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庄子以其奇情异想，突破了前人寓言多为历史故事和社会生活两大题材领域的界限，开拓了寓言题材的新领域，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还突破了以实证为基础的逻辑推理的常规，形成了一种寓哲理真谛于“荒谬诡诞”之中的独特艺术风格，这些都是《庄子》寓言对中国文学的突出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庄子  寓言  艺术成就

寓言是短小精悍而又富有哲理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把社会生活加以提炼，采用夸张拟人的艺术手法，通过精巧的构思、奇特的想象，构成了幽默风趣富于哲理的小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在我国起源很早，早在先秦它们就已经散见于先秦诸子和《战国策》等书中，其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应首推《庄子》寓言。一部《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庄子明确提出了 “寓言”“ 重言”“ 卮言”（合称“三言”）的三种叙述方式。从《庄子》全书来看，“三言”大都有故事情节，他所说的“寓言”包括一切神话故事;其“重言”是假借某些历史事件和传说的人物（多为假托）;其“卮言”是随机应变而寓有深意的话语。通而观之，三者均为假借人物故事来表达理想的，实际都应看作寓言。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其书应用寓言频率之高，数量之大，实为先秦诸子之翘首。加之庄周本人对寓言异常重视， “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视寓言为深广之言。这一点，刘师培的论述尤为精辟，他说：“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因此，《庄子》一书的成就和风格特色，主要表现在许许多多的寓言故事中。

研究《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和风格特色，能使我们充分理解《庄子》一书的文学特色和成就，据此，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对《庄子》寓言的艺术特色和成就进行探讨。

第一，《庄子》寓言开创了“奇情异想，从天外来”的浪漫风格，突破了前人寓言多来源于历史故事和社会生活两大领域的界限，把笔触伸向了神鬼世界和无生命世界。

先秦寓言源远流长，是当时在劳动和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形象而深刻的总结，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除《庄子》寓言外，其他寓言则多源于历史故事和社会生活，如《韩非子》中“楚王好勇”、“弥子瑕失宠”等来源于历史故事，而《孟子》中“揠苗助长”、《列子》中“詹何钓鱼”则来源于社会生活。当然也有少数涉及神话故事和非人世界的，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韩非子中的“三虱争讼”等，但数量不多，根本无法与《庄子》相比。庄子是第一个大量创作神话寓言的人，他开创性地从神话传说中汲取了丰富的想象，突破了一般寓言动物对话、简单设喻的框架，发展了艺术虚构。寓言同神话传说本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神话传说因其“渐近于人性”而为人们所接受并赋予其特殊含义用于讽刺和说理，因而写入寓言之中。且“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居地处于南北东西交通必经的中原之地，有机会听到口头流传的神话，他又曾经就教于源出于藏书吏的道家，当过“漆园吏”，有机会看到巫、吏们记录的神话。加之庄子其人“奇情异想，从天外来”的独特秉性，使得庄子寓言中不但有大量的神话人物，而且多是通过想象重新创造的。很多来自神话故事和动物、植物世界的奇异对象，被庄子纳入了笔端。庄子笔下，有超凡脱俗的神人，畸形丑怪之人，以及技艺超绝的艺人工匠，千年古木，蜗角小国，井蛙海鳖，乃至无生命的忽、悠、混沌、影子、魍魉等。天地世间存在或不存在的形象都被庄子纳入笔端，涉笔成趣，构成了诙谐奇异的寓言世界。

庄子不但凭借“奇情异想，从天外来”的独特秉性，扩大了寓言表现对象的范围，运用这种想象进行艺术虚构，把很多不存在的事物写得活灵活现，具体生动。如《逍遥游》篇中写鲲鹏之大。又如其写藐姑射之山神人，神人仙子的肌肤外貌、神态风度，使人如闻如见，让人惊叹不已！但最令人叹为观止还当属“任公子钓鱼”， “大钩巨缁”要五十头牛为饵，就已超出了常人想象，而其所获大鱼之大“离而腊之，自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就更非常人所能想、所敢想了！

班固《汉书·异文志》中记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庄子其人也“于学无所不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读过很多史籍，并将之运用到了寓言之中，使其寓言中出现了很多真实的人物，如孔子、惠施、鲁哀公、梁惠王等。但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庄子虽取法史传，却不囿于史传，而是虚构情节故事，使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都为证明或反证其观点服务，如《山木》篇中孔子“辞其郊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就从未见诸史书。《田子方》篇中“庄子见鲁哀公”则更是出于虚构，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鲁哀公卒年比庄子生年略早百年，二者根本不可能相见。至于一些如支离疏、混沌、魍魉等，更是一些“子虚乌有”式的人物，皆“空言而无事实”。（《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但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作者都能应用自如，从而成功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其中有傲视王侯卿相、鄙夷功名富贵的隐士，如许由、伯夷等；也有泯物我、齐生死的达人，如庄子、老聃等；还有雄辩恣肆、妙语惊人的智者，如大公任、惠施等，作者皆取法史传、虚构故事，将虚实巧妙融合，使得人物无一不刻画得形象鲜明、入木三分。

除虚实应用自如外，庄子在细节描写方面也成就斐然。庄子善于通过对人物言行细节的描写，揭示人物性格。如《外物》篇之“儒以诗礼发冢”。作者通过对大小儒言行细节的描写，揭示了儒家的奸伪。大儒在墓上观风，只问“事之若何”，可谓是“口不言钱称阿堵”，极为传神。小儒在墓穴中引诗作答，告以口中有珠。大儒在上又称《诗》为盗珠根据，指导如何才能保全口中之珠，一个盗墓老手的形象跃然于纸上。作者仅对大小儒的言行进行了寥寥几笔的勾画，就将儒的奸伪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盗跖》篇中的孔子，一个以礼仪游说的儒者，去说跖时，非常自信，通报时声明认识跖的兄长，表现了他的知礼；对跖的阿谀奉承，为的是让他采纳自己的建议；说以罢兵休卒，共祭先祖，造大城，为诸侯，反映了他自己的世界观；既欲富贵之利，又欲圣贤之名，却又胆小怕事，小受挫折便不敢仰视；听到跖的狂论更是如雷轰顶，这样一个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作者仅用“再拜而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就将其胆小贪生的一面表现得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

第三，《庄子》寓言对现实进行了“深刻尖锐，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批判。庄子愤世嫉俗，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先秦诸子寓言思想内容上的一个共同点，但是《庄子》寓言尤以广泛、尖锐、深刻而突显。

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是各种新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社会混乱，诸侯争战。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在整体上表现出开明性，但是由于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加之处于争强力、霸天下的时代，故往往表现出更大的残忍、奸诈。除地主阶级以外的其他阶层的利益也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故其思想、行动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因而使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公开化、严重化。庄子冷眼旁观、感之尤深，因此予以了深刻揭露和批判。

《庄子》寓言对当时统治阶级的恶性、丑态的揭露和批判尤为深刻和激烈。如《人间世》篇“颜回请之卫”， 就对魏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焦”的专横独断予以了深刻揭露。在同一篇中还有“爱马者”“养虎者”两则，则把卫灵公比作稍有不慎“则缺衔毁首碎胸”的马和不可触犯的老虎。在《列御寇》篇中的“骊龙的珠”一则中，认为凶残的宋王“非值骊龙也”，把凶残的宋王比作九渊之骊龙。庄子在《达生》篇中通过“祝宗人说猪”一则寓言，通过安慰即将被用作牺牲的猪娓娓动听的花言巧语活画出了统治者的伪善面孔。在《外物》篇中，庄子又通过“涸辙之鲋”直接辛辣地讽刺了监河侯之类的虚伪的骗子，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吝啬、残忍。而在《胠箧》篇中提出“世俗之所谓智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的反问，并通过“盗亦有道”一则寓言对统治者以虚伪的封建道德欺世盗名的丑行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揭露。

最后，《庄子》寓言采用“托物寓理，代言立论”的叙述方法。在论文领域内，突破了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常规，大胆跨越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从而形成了一种寓“沟深索远”之旨于光怪陆离的虚像之中的奇妙的论证方法，使哲学论文破天荒地出现了一种寓哲理于“荒谬诡诞”之中的特殊艺术风格，对寓言的发展影响深远。

文章是人精神世界的物质外壳。特定的精神思想，需要特定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章风格及特征。庄子所处时代，百家争鸣，各骋其长，庄子独树一帜，采用了“托物寓理，代言立论”的叙述方法，以“谬幽之说，荒唐之言”为其精神世界的外在形式，阐述了自己的学说观点。庄子要表达自己深邃的思想，必须面对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用最为“深入浅出”的方法使己意通他意，从而解决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矛盾。后来庄子采用了“指事类情”的方法，像一根纽带一样，通过形象性强、比喻性强的寓言，来使读者和自己的思想沟通并联系在一起，“籍外论之”（《庄子·寓言》），将道理寄于形象生动的事物及荒谬诡诞的故事之中，借他人之言，立我之论。“寓真于诞，寓实于玄。”（刘熙载《艺概·文概》）。如《应帝王》篇中“儵忽凿浑沌”一节，作者想象奇特大胆，故事也耐人寻味，将“有为之害”的道理寓于如此怪诞之故事，却又让人不得不叹为观止。又如《逍遥游》中庄子与惠施关于“大葫芦有用无用的辩论”，惠施不过是作者代言立论的工具而已，辩论看似蔓衍，其实是作者要说明的是“有用与无用是辩证统一的，无用之用是为大用”的道理。还有上面所述《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冢”，对儒家的诗礼的揶揄，也是为了说明圣智之法乃为大盗守（《庄子 胠箧》）的道理。《庄子》绮丽诡怪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情感深沉情感迂回的流露。

先秦的散文，大多数都以逻辑推理为主，《庄子》则与此迥异，表现出了形象诙谐的论辩风格。《庄子》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征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庄子采取了极为大胆的浪漫主义方法冲击因袭的正统，宣传哲学理论，是一种自觉的行动，是从历史学家的要求着眼的。而刘向说庄子寓言“其言宏绰，奇旨玄妙”，“泰然遣放，放而不敖”，则是从文学和手法表现哲学内容的角度上讲的。此外，庄子很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庄子的语言也多是心灵的自由流露，达到了至人无待的境界，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规则，真正进入了“不期经粗焉，无言无意之域”。

庄子“托物寓理，代言立论”的叙述方法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文章史上的第一次思想上和文法上的飞跃。它标志着云龙雾豹，行云流水式的散文以倜傥之姿正式屹立于文坛之上。

总之，庄子是中国寓论体散文的拓源者，寓言是庄文的主体，也是庄子理想主义的特有表现形式。庄子以其奇情异想，突破了前人寓言多为历史故事和社会生活两大题材领域的界限，开拓了寓言题材的新领域，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还突破了以实证为基础的逻辑推理的常规，形成了一种寓哲理真谛于“荒谬诡诞”之中的独特艺术风格，使其寓言凭借想象和联想的翅膀，营造了一个个高远寥廓，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主义境界，从而推动了寓言艺术的飞速发展。这些都是《庄子》寓言对中国文学的突出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庄子》寓言不但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了超乎前人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艺术上表现出了神奇浪漫的特色，高超娴熟的技巧，从而使其成为了我国寓言文学的一支奇葩，在中国的文学长河中，永远闪耀着其璀璨的光芒。

参考书目：《<庄子>寓言新解》，李明珠，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庄子>寓言艺术探》 作者：刘树胜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02期

《庄子文学研究》，孙克强、耿纪平 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08月版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袁行霈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02月版

《寓言与现实：<庄子>导读》，汪宇，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