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新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始终，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精神的历史演进、内涵本质与时代价值三个维度探讨，梳理其哲学根源、思维特质及价值导向，揭示其在文明演进中的核心作用，并立足于当代文化发展需求，论证创新精神对文化自信建设、现代化转型及全球文明的启示，对于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社会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创新精神 历史溯源 内涵特质 时代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精神的历史溯源

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不绝的生命力，根植于其文化基因中深藏的创新禀赋。这种创新精神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源于早期文明对宇宙法则的哲学认知与人文实践的深度融合。

1.在先秦典籍中，“变易”思想已构成文化创新的核心范式。《周易》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揭示的变革观，将创新视为应对天道循环、人事更迭的根本法则。儒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命题，既强调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又突出制度文明的革新必要，形成“守正出新”的辩证思维。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则从本体论层面诠释创新的本质——顺应规律而非违背本性的创造，为技术创新与艺术创造提供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方法论启示。法家“法后王”的变革理论，强调制度创新需因时制宜，韩非“世异则事异”的论断进一步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

2.在思想史演进中，诸子百家的争鸣实质是不同创新路径的范式竞争。墨家“三表法”提出的“本之、原之、用之”认知框架，将历史经验、民众需求与实践效用作为创新活动的检验标准，形成中国古代最具系统性的创新方法论。阴阳家“五德终始说”通过构建历史循环模型，为王朝更迭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同时，也暗含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天命转移”的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秦汉以降的“经学”体系并未窒息创新活力，反而通过注疏传统的“诠释性创新”机制，使经典文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持续焕发新义。郑玄“以礼解经”的学术实践，将周代礼制精神注入汉代经学阐释，实现传统价值的时代转化；王弼“得意忘象”的玄学方法论，则突破汉代象数之学的窠臼，开辟义理创新的新维度。这种“返本开新”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构成中华文化独特的知识演进路径：创新不以颠覆传统为前提，而是通过对经典的创造性阐释实现文化基因的迭代更新。

3.宋明理学对“理一分殊”的建构，进一步深化了文化创新的理论自觉。程颢“天理”概念的提出，将宇宙规律与人文价值统合为有机整体，为文化创新确立形而上的依据。朱熹提出“常中有变，变中有常”的辩证框架，将文化创新纳入“天理”运行的宏观秩序，既维护价值体系的稳定性，又为具体实践层面的变革预留空间。陆九渊“六经注我”的命题打破经典诠释的客观性神话，凸显主体精神在文化创新中的能动作用。王阳明“心即理”的学说则从主体性维度开辟创新路径，强调个体良知对文化价值的重构能力。这种“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创新传统，使中华文化在遭遇外来文明冲击时，始终保有消化吸收、转化提升的弹性。

二、中华文明创新性的精神特质与价值标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有根的创造力”。它既非固守传统的历史惰性，亦非全盘西化的自我否定，而是在文化主体性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中华文化的创新性绝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由其精神传统中蕴含的四重价值标准所铸就。这四重价值标准构成文化创新的“四根支柱”，既规定创新的边界，又提供创新的动力，形成中华文明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

1.“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为创新提供宏观视域，使具体创造始终置于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之下。《周易》卦象系统通过抽象符号模拟万物运行规律，这种“立象以尽意”的认知方式，超越了形式逻辑的局限，使创新思维在具象与抽象、确定性与可能性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汉代“取象比类”的医学思维，将人体生理与自然现象进行系统性类比，催生《黄帝内经》的原创性理论体系；宋代“观物取象”的理学方法，则通过对自然现象的格物穷理，发展出理气论、心性论等哲学突破。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法，正是通过直觉把握人性本质实现的哲学创新。两种思维传统共同塑造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创新智慧：既注重系统性建构，又保持开放性探索。

2.“守正创新” 的辩证传承保障创新根基稳固坚实，促使革新突破深植传统沃土。价值取向方面，中华文化的创新实践始终受“义利之辨”的伦理规约。孔子“见利思义”的准则，孟子“舍生取义”的抉择，将道德理性置于创新活动的核心地位。这种价值标准并非抑制创新活力，而是通过确立“以义制利”的原则，确保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异化为逐利工具。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技术哲学，在主张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不与天争职”，为技术创新设定生态伦理边界；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的义利观，则为制度创新提供价值准绳。在当代语境下，这种伦理自觉对防范科技异化、资本失控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王夫之“理势合一”的历史哲学，更将创新实践纳入历史理性范畴，强调任何变革都需符合“势之必然”与“理之当然”的双重要求。

3.“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确保创新活动紧扣现实需求，避免陷入空想玄谈。就实践路径而言，中华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耕读传家”的物质与精神生产一体化模式，保障文化创新扎根现实生活，朱熹“即物穷理”的格致论强调知识创新需以具体实践为根基；“师古而不泥古”的传承机制，使文化基因在代际传递中保持变异活力，顾炎武“引古筹今”的治学方法正是这一传统的典范；“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则破解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二元对立，王廷相“知行兼举”的主张将实践验证作为创新真理性的最终标准。这种系统化的创新生态，使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既能保持本体稳定性，又能通过持续创新实现文明层级的跃迁。黄宗羲“学校议政”的制度设计，便是传统教育制度与民主萌芽的创新性结合。

4.“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为创新营造多元共生环境，使异质文化要素得以在对话中催生新质。中华文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理念，与西方文明“创造性破坏”的线性进步观形成鲜明对照。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之际，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创新观，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价值框架。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的提出，正是这种传统智慧在现代人类学领域的创造性发展。“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创新观不追求文化同质化，而是致力于在文明对话中激发新的文化可能性，如“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文明互鉴实现发展模式的创新性探索。

三、在创造创新中彰显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精神为新时代科技创新、文化创新提供了精神动力，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一）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精神激励着人们敢于突破传统思维，勇于探索新的科学技术领域。古代的造纸术、印刷术等发明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今时代，科技创新同样可以推动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创新精神是科技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可以启发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科技研发中不断创新，突破理论和技术瓶颈，勇于尝试新的方式和途径，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可以激发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二）促进文化创新与繁荣。中华传统文化创新精神为文化创新提供了灵感和源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有助于培育创新文化，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新时代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传统文化创新精神也是国际交流的重要桥梁。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国的武术、书法、绘画、京剧等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国际上广受欢迎，成为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通过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可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可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人才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战略资源。

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独立思考、勇于实践等品质，《论语》中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了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重要性。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独立思考、勇于实践等品质，“学贵知疑”的质疑精神，鼓励人们独立思考，敢于提出问题，举一反三进行类比思维，对于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创新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有助于奠定扎实的专业知识技术与广阔的视野，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责任意识。良好的创新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中。

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过程中，要“知行合一”，树立独立思考的意识，敢于质疑权威，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创新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出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结论

创新精神的历史实践表明，文明的生命力不在于抗拒变革，而在于如何将变革转化为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智慧，不仅关乎文化自信的建立，更对人类应对现代性危机具有普遍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不仅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增强文化自信、促进科技创新、塑造创新人才，还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并结合时代特点加以传承和发扬，可使其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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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张茹，1973年11月，女，汉族，辽宁沈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组织文化、廉洁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