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 “外宣观”的主导思想是 “创新外宣话语体系”，其核心内容是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指出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本观念、现实路径与操作范式。如何清晰地界定并理解 “三新问题”的具体内涵，这是对外沟通交流必须回应的理论与现实命题。“三新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修辞学问题： “新概念”强调对外话语内容的符号创新，“新范畴”强调对外话语结构的框架创新， “新表述”强调对外话语表达的形式创新。“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内在关联，多维互动，辩证统一，其共同的话语方向是 “融通中外”。

关键词：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对外沟通；对外交流

一、创新对外沟通交流的时代性和迫切性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习总书记形象地表述了当前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尴尬———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当我们成功地走出了 “挨打”和 “挨饿”的历史阴影，如今却在国际话语格局中陷入了“挨骂”的被动局面。习近平在 2016 年 2 月 19 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八个字概括了当前我国外宣工作的基本定位，其目的即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

“三新”问题指出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本观念、现实路径与操作范式。然而，究竟什么是 “新概念”“新范畴” “新表述”，目前学界并未对 “三新”问题给出具体而清晰的解释。其实， “三新”问题对应的 “问题域”是对外传播，也就是在话语方式上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设计和表达，使其具有 “融通中外”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三新”问题本质上属于修辞学范畴，即强调通过对语言的策略性使用来达到更好的社会劝服与认同功能。修辞手法是语言的润滑剂，修辞手法的运用可以实现话语传播的亲和力和穿透力，以此增强他人的认同基础。当今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及其合法性确立，本质上体现为一场 “语言深处的革命”，也就是通过语言符号的象征实践来完成现实秩序及其认同体系的修辞建构。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出，社会就是一个 “语言交换市场”，人们说什么，如何说，其实都赋予了语言一定的 “价格”和 “分量”。为了获得最大的价值回报，人们必然会重视对语言的策略性使用，而这直接涉及到语言运用的修辞实践。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语言的策略性使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实践，一种被误识的、变形的、合法化了的权力形式。“当我们毫无防备地认同对方的言说方式，并心甘情愿地充当语言的共犯时，象征权力就发生了。” “三新”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要重视语言使用的话语策略与修辞创新问题。接下来我们将立足于国际话语权建设这一基本目标，详细讨论 “三新”问题的具体含义及内在关系。

二、“三新”问题的具体含义及内在关系

1.新概念： 对外话语内容的符号创新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构筑单位。当我们尝试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提取某种共同特征，并形成一定的知识单元时，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概念是话语的符号载体，也是话语的构成内容，公共议题的建构离不开对特定概念的生产与意义 争 夺。换言之，话语生成的基础是对具体的概念形态的识别。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知识单元，概念之间的逻辑勾连铺设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网络，话语正是在此基础上沉淀和形成，最终成为一个群体性的社会意识。很难想象没有概念支撑的话语形态，也很难想象放弃话语憧憬的概念形态。因此，概念构成了话语表达的主体内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话语的言说能力和劝服效果。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本质上强调对外话语内容的建设，即在概念维度上编织中国话语的内容体系。综上所述，概念的深层内容是观点，观点的生成与传播是借助隐喻修辞途径实现的，而隐喻又是一种普遍公认的最具劝服能力的辞格形态，因此话语争夺的最佳途径是 “生产概念”。显然，习近平强调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也就是强调通过概念的途径和方式来 “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是一种科学的提法，在修辞学意义上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学理基础。在概念维度上，话语权可以理解为对一系列概念本身的发明和生产能力，以及对概念意义的解释和争夺能力。对特定概念的生产与再造，一直都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理念就是基于 “概念驱动”的修辞实践，即通过对特定概念的生产及其合法性阐释来重构人们的认知观念，继而将既定的政治话语合法化。概念维度上的国际话语权建设，一般是沿着 “概念争夺”与 “概念再造”两个维度展开的。 “概念争夺”意为赋予既定的概念一种新的意义体系，从而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中阐释中国声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概念再造”意为对新概念的发明与生产，强调在概念意义上重构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客观上需要向世界输入一系列能够 “阐释中国特色”的新概念。近年来，为了向国际政治场域注入新的话语形式，诸如 “中国梦” “亚投行”“一带一路”“网络主权”“和平发展” “中国故事” “命运共同体” “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中美关系”等概念形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话语的核心概念体系。在修辞学意义上，概念一直都发挥着 “事实宣认”的功能和目的。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之所以面临话语输入和输出的 “落差”，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对全球公共议题的 “事实宣认”能力不足。

在当前国际政治场域，“事实宣认”的普遍思路就是对一系列原型概念的激活与征用。所谓原型概念，意为植根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深层，具有普遍认同基础的符号概念。尽管说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 “浮动的能指”，其意义具有不确定性，但原型概念驻扎在无意识领域深处，往往携带了某种普遍共享的领悟模式和原型意义，因此在 “事实宣认”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修辞劝服能力。换言之，原型概念是一套通往全球议题认知的通用语言，谁掌控了原型概念，谁便掌控了 “事实宣认”的话语权，进而在全球公共议题的意义世界里占据议题设置的制高点。美国政府在 “9·11”议题上的 “事实宣认”是通过对一系列原型概念的挪用、支配和管理实现的。“9·11”之后，布什政府重点炮制并输出的一个概念是 “邪恶轴心”  。 （ 轴心） 和  （ 邪恶） 便是两个典型的原型概念： Axis 是二战语境下对法西斯轴心国的通用表述，Evil 是 《圣经》中对撒旦/魔鬼的特定称谓。二者分别对应的是不同的认知意象及其原型话语，前者旨在激活人们的二战思维而将伊朗、伊拉克、朝鲜三国直接定性为 “敌人”，后者旨在挪用一定的宗教话语框架而在基督教世界里形成无意识认同。显然，当 Axis 和 Evil 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概念话语——— “邪恶轴心”，布什政府重构了一种强大的 “事实宣认”模式，即在修辞学意义上将 “美国的敌人”建构为全世界 “共同的敌人”。总之，正是对 “邪恶轴心”的新概念生产实践中，一场旨在重构全球政治秩序的 “反恐”的合法性随之确立。在对外话语体系的创新实践中，概念生产不仅仅体现为对概念内涵的发掘，同时强调在修辞学意义上发现并重构概念之间的勾连关系 与合力作用。任何话语的合法性建构，都依托于一系列内在关联的概念的生产实践。按照迈克尔·迈克吉 的意指概念 理论，概念研究 “必须在与其它事物的关系中理解”。 从修辞学上讲，支撑一套话语的概念越丰富，其内在的关联性越强，那话语的逻辑性就越严密，越容易产生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确立，根本上是建立在 “资本主义” 、“生产力”、“经济基础” 、“阶级” 、“生产资料”、 “再生产”、 “经济危机” 、“剩余价值”、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系列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些概念内在关联，相互嵌套，逻辑严密，共同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的陈述系统。十八大以来，中国对话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 “转向”体现为新概念的系列化生产，即从过去的 “单一输出”转向了 “组合输出”，特别是注重挖掘系列概念内部的勾连关系和逻辑结构，比如关于亚投行话语建设的系列概念—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一带一路、关税同盟、共同市场、互利共赢、安全合作，关于网络话语建设的系列概念—网络强国、网络生态、网络家园、网络安全、网络技术、网络防御、网络威慑、网络立法、网络主权……正是通过对一系列内在关联的概念体系的生产，对外话语输出不再是基于特定概念的 “单兵作战”，而是充分发挥概念之间的 “合力作用”。概念是话语的基本构成单元。

2.新范畴： 对外话语结构的框架创新

谈及新范畴，必然涉及到我们对于 “范畴”本身的学理思考，如此才能在对外话语创新上进行科学化的语言规划和符号设计。什么是范畴？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范畴的本义是指 “各种说明事物之词”，而事物的十大基本存在表现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场所、时间、姿势、状态、动作、承受。严格来说，范畴指向哲学话语的分类系统，既是逻辑学也是本体论，因而强调关于事物的 “种”与 “属”的普遍性认知。例如，在现实认知活动中，当我们尝试在 “是什么”或“有什么”维度上来把握事物的属性内涵时，实际上已经激活并征用了 “实体”这一认知范畴，以此确立我们的认识 “对象”。接下来，当我们尝试回应对象 “如何”“怎么样”等其他属性问题时，这便需要进入亚里士多德的 “数量” “性质” “关系”“场所” “时间”等其他 “九大范畴”。从认识论和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范畴是一种辅助概念，每一种范畴都是人为创造出来并加以组织化而形成的相对比较稳定的认知框架。正是基于一定的范畴区隔和认知，人们得以按照既定的理解方式来认识事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争论空间和对话系统。中文译名 “范畴”最早出现于 《尚书》中的 “洪范九畴”。 “九畴”实际上意味着九种范畴系统。比如，“九畴”中的 “第一畴”就是 “五行”，而“五行”恰恰意味着一种面向基本物质的分类系统，其中的 “相生相克”就是这一范畴中的逻辑推演系统，一定意义上确立了我们认识世界的一套逻辑结构。可以说，“五行”是一种高度凝练、意义稳定的术语系统。当我们进入 “五行”这一范畴，实际上便进入了一种既定的语义系统，所有的释义行为只能在既定的认知框架中发生。正因为范畴指向形而上学的逻辑观念和本体观念，语言实践中的范畴本质上意味着一定的认知框架。在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实践中，创新对外话语方式不仅需要我们对概念本身的生产，同时强调对概念符号得以存在的释义系统和认知框架的生产。所谓 “新范畴”，即强调对新的框架体系的发明与再造，使得公众按照既定的释义系统赋予事物特定的意义，以此达到劝服或对话的目的。换言之，对外话语实践中的范畴创新本质上就是框架创新，即赋予事物认知一种新的认知空间和意义结构。框架创设了一个巨大的 “语义场”，本质上提供了一套有关话语生成的 “语境元语言”，即赋予了人们既定的理解方式。按照卡西尔的观点，人是符号的动物。由于符号实践即意义实践，因此个体的符号行为离不开对框架的识别和生产。按照欧文·戈夫曼的经典解释，框架意味着一种 “阐释图式”  ，它能够帮 助 人 们 辨 别、感 知、确认和命名无穷多的事实。乔 治 · 莱 考 夫 从认知心理学层面对框架的内涵给出了如下描述： “框架，是看不见也听不见的东西，他们属于认知科学家称为 ‘认知意识’的环节，是我们大脑里无法有意识访问，只能根据其结果 （ 推理方式和常识） 来认识的结构。”因此，框架悄无声息地创设了一条理解事物的意义管道，成为释义系统的底层语言。换言之，人类的认知活动往往依赖并受制于一定的认知框架。比如，二元对立就是一种普遍挪用的认知框架。正义与邪恶、西方与东方、城市和乡村、男人和女人、白天与黑夜、物质与精神等二元对立框架铺设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套意义范畴，同时也铺设了一种意义生成的认知框架。在心理学上，大脑认知往往遵循一定的惰性原则，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极为简易的理解框架，有助于人们快速而方便地确立世界的秩序体系，并给出必要的认知判断。在国际话语场中，一个成功的修辞实践往往意味着对特定认知框架的生产和输出。全球议题设置的修辞内涵不仅体现为对特定议题的显著性和关注度的设置，同样体现为对特定的话语范畴的激活和征用，即对既定的认知框架的生产与再造，如此才能达到更有效的社会劝服功能。换言之，面对全球性的公共议题，我们是否可以提供一套来自中国的解释框架，这是中国话语权建设必须回应的一个修辞学命题。在全球舆论场中， “话语权”和 “新范畴”具有内在统一的修辞逻辑，话语输出的关键是对某种话语范畴及其深层的理解框架的输出。美国之所以在全球公共议题中主导了国际舆论，离不开其对一系列 “新范畴”及其对应的认知框架的生产与输出。“9·11”之后， “反恐”便作为美国布什政府精心炮制并推广的一个概念进入全球话语体系。在具体的语言修辞实践中，布什政府先发制人，将 “9·11”定性为一场 “战争”，从而为美国后 “9·11”时期的系列 “反恐战争”提供了 “合法性”与 “正当性”。其实，“战争”的本义是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一种公开且使用暴力的武装冲突，而 “9·11”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不符合 “战争”的基本条件。然而，布什总统的高明之处便是激活并启用 “战争”框架，使得人们在 “战争”的认知范畴中理解 “9·11”及其后的 “反恐战争”。如果说 “9·11”是一场 “战争”，那美国的 “反恐战争”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军事行动。显然，“战争”就是一种被发明的辞格，这套辞格的深层话语就是对一种新的认知范畴的挪用。正是在语言修辞维度上，“‘反恐’和 ‘战争’成了公共话语生产的关注焦点，成为决定流通中的言论的相关性、兴趣和价值的参照点，从而先发制人地否定了从其他 ‘角度’来 ‘表述’，也就是用另外一套辞格来界定后 9·11’事态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如果对比1993 年2 月26 日纽约世贸中心遭遇的首次恐怖袭击事件，我们便可以清晰地发现 “框架输出”之于全球议题设置的重要意义。1993 年伊斯兰极端分子组织并实施的恐怖袭击与 “9·11”事件只有伤害程度的不同，而事件的性质是一样的，但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出于国家利益 “权衡再三”，并没有使用 “战争”框架，仅仅将其定性为 “爆炸案”。显然，在对一场自杀式攻击的基调界定上，究竟是定性为 “战争”还是 “爆炸案”，二者启用的 “范畴”是不一样的，输出的 “框架”也是不同的，其结果就是 “事实宣认”的效果也是不同的。在语言符号铺设的意义世界，当前国际话语冲突本质体现为框架冲突，即由于理解方式的差异而形成认知冲突。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关键是对公共议题的诠释方式及其认知框架的合法性争夺。所谓的合法性，原本就是语言的构造物。在语言符号确立的象征秩序中，不同的话语范畴之于合法性的建构方式和建构能力是不同的。长期以来，我国在话语表达上往往受制于西方的框架，也就是按照西方的话语框架来表达自己，其结果就是处于国际话语权争夺的从属地位，这不利于中国声音的积极传递。习近平说，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关键是 “解决 ‘挨骂’问题”，也就是需要在对外话语方式上将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有效地转化为话语优势。必须承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 “认知落差”，主要体现在政治民主、人权状况、民族宗教、官僚腐败等 “敏感议题”上。面对来自西方世界庞大而牢固的认知偏见，对外话语体系的 “新范畴”建设客观上需要我们在这些 “敏感议题”上进行话语框架创新，也就是赋予这些 “敏感议题”一种新的理解框架及意义体系。比如，面对西方世界对中国民主政治问题的批评，客观上需要超越传统的 “民主 － 专制”认知框架，发明并生产出一套新的话语范畴，也就是提供一套理解并评价政治体制的新的认知框架。

3.新表述： 对外话语表达的形式创新

如果说新概念、新范畴确立了对外话语的内容与框架问题，那新表述则在呼唤语言系统的形式创新。中国声音的对外传播必然依赖于一定的文本载体。以何种方式对话语内容进行有效的编码、组织和结构，涉及到文本表征层面的形式创新问题。习近平指出： “要多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积极传播中华文化，阐发中国精 神，展 现 中 国 风 貌，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 一 分 支持。”这里的 “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实际上指向文本呈现的形式问题，也就是在表达形式上进行创新，从而以一种外国人更容易理解的途径和方式来传递中国声音。习近平早在 2004 年就已经指出，新闻媒体 “要更多地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增强新闻宣传的生动性、可看性，努力提高新闻宣传的质量和水平”。因此，对外话语的形式创新本质上体现为叙事系统的创新，使其在修辞学意义上获得更有效的劝服效果。如何在文本形式上编织对外话语的新表述系统，习近平在 2013 年 8 月 19 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讲述中国故事”无疑提供了一种战略性的、纲领性的、指导性的话语理念与行动方案。简言之，中国话语最主要的文本形式创新理念就是 “讲述中国故事”。习近平指出： “讲好中国故事是全党的事，各个部门、各条战线都要讲。要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议题发展，奏响交响乐、唱响大合唱，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显然，习近平将对外话语体系的表述问题提高到治国理政的全局高度，以此强调 “讲好中国故事”对于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战略意义。故事超越了传统的文化区隔系统，是全球意义活动的一种 “通用语言”，具有“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心理认同基础。从修辞学来讲，故事是意义的结构装置和“伪装”形式。故事表面上直观，形象，不加雕饰，实则已经在戏剧结构中预设了一套相对稳定的领悟模式，从而确立了人们的理解方式及意义生产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就是将中国立场、中国话语、中国逻辑悄无声息地植入到特定的故事结构中，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中国声音的认知与认同。从接受心理学上讲，个体一旦进入故事化的文本语境，往往会启用大脑的启发性认知机制，即在 “惰性原则”的指导下完成文本意义的直接建构。根据故事化传播的基本观念，同时结合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外交实践特色，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表述系统—讲述中国故事的基本理念是阐释好中国特色，讲述中国故事的基本方法，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

三、“新概念新范畴的表述”的内在话语结构

习近平的 “8·19”讲话和 “2·19”讲话中关于外宣工作的使命、思路和方法的论述，共同构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 “外宣观”的思想基础。其中，“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 “外宣观”的核心话语。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分别指向对外话语建设的三个维度，彼此之间具有积极的关联性和对话性，其合力作用直接关系到外宣工作的成败与否。概括来说，新概念指向对外话语的内容维度，客观上需要我们对一系列承载中国声音的概念符号的生产; 新范畴指向对外话语的结构维度，直接决定了他人以何种领悟模式来理解中国声音，客观上对应的是一系列认知框架的输出; 新表述指向对外话语的表达维度，也就是我们以何种方式来表征和呈现中国声音，客观上需要我们在话语的形式维度上积极探索，即在讲述中国故事的理念和方法上进行创新。可见，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分别从微观的修辞学视角切入，从外宣文本生产的内容、结构、表达三个维度上探索并接近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从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层级关系来看，三者之间存在认知上的递进关系和逻辑上的勾连关系：新概念是一种底层结构，决定了对外话语 “传播什么”; 新范畴是一种认知方式，决定了对外话语 “如何诠释”; 新表述是一种文本形式，决定了对外话语 “如何传播”。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之间是辩证统一的，且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修辞互动。具体来说，新概念决定了新范畴的框架选择，同时也决定了新表述的文本叙事系统，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对外话语的话语内核。新概念的深层语言是话语，是思想，而新范畴强调以何种方式来诠释概念深层的话语内容和思想内容。与此同时，框架的生产与输出，同样是借助一定的表述体系完成的，即通过一定的形式创新来寻求一套有助于全球理解和对话的文本呈现体系。概括来说，新概念构成了对外话语体系的底层话语，是外宣话语的思想之魂，新范畴和新表述分别从认知方式和文本表达两个维度来打造一套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理解系统和沟通系统。如果离开新概念的统摄功能，新范畴和新表述便失去了意义方向; 如果新框架未能发挥应有的语境重置和认知引导功能，新概念的意义赋值体系便失去了逻辑支撑，新表述将会陷入一场纯粹的形式狂欢; 如果新表述未能在文本形式上进行创新，尤其是离开了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这一基本的故事化文本生产理念，新概念和新框架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将大打折扣。因此，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之间内在关联，辩证统一，其内在的话语方向指向 “融通之外”。

结语：总之，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链接与组合，一定意义上指出了对外话语的体系化建设思路与方向，而面对不同的全球公共话语议题，三者之间如何更好地配合、勾连与互动，进而在修辞学意义上发挥积极的 “化学反应”，这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提炼。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 2016 年版） 》，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10 页。

[2]《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 年 2 月 20 日 1 版。

[3]《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249 页。

[4]《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98 页。

[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1 日 1 版。

[6]《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30 日 1 版。

[7]《习近平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 30 周年作出重要批示》，《人民日报》2015 年 5 月 22 日

基金项目：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专项活动研究项目”专项课题

作者简介：刘倩（1973.04-），女，重庆人，副教授，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经济学，会计学，国际贸易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