多个岛屿一区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至此，香港全境于1898年起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直至1997年香港辖区都没有改变。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还没有“香港人”的概念。从种族意义上讲，香港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汉族人；而从文化意义上讲，他们都属于地地道道的“华人”。英国人在占据香港的时候，就意识到中国广阔的地缘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无法进行“殖民”，而只能进行商业贸易。绝大多数香港华人要么是旅居者，要么是经济移民，要么是难民，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其他中国人并没有明显的不同。除了少数在当地扎根外，大多数香港居民打算在退休后或赚足金钱后回到中国的家中，过上更舒适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在太平洋战争前，香港人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与内地居民的区别。

然而，当1949年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新政权，毛泽东领导的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塑造中国大陆人民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展开。这些基本变化使香港人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区分开来，并创造了一种基于不同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本地认同感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居民对于支持大陆政府或是殖民政府各执一词，更多人认为香港居民应当转变态度，从旅居者和游客的身份转变为香港当地人，关心香港的政治事务，帮助香港的改革，成为真正的“香港人”。

2.海外文化和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

太平洋战争后，由于对娱乐需求的迅速增长，广播、电视和电影制作快速发展，对当地流行文化的出现起到了重要作用。生活水平和条件的改善以及社会和政府态度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香港当地流行文化的兴起。公众舆论的迅速扩张促使殖民政府在没有引入民主的情况下将自己从家长式政府转变为响应式政府。

海外音乐和电影进一步引入香港，并与当地文化和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形成香港独特的流行文化。以流行音乐为例，当时香港的流行音乐通常结合了三个要素：关注平民的困境、与中国英雄人物的共鸣、对个人解放和浪漫爱情的憧憬。这种流行音乐、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本土化，进一步强化了香港居民个人观点和自我的表达方式。

这种新的香港文化不仅被年轻一代所接受，而且被社会各阶层的老一代普遍接受。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社会，香港在一代人或更少的时间内创造了许多新的财富，没有过于保守的阶级障碍会阻碍新文化的发展。此外，电视、广播和流行音乐等新兴媒介尤其有助于打破壁垒，推广香港新的流行文化。此外，当时大约三年内有超过400，000大陆居民大规模涌入香港，绝大多数新移民是来自农村公社的年轻男性农民。他们在毛泽东思想中长大，发现早期“香港的生活节奏和多元文化令人困惑”。他们在融入香港社会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并引发了香港当地居民的歧视和嘲笑。香港老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差距产生了一种“我们”——香港人以及“他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乡下人的区别。这些新移民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并在这一过程中慢慢被香港当时的流行文化同化。在这一过程中，香港的年轻一代，主要是在当地出生、长大和受过教育的一代和大陆同胞的区别很明显。而身为移民的老一辈，也和香港年轻一代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听同样的新本土音乐，接受同样的香港文化和西方文化，与大陆同胞有明显的不同。

此时，“香港人”身份是基于香港居民的共识和共同的流行文化，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从海外输入的文化，其中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影响尤为明显。香港居民的共识融合了中国传统儒家道德规范的元素，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及法治、言论和行动自由、尊重人权、有限政府、自由经济等现代概念。

（三）对香港居民身份认同问题的对策建议

由于香港居民群体数量较庞大，以及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性质，妥善解决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围绕国家的总体战略，解决香港居民身份认同问题可考虑采用如下对策：

1.香港居民与内地社会的交流

想要帮助香港居民树立良好的身份认同观，就离不开加强香港社会与内地社会的互动。受地区内外部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从香港回归至香港国安法实施前一段时期，香港各级学校的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很长一段时间，香港学校不够重视中国历史文化教育，淡化中国历史尤其是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近代史，将香港发展史纳入世界历史科，部分学校甚至取消了独立的中国历史科。这使得部分香港居民对中国历史和香港历史没有正确认识，暴露出爱国情感缺乏、国家意识和大局意识薄弱等问题。除此之外，部分香港高校注重英语教育、忽视中国历史文化教育，使得香港一些青年学生对中国历史和香港历史缺乏了解，缺乏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从学校层面看，香港各学校应加强正确的历史教育，帮助香港居民了解香港与祖国的变迁，从而引导香港居民理解“一国两制”，树立正确的家国观，产生对自己国家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培养维护祖国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责任担当，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例如，2021年起，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开始大力推行国安教育，新增国安必修课程，组织一系列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研讨会和讲座，增进青年学生对中国历史和国家安全的理解。

从社会层面看，香港政府和民间组织可以以促进两地交流为契机，通过组织香港居民到内地参观访问、与内地高校联合培养学生、鼓励毕业生到内地创业就业等多种形式，加深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增强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助力香港社会各界提升对爱国主义及身份认同的认识。

2.内地社会文化和新闻

在香港被殖民的百年中，受殖民统治的政治因素影响，香港的身份认同和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被削弱，逐渐形成了一套本土化和个性化的公民文化。在香港回归时，国内经济相对落后，而香港已经高度发达，这必然导致香港人普遍的心理优越感，而经济优越感也塑造了文化优越感。因此，香港人作为同语言、同物种的中国人，在回归后对意识形态、文化和民族意识的认同和融合上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一国两制”最初是为了保障香港人在恢复主权后的利益，然而，一些香港人只关注“两制”，而忽略了“一国”。除此之外，“港独”分子侮辱中国、渗透“港独”概念，让香港居民养成了错误的家国观念。在错误文化和家国观的不断影响下，香港居民容易缺乏民族观念和民族认同，被“港独”思想洗脑和蒙蔽。150年的殖民统治，几代人的经营，香港这片土地从语言、文化、教育到饮食、建筑、司法等等，各个层面都被高度英国化了。

但据有关调查显示，香港校园的学生使用广东话和普通话很多，能够流利运用普通话。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开始使用微信、抖音等内地APP，此外，小红书、快手也具有相当高的出镜率。如今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愿意学习普通话，香港人要维持两文三语的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一同弘扬中华文化。而香港的新闻媒体也应多转播内地新闻和资讯，将最真实的内地情况和资讯传播给香港人民，引导他们正确、理性、客观地看待深港两地的文化差异，让他们尽量以平常心去接受深港之间的差异，帮助他们树立深港文化“同源同根”“和而不同”的理念。

参考文献：

[1]葛志宇，站在文化交汇处——香港培训的印象和收获，2009.

[2]卢绍武，香港公务员制度的特色，2009.

[3]刘兆佳，“香港人”或“中国人”，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1985-1995，1998

[4]覃辉银，殖民教育与香港同胞的弱国家认同.

[5]曹欣欣，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