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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佳韵（2003-），女，汉族，浙江温州，学生，本科，浙江外国语学院

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政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某些问题。当前亟待新活力注入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我组以获得2022 “全国先进社会组织”浙江传化慈善基金为切口，考察该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设计、实施和管理过程总结相关经验。

一、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点和痛点仍在乡村

乡村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点和痛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农民规模巨大，我国虽已基本实现城镇化，但仍有4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二是大国小农、人多地少，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应始终是头等大事；三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地区、城乡差异大。我国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还有明显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个方面推动乡村振兴。目前面对新农村建设、农业经营模式以及农村和城镇发展不统一带来的巨大挑战，该如何应对，不能只靠政府一家之力，要想突破现有形势，就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多元的社会力量的参与能够形成政府领导社会参与的互补格局，凝聚全社会乡村振兴的巨大合力。因此社会组织作为基层农村组织的补充力量，越来越收到关注，如何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助力乡村振兴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2.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以及党的十九大以后政府的进一步简政放权，在承接部分政府转移职能的环境下，社会组织迅猛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设立“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专节，将“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量”纳入14项发展指标，将“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纳入10项重大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2022年2月，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下发《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和乡村振兴部门要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这意味着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3.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仍然存在问题

目前，各类社会组织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专业优势，为乡村发展汇聚了不少能量。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面临着定位模糊、治理低效和激励有限等诸多问题。社会组织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政社角色不明，其自身自主性和积极性会因掌握资源的独立性而受限。同时我国社会组织相较欧美国家而言，起步较晚且模式不成熟，虽然社会组织已如雨后春笋般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中，但其自身能力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政府针对社会组织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中激励社会组织参与的力度不强。所以，社会组织当前的种种困境和其自身工作特点，导致其公信力与凝聚力尚未可驱动其良性发展，仍需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帮扶。

社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因此我组欲以获得2022年民政部评定的“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的浙江传化慈善基金为切口，探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现状、困境并期望研究出相应对策。

二、社会组织研究现状：

（一）概念界定：

（1）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由不同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也称“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王名，2009）。

在我国，广义的社会组织是指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中介性组织；狭义的社会组织，是指由各级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纳入登记管理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王浦劬，2010）。按照狭义的理解，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组织大体上可以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三种类型。

下图为社会组织的中心运营模式。

（2）基金会：基金会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形态，基金会不同于政府、企业，也有别于一般的非营利组织。公益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基金信托性是其基本特征。目前，中国基金会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存在着广阔的成长空间。

4.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1）从公共管理学视角看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治理工具的重要补充，随着社会发展而长久存在（2021，李益铭，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行动困境及破解——基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实际上就是前者利用自身信息、资金优势以扶贫项目等方式改善农村群体生活状况的活动过程。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必然在我国乡村振兴工作中承担重要的使命。

（2）从社会学视角看

社会组织在基层矛盾化解中发挥看日益重要的作用，且其规模和提供服务的种类日渐丰富和成熟，政府需要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全面有效地化解基层矛盾。因此，政府在实践中积极寻求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形成了下图三种具体的合作模式。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改变了自上而下行政命令的选择单向性、国家政府治理乡村的责任单向性及公共事务治理程序和方式的思维单向性。构建起一种由政府、社会组织、民众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相互协商、共同管理的多元合作体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极大促进了乡村振兴理念与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

（3）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看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相对落后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这一客观事实呼唤着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方力量在制度化框架内共同行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证明，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经济建设，都始终离不开党的建设和指导。

三、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与困境——以浙江传化慈善基金会为例

（1）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

随着社会组织建设的不断发展扩大，社会组织在总量和规模上都有了跨越式的进步，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日益显现。社会组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参与乡村振兴：

a.社会组织与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共同参与，形成与党委、政府互联互补的社会管理网络；

b.社会组织政治参与问题研究。社会组织需做好群众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结合我国国情，立足现有政策，研究我国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途径、方式和方法，提出政策建议；

c.社会组织在预防、化解重大群体性事件和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d.社会组织结合各地基层社会组织建设实践，分析社区社会组织的类型、特点、作用、发展态势和规律，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促进其作用发挥的政策建议；

e.社会组织结合当前各地加强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模式、经验和探索，结合各地探索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实践，提出完善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促进其作用发挥的政策建议。

传化慈善基金会是由传化集团捐资成立的一家非公募基金会，近年来“安心卫生室”“安心驿站”“善源社区”等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振兴，有效实现了资源利用最大化。2021年，传化慈善基金会在毛垟乡开展“农创帮扶项目”，助力当地发展苔藓经济，让小苔藓成就大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也让更多的村民回到了家乡创业。截止至今年，该“安心卫生室”项目达成与政府的深度合作，惠及了20余乡镇共184632人.

由表可知，传化慈善基金会2022年开展了更多的公益项目，其他的项目也稳步进行中。

据《传化慈善基金会2022年报》统计，“传化·善源社区”，共实施公益项目76项，服务人次21167人。善源社区已径从宁新村走向宁围街道、萧山区、杭州市、浙江省，甚至全国，目前该项目还在持续进行中。传化集团通过传化慈善基金会启动健康帮扶行动，在“三区三洲”等地区已援建1037所“传化·安心卫生室”，1所“传化·安心卫生院”，服务村民180000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340，000人。

年报显示，“传化·安心驿站”开展线上互助711万+人次、线下互助救援11227人次，累计救援里程约337860公里。货车司机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积极参与防疫物资运输，抗灾等公益行动20000余人次，保障和救助困难货车司机、家庭成员46400人次。并发动25511 位货车司机通过“传化·安心驿站”，参与生命互助，累计募集资金808428.84元，为困难货车司机和家庭送去温暖和爱心。

传化慈善基金会以积极的社会效益、精准的公益服务、科学的方法论，致力追求促进价值创造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效能提升，持续以“凝聚爱的力量、创造公益价值”为使命，与此同时，在浙江大学设立“浙江大学传化基金”定向用于支持浙江大学学科建设、人才引育、人才培育、设立“传化奖学金"、双创大赛等，为浙江大学培养高水平、高质量、高层次人才产生积极深远影响。

（2）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困境

随着社会组织不断深入参与乡村振兴，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日益显现。但是，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总体上还处于发展阶段，其中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困境，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困境：

f.社会组织参与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管理机制。除了对社会组织成立条件的诸多设置外，社会组织存在自律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的情况。当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除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外，没有具体的相应的行政制度对社会组织制度进行调整，社会组织的实际运行很难做到依法治理。

g.公众对社会组织参与的认知局限。由于社会组织发展历史较短，一般公众因为对其认识不足导致不信任，这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难题。这种不信任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认为社会组织属于“草根组织”，纯属娱乐性组织，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威信来与政府共同治理社会，这部分人忽视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大作用。二是认为社会组织即便能够提供公共服务，但对公共产品的认同度并不高。主要是对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稳定性的不认同。认为社会组织能够得到的可利用资源本身少，难以满足他们需求；以及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对其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持怀疑态度；还有因从业人员流动导致的不稳定性。

h.缺乏有效的扶持政策。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有资金、技术、人才等作保障，但是由于社会组织成立和发展受限于资源约束，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人才等。

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对策建议

传化慈善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在设计、实施和管理过程中，根据当地的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宝贵的经验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

（1）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的必要性。

传化慈善基金会作为一个非公募基金会，与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当地政府不仅提供项目上的配套经济支持，且随着项目规模的不断发展，政府为传化慈善基金会项目办公室配备的人员不断增加。由于彼此不同才有合作的空间和需求，同时可以找到结合点将矛盾化解。传话慈善基金会与政府合作关系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政府和社会组织借鉴。

（2）注重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传化慈善基金会在项目开展的初期，就意识到当项目的资金和人员离开时，项目还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正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在人才方面，项目办一开始就坚持了人的参与。同时，项目工作人员还将举办培训作为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财务能力的手段之一。在项目实施中，基金会利用小组组员之间的互助协作机制，将其规范化，同时赋予其更多的权利，保障项目后期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采用“互联网+”的形式，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平台，推陈出新，通过APP、社群合作的方式，实现信息的互通有无。

（二）意义及实施的必要性：

1.理论意义：

（1）该项目的推进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的号召，贯彻并落实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历次会议精神，坚定有力地支持了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

（2）项目的研究有利于明确目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存在的困难以及问题，为开拓以党建引领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型路径提供理论的支撑。

2.实践意义：

（1）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解决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研究出社会组织有序、有理、有效地参与到乡村振兴的普适模式。

（2）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将精准帮扶村民，优化升级乡村治理能力与摆脱现实民生困境提供正确方向，推动形成社会组织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良好局面。

3.必要性：

（1）该项目旨在研究社会组织如何与政府高效合作，积极响应了国家政策与社会反响，并将有效解决当今乡村发展痛点。通过将社会组织作为乡村组织的补充力量引入乡村，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更新提供新引擎。

社会组织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参与到乡村振兴，使得帮扶工作在领导下有序不紊、注入新活力，也使得社会组织实干成长、实现高质量发展。

五、总结

综上所述，保障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性就必须保障其项目实施的可持续性和持久性。以此为基点，最具普效力的措施：其一，夯实并持续建设后备人才基础，加强项目的相关教育培训，加强补充深入农村的社会组织人才队伍，促使其走向专门化、职业化，社会组织高质量地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中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强大的后勤力量支持和智力支持。其二，需完善内部行为监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确保“有序服务”。建立起健全的权责体系、协调运转的业务体系、有效制衡的治理体系，以来有效遏制社会组织的自利冲动，杜绝不规则介入、不公正盈利等隐患，切实保证社会组织履行公共服务时，始终坚守初心、高效精准，助力乡村振兴。其三，社会组织需激发自身的创新能力，持续自我革新，以保障资金链的稳定和后期扶持力度，精准掌握当地公共服务的需求，并由此制定乡村振兴计划，与“互联网+”挂钩，帮助推进相关乡村资源、乡村文化、乡村人才等的建设，拓宽资金来源，确保决策的精准化、创新性。

本文通过对浙江传化基金与政府合作形式、内容以及困境的深入剖析，并采用多种科学精细的调研方法，经考察、分析、反思后，结合了当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现状研究，以寻求理论与实践的突破与创新。试探求出实现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协调接轨以及其有序、有理、有效地参与到乡村振兴的普适模式，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