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蜀文旅走廊建设是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本文着眼于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的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问题，梳理出巴蜀文旅走廊历史地理文化、城市群文化及地域文化三重文化内涵，并对其传播四要素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厘清文旅走廊文化边界、城乡文旅资源融合互动、塑造独特文化魅力以及数字媒介化技术助推文化传播四项策略。

关键词：成渝双城经济圈；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202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发布，规划提出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九项重点任务。川渝两地签订《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工作机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等合作机制，全面启动协同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当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走廊共建格局日渐成型，走廊保护传承体系逐步形成，文旅产品供给日益丰富，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但同时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何将现代传播理念与技术运用于巴蜀文旅走廊的文化传播建设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前传播形态日趋复杂而多元，传播结构从一对多的传统媒介传播转变为碎片化的自媒体多点式传播，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下，应怎样深入挖掘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的媒介化点位强化传播效力、采用怎样的传播与媒介策略等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巴蜀文旅走廊的文化内涵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一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随着近年来开掘的三星堆文明遗址不断出现的新的发现，更是使得人们认识到巴蜀文化深厚的底蕴和不可预知的历史资源潜力。

（一）巴蜀文旅走廊的历史地理文化

从地理历史角度而言，“蜀地”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地处长江中上游，西接青藏高原，北缘秦岭，向东则为巴地，《华阳国志·常志》载“蜀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而“巴地”地处长江要津，虽地处西南，但与陕西、湖北紧密相连，“巴为周之南土，春秋时已沦为楚国附庸”（徐中舒，1959），受楚所侵后，常志载“其地东至鱼复 ， 西至僰道， 北接汉中， 南极黔潜”。秦大一统后，巴蜀地区融入进以中原政权为主导的君主集权治理之下，地理上的亲缘性与历史中的长期统合发展出高度相似的包括方言、风俗等文化。巴蜀逐渐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区域。至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大量移民进入巴蜀区域，奠定了四川重庆近代的社会文化基础。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7月，重庆市并入四川省，改为四川省辖市。1997年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挂牌，成为直辖市。2011年，国务院批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巴蜀”又一次因国家战略。

（二）巴蜀文旅走廊的“城市群”文化

巴蜀文旅走廊孕育于成渝城市群之中，天然具有了现代城市群意义上的文化指向，可以说成渝城市群文化就是巴蜀文旅走廊内在的核心文化内涵之一。在四川和重庆的原有行政区域内，以成都、重庆这两个人才密集、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作为核心，绵阳、遂宁、达州等诸多区域内的大城市作为构成单元，依托成渝高铁、公路以及成渝城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基础设施构成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形成高度同城化及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城市群。都市群根据各自不同的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人口社会状况生发出了各具特色的城市群文化；反过来它们独有的内在文化又成为滋养城市群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巴蜀文旅走廊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地域文化的出现就是文化与地域环境交融中所形成的。如果我们从中华文化的更大的格局来看，巴蜀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其中既存在着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同时也因巴蜀地域环境的不同而显示出独特的个性特征。刘茂才、谭继和将巴蜀文化概括为三个特征[1]，一是开放性，巴蜀虽地处内陆，地形闭塞，但在历史中却对外交流不断，具有一种冲破盆地束缚向外拓展的张力；二是整体性，巴蜀地域的区域性文化特点显著；三是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这是自古以来巴人冒险进取与蜀人追求完美精神特征的一种结合。显然我们需要以这样一种兼具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多重立体的维度来看待巴蜀文旅走廊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绝非是单一纯粹的，而是历时性与共时性意义上的复杂存在。

二、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的要素分析

（一）传播主体：政府平台支撑下的多元主体

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及自媒体的蓬勃发展态势下，传播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文化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主体正在走向“每一个人”，所谓“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拥有麦克风”，传播形态从权威媒体到大众“一对多”的格局转变为权威媒体与个体平等的仅仅作为一个传播节点的“多对多”的格局。体现个性、差异的信息消费越来越成为主流。除了全民参与的自媒体传播以外，形式更加灵活多样的“融媒体”特征也更加显著，除了传统的文字、图片报道以外，公众号、社群传播、流媒体、直播等新的传播形式的运用更加广泛。约瑟夫·奈在阐述文化软实力时认为“不是通过命令或强迫的手段，而是以吸引人的方式进行”“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让对方自愿接受你的文化，尤其是通过文化的影响接受价值观。”也就是说，文化传播中要注重的是“心灵相通”，文化的影响也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巴蜀文旅走廊的文化传播主体并非仅限于政府和主流媒体，应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巴蜀文旅走廊的文化传播主体应是在政府部门平台支撑与引领赋能下，主流媒体、地方性媒体、社群媒体、自媒体立体传播的多元主体格局。

（二）传播内容：讲述历史与当下的互动交融的“巴蜀故事”

讲好“巴蜀故事”就是巴蜀文旅走廊内容传播的核心要义，“巴蜀故事”既是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的叙事线索，也是贯通巴蜀区域历史与未来之间发展变迁的集体记忆纽带。“巴蜀故事”一端连接着历史，既包括了巴蜀区域内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和历史遗存的文化资产，“以人类重大历史、文化事件为脉络构筑起一个新的、完整的包括国家性、地区性和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网络”[2]，以及附着在文化遗产之上的神话、传说、历史等知识与精神产物；另一端连接着未来，即巴蜀文化的守护者与继承人以及不断创新发展、与时代同步的新的巴蜀实践。因此，“巴蜀故事”应被放置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多重视野中得以观照，

（三）传播对象：以受众为中心的分众与泛众传播

巴蜀文旅走廊文化的传播面向的不是某类群体，而是包括各个社会领域、各个年龄阶段的普罗大众，以至要面向世界上的各个国家，进行国际传播，具有最广泛受众的特质。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和受众的边界愈发模糊，曾经被动的受者可以同时也是传播者”。[3]与分众传播不同的是，泛众传播中受众反身成为了传播主体。在文化传播中可利用重大活动或“爆款”文创产品等，让参与者在其个人的朋友圈、公众号或其他社交平台上自愿自发地发布相关信息，要达成这种“自愿自发”，相关的组织方要充分考量受众的“使用与满足”，让受众在主动传播中得到满足感和价值感。

（四）传播渠道：网状传播结构中的立体化全媒体化渠道

在当前智能化移动终端设备普及率不断增长、个体化的小众化的自媒体蓬勃发展以及声图并茂即时传播的新的传播格局下，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的渠道选择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网状传播结构。将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的渠道研究放置在网状传播结构中去探讨是基于文化传播的特点，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的内容包含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民俗工艺、地方戏曲戏剧、地方音乐等凝聚了创造性想象、审美创造的，同时具备情感联系与休闲娱乐的社会功能。“文艺传播作为特殊的传播行为必然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轨迹”“文艺生产主体、文艺传播主体、消费主体在各自归属的领域里又具有明显的层级化”“不同要素的不同层级之间又流动互化，交错成一个巨大的传播网”。[4]

二是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立体化的渠道选择不应拘泥于或偏向于个别的主流媒体或社交媒体，而应是全方位立体化各层级媒介的综合运用。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影响力大、媒介平台资源丰厚、信息权威性的特点，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主渠道和中心节点的作用；注重发挥社交平台媒体的扩散和中介作用，例如通过设置微博话题、主办公众号或与头部公众号进行合作等方式提升传播效果；自媒体作用不可忽视，自媒体已成为当前受众媒介接触最频繁的领域，一些自媒体大V的“粉丝”数量已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即使一些几万几千“粉丝”的自媒体在整个传播网中也具有基础节点的微传播效应。

三是在媒介形式的选择上“全媒体化”不仅是当前媒介选择的必然，也是一种未来的趋势。“元宇宙”成为近来互联网传播的热点，“它集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等各种数字技术之大成”。[5]全媒体化要求媒介技术的综合利用，并且通过VR、AR技术等实现文化传播的虚拟现实状态，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巴蜀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人文，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应及早以“元宇宙”的媒介思维进行布局。

三、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策略

（一）厘清巴蜀文旅走廊文化的空间边界，深入挖掘内在文化资源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将两个底蕴深厚、历史上紧密联系着的两个城市成都和重庆重新聚合在一起，而在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广阔区域由于在地理上相连，经过长期的融合形成了巴蜀文化区，以及产生了在文化与旅游资源上的富集，巴蜀区域内这种在文化旅游资源方面的对外的独特性与内在的整合性已是现实，但“巴蜀文旅走廊”这种统合性的概念更接近于一种顶层设计。有学者指出“不难发现目前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旅游目的地建设研究的不足，特别是有关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空间确认似是而非”[6]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资源本身就是旅游的动能，文化资源也是文化传播的“源头活水”，在确定巴蜀文旅走廊的地理空间范围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区域内的文化资源，“文化线路”的提出是一个可供参考的路径，挖掘文化资源重要的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更重要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在地文化和生活的保护与能动性的传承发扬，“最美的不一定是风景，而是当地的人和生活”。

（二）贯穿历史与当下的双重视野，城乡文旅资源的融合互动

在梳理巴蜀文旅走廊的地理历史渊源、提炼它的文化内涵后，可以发现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要做到两个兼顾，一是兼顾历史与当下的双重传播视野。巴蜀区域历史文化资源十分深厚：三星堆文化、先秦文化、三国文化、三峡文化等，近现代以来巴蜀区域又出现了长征文化、革命文化、宜宾泸州酒文化等。文化在历史与当下之间往往具有继承性与深厚的内在关联，既要注重开拓时代新的文化蓝海，在创新创造中深耕当下文化，又要注重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受众偏好将历史资源赋予新的意义。

二是兼顾城市与乡村文旅资源的深入融合互动。巴蜀“城市群文化”或“城市文化”随着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建设被不断赋予时代内涵而得以彰显，而不可忽视的是在城市之外的广大巴蜀文化走廊区域范围内还有着广阔的乡村文化，既包括有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也包括自然孕育的乡土文化，而后者具有更强的文化传播性。郭沫若、李劼人、沙汀等著名的四川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对巴蜀乡土文化有着细致入微的展现；巴蜀的民间戏曲、美术、手工艺等在乡土文化艺术与文化传播中都深具价值。

（三）凸显巴蜀文旅走廊文化的独特魅力，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巴蜀文旅走廊建设是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提出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之前，我国已形成了几个相对成熟的经济圈并出现了相应的文化带，如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内岭南文化、客家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交融共生，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成为区域内的鲜明优势；[7]京津冀经济圈具有政治中心的优势，形成了环首都经济圈，明清文化、近现代历史文化、湖山文化等都是其重要的文化资源；长三角重点打造“江南文化”，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巴蜀文旅走廊的文化传播便可积极吸收其他经济圈文化带的有益经验为己所用，同时要找准自身定位，与其他经济圈文化带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成渝双城经济圈推进的的一系列建设正在全面塑造巴蜀文旅走廊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成渝交通及基础建设的互联互通为文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成渝双城经济圈是立足我国西部的经济增长一极，巴蜀城市群不断生长提升；巴蜀文化“同中有异，交相辉映”的历史文化特点与成渝两地精致婉约与豪爽大气的城市气质相呼应。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应紧盯自身发展优势，在差异化竞争中赢得主动。

（四）理念、技术、产品合力共进，助推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

巴蜀文化作为核心文化资源，也是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的核心价值理念。巴蜀文化中既有相续传承的文化遗产，也有生长衍进的当代精神。巴蜀文化的精神理念有诸多提法，如成都的城市精神有“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开放包容、崇德尚实，吃苦耐劳、敢为人先，达观友善、巴适安逸”的四川人文精神，“大山大川，重情重义”的重庆人文精神等。在文化传播中还需要对巴蜀文化的精神理念不断凝练升华。

技术作为一种变革的力量，在巴蜀文旅走廊的文化传播中应发挥创造性的作用。现代立体媒介矩阵，让文化信息通过各种媒介渠道与受众接触，并能够实现双向沟通交流，在社交平台中以热搜话题榜等方式扩大传播的影响力；元宇宙的设想与虚拟现实技术日臻成熟，出现了线上博物馆与线下交互体验式博物馆，文物通过现代互联网技术打破了空间的限制，可实现多层级的开发利用；直播、短视频等受众群体数量不断增长，有影响力的明星的一场直播可达千万级的观众量， 眼球的聚集效应十分显著。传播的界限正在不断打破，应巧妙运用各种新生技术，增强文化传播的正向效果。

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文化产品依托于文化产业，包括有形文化产品，也包括无形的文化服务等。以成都为例，重点打造了“熊猫”概念，熊猫憨态可掬、闲适安逸的特点与成都城市气质十分搭配，熊猫作为一种符号出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而各种相关的文化产品与文化品牌也应运而生，经济效益与文化影响力相辅相成。要将文化产品与巴蜀文旅走廊的文化内涵紧密联系，从中寻找耦合点，将文化传播、品牌塑造与文化产品的提供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

四．结语

巴蜀文旅走廊是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巴蜀文化和旅游资源在概念上做的一种整合。除了作为概念性存在以外，巴蜀文旅走廊还具有经济、文化、地理空间维度上的重要意义。文化与空间意义上的巴蜀文旅走廊就具有了文化传播的必然属性与向外拓展的需要。从文化意义的巴蜀文旅走廊来看，巴蜀文化是其表征资源，不仅仅是历史上已有定性的巴蜀文化，也是正在不断向前生长的巴蜀文化；从地理空间来看，在地理上探索明确巴蜀文旅走廊的边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要不断从中挖掘提炼区域内的人文、地理、文化旅游资源要素，以不断为文旅走廊文化传播源源不断地注入“活水”。文化传播是巴蜀文旅走廊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传播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必然要符合文化传播的科学规律。本文从学理角度较为探索性地对其进行了梳理与思考，期望能为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提供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有益参考。同时要说，本文仅从中观层面对巴蜀文旅走廊文化传播的部分问题进行了理论与策略的探讨，巴蜀文旅走廊建设方兴未艾，新的、更为具体细化的课题会不断涌现，未来还将有更为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

参考文献：

[1] 刘茂才，谭继和.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与四川特色文化的构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1）：57-59.

[2] 吕舟.文化线路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网络[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01）：59-63.

[3] 陈力丹，孙龙飞，邝西曦.泛众传播视域下的新闻真实[J].新闻与写作，2016（03）：51-55.

[4] 陈功.文艺传播模式的研究范式及建构[J].社会科学家，2010（07）：138-141.

[5] 喻国明，耿晓梦.元宇宙：媒介化社会的未来生态图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3）：110-118+2.

[6] 赵心宪.武陵民族走廊文旅融合的文化线路研究——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中心[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院学报，2022，35（02）：32-36.

[7] 黄玉蓉，曾超.文化共同体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合作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10）：59-65.

作者简介：柴子凡（1991—），男，甘肃兰州人，硕士，四川城市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基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语境下航空航天精神育人功能的演进历程、逻辑理路及路径选择（编号：CAIACDRCXM2021-01）而开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