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哈佛大学本科自主招生制度的实质是人才评价问题。它不是对传统精英人才选拔的回归，也不是对大众化阶段教育公平的背离，而是对创新型人才培养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探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国家拥有强大的知识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每个人的享赋、兴趣和素质各异，为每位学生提供最适合自己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个体，尊重人的成长和发展才是真正的教育。由于我国高等院校的类型和层次各不相同，对人才的要求因校而异，大学尤其研究型大学应该明确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积极探索统一考试之外的招生方式，打破“千人一卷”的局面，避免盲目追求招生结果的平等，产生人才选拔的实质不公平。什么是大学自治？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指出：“所谓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享有不受国家、教会及任何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法人团体和个人，如统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员、教派官员、宣传人员或企业主干预的自由。”英国学者罗伯特·伯达尔把大学自治区分为两类，即实质性自治与程序性自治。他认为实质性的自治是指大学决定自身目标和计划的权力，而程序性的自治则是指决定大学通过何种方式去追求自身目标和计划的权力。关于大学自治的范围，艾里克·阿什比曾在一份具有广泛影响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大学自治的6个要素：排除非学术干扰的自由；按大学认为适合的方式分配经费的自由；聘用教师并决定其工作条件的自由；选择学生的自由；设置课程的自由；制定评价标准并决定评价方法的自由。尽管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大学自治的范围是不同的，但是阿什比认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以上6个要素可用于分析不同国家大学自治的范围。自中世纪大学确立大学自治原则以来，西方传统的大学自治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当代社会，传统的大学自治也受到社会的挑战。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方大学自治传统的演变作出探讨。

关键词：哈佛大学；本科招生录取政策演化；西方大学自治

引言

西方大学自治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源自中世纪大学。这与中世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是紧密相关的。欧洲中世纪，最早的城市市民主要由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他们都受到教会当局和封建领主的盘剥和压迫。为了有效地保护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利益，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组织起自我保护性质的行会。因此，欧洲中世纪行会之风盛行。行会组织对商品经济从强大的自然经济夹缝中挣脱出来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们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通过获取特许状的方式取得合法性。它们是最早的法人团体，而作为法人团体，行会则被赋予了广泛的自治权。行会组织是在中世纪强大的封建和教会势力压迫下最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获得一定自主权的自治组织，因而，它对那些渴望独自主地探索知识的人来说是一种理想的样板。由知识分子组织的行会逐步把自己组织成永久性的机构，具有能够保证教师和学生利益的管理体制，目的是为了结成同盟，以便自由地、不受任何阻挠地追求知识，发展智慧。为了摆脱外界的控制和干扰，他们也像工商行会那样，从教会当局和世俗政权两方面获取了具有法人性质的特许状，以及其他的一些特权，成为一种自治性的组织，使大学不受教会、世俗政权和其他法人机构的干扰，自主地处理大学事务。

1、哈佛大学本科自主招生的制度构成

1.1招生目标

从哈佛大学招生网站上，归纳其招生目标为：哈佛招生没有固定公式，虽然高中学习成绩重要，但是努力寻找富有激情、创造力和坚韧品质的人。哈佛大学从广泛背景中招收有才能的学生，坚信教育的影响不仅仅学习知识，还包括与不同兴趣、才能和经历的人生活和学习。哈佛大学致力于教育机会均等，招生基于成就和学术期待，申请经济资助不会抹杀学生的入学机会。

1.2招生政策

哈佛大学实行“不问需求”的招生政策，即哈佛大学招生不考虑申请者的经济状况。在新生入学时，哈佛大学给每个人建立经济资助口袋，如果上学期间学生家庭财务状况发生变化，哈佛大学将及时调整个人经济资助口袋。因此，学生及其家庭不必担心无法负担上学费用。外国学生的经济资助与美国本土学生完全相同。目前，哈佛大学的经济资助已经覆盖70%学生，每年投入约9660万-16600万美元。在2011-2012学年，收入在65000美元以下的家庭，不支付任何上学费用；收入在65000美元到150000美元之间的家庭，需支付上学费用的0-10%；收入在150000美元以上的家庭同样可以申请经济资助。另外，对特殊群体的招生政策表述为：“哈佛大学基于个人对哈佛大学培养目标和教育制度做出贡献的需要，反对违背大学目标和法律，对不同种族、肤色、性别、性取向、宗教、年龄、国籍或文化背景、政治信仰、财产状况、残疾等与课程目标无关的歧视。”以哈佛大学对待男女同性恋申请者（BGLT）为例：哈佛大学明确表示，努力创建对性别不抱任何偏见的校园环境，保护每位学生健康成长和个人尊严，学生在申请表中可以自主选择性别类型。

2、哈佛大学本科自主招生制度的特点

2.1招生理念精英主义

哈佛大学秉承精英主义招生理念，适当执行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招生政策，在坚持人才选拔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公平。哈佛大学校训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为了实现对真理的追求，哈佛大学严格地挑选学生，入学竞争非常激烈。绝大多数申请者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有人是所在高中的第一名，但是美国有几万所高中；有人是SAT成绩满分者，但是以往SAT满分的申请者中，只有不到一半被哈佛大学录取；有人是州“总统奖获得者”（美国每年只有两名学生获此殊荣）、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或化学金牌得主，但他们没有把握一定被哈佛大学录取。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曾说：“任何社会最终都将由精英统治。”虽然无法考证这句话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了哈佛大学招生，但是相对普通大学和社区学院着眼于训练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哈佛大学招生是为了培养社会领袖和精英。

2.2招生标准多样化

哈佛大学招生人员通过标准化测试成绩、高中选修课程了解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学术期望；通过课外活动、教师推荐信、学校评价了解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才能；通过学生的短文了解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个人品质；通过校友面试了解学生的思维表达能力。除一般标准外，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可以提供补充材料，如音乐CD，文学作品或高水平的学术文章以供招生委员会参考。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所说：校长眼中的学生应该是创造性、广泛的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统一体。哈佛大学不只关心学生过去学多少，更重视学生的学习潜力，看未来能学多少。哈佛大学综合性的招生标准可以多维度评价申请者能力，将优秀生源招收到哈佛大学进行优质培养，有利于教育资源和人才合理有效配置。哈佛大学招生委员会要求申请者在申请表中注明感兴趣的专业以了解学生关注的专业领域。

3、西方大学两大治理模式

西方现代大学的治理模式，从宏观的角度划分，常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一类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这两类大学都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但是在治理模式上体现了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大学内部的领导体制和治理结构上，也体现在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的关系上。

3.1大学内部的领导体制和治理结构

就大学内部治理而言，德国与法国的高校总体上保持学者治校的传统。大学教授通过评议会或讲座，长期控制大学的运行，学校行政层面的控制力相对较弱，外部人士较少参与大学治理；在近些年的改革中政府要求大学的权力机构中有一定比例的社会人士，但这些权力机构仍主要处在本校教授的控制下。英美国家的大多数学校则与之不同，采取的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的法人董事会制度，外部人士通过参加和控制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来影响和规划学校的发展，董事会成员主要由外部人士组成，大学的校长由董事会任命，学校行政层面的控制力较强。这种制度下的学校早期教授权力很小，后来有些学校的教授通过成立评议会获得一定权力，进而形成董事会和评议会共治的格局。

3.2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在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上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而在英美传统的国家政府只是参与者。欧洲大陆国家的大学，不管在组织形式上有多大差别，从根本上说，都处于政府的领导之下，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学校通常按政府批准的具体预算运行，所以政府实际上介入了大学的管理。但在英国和美国，政府对参与大学治理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英国政府一直避免对大学进行直接管理，对大学的资助主要是通过中介机构进行，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间接管理形式，尽管这种状态在近些年的改革中被打破。但美国的私立大学在治理上很少受政府影响，州立大学尽管是公立大学，但内部治理结构大多仿照私立大学，大学保持较高的自治程度。

4、如何看待西方大学自治

第一，追求平等理想的欧洲大陆，在大学治理上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官僚精英和学术精英的结合，反而是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在大学治理上更早地走向了体现平等主义的共同治理，一种更加适合民主社会多元参与需求的治理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与社会大结构的良好互动中实现了开放。

第二，大学治理终究要依托于社会的法律架构和治理环境。一种看上去高效率的组织管理和运行模式，如果移植到某个治理理念和法治环境不兼容的社会，就容易产生“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问题。譬如在一个传统的大政府治理模式的国家，大学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约束，如果在政府并没有真正退出的领域同时又引进市场机制，市场和所谓的社会问责就很容易成为政府操纵的工具，反而会不当扩大政府在大学治理上的权力。这样的改革，不但不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反而容易带来行政权力碾压学术权力、寻租、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所以，大学治理改革是一个配套工程，其进展离不开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超前的局部改革有可能让大学治理陷入更大的困境。德国和法国的大学治理改革步履维艰与其法治改革和思想观念的滞后不无关系。

结束语

尽管人们在大学自治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当代大学自治的理解和实践必须以现实作为基础。国际大学协会工作组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对大学自主作出了如下表述：“简而言之，所谓大学自主就是要创造条件，使高等学校不受外来干扰管理自己的事务。不过，这仅仅是理论，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一个高等教育体系是完全不受外界控制的；而且，大学自主的概念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大学与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划分是常被重新界定和修改的，接受新的边界划分成为大学自主得以继续的必要代价。”大学自治作为一种理念和精神是永恒的。正如布鲁贝克所指出的：“尽管传统的自治受到了各种侵犯，然而其精神却旺盛不衰。”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大学仍然需要自由、独立和自主的机会，以适应新的时代大学需要完成一种改革，一旦这种改革成功，一切其他改革都可迎刃而解。这就是养成自动地进行大学内部改革以适应社会的能力。”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变得更加开放、灵活、主动、高效，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快速多变的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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