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居正作为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所推行的万历新政，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并迎来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其中考成法作为其中一项核心举措，以“立限考事”，“以事责人”为核心原则，通过技术性手段整顿了官场，但最终因人亡政息而废止。尽管如此，它对当代行政改革以及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张居正；考成法；现代行政管理和建设

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1]张居正，作为明朝中晚期卓越的政治家，被梁启超誉为中国历史上的六大改革家之一。在其主导的万历新政实施初期，官僚体系的腐败问题极为严重，官僚主义现象尤为突出且普遍存在。

在张居正当政之初，明王朝已是沉疴日重，吏治腐败、土地兼并两极分化严重、财政崩溃、武备废弛等问题相当严重。为挽救明王朝统治，张居正立即推出了考成法，从整顿官僚体系为着眼点，“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推动了其他一系列措施，使行将就木的明王朝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明王朝蓬勃发展迈入了万历中兴的局面。然而，随着张居正的离世，人亡政息。其源于考成法的时代局限性以及张居正个人因素的限制。但是，考成法作为历史上的重要改革，从现代视角来看，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启示作用。

一、考成法的主要内容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向万历皇帝上了《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提出了考成法。考成法针对的是考察制度，其核心是立限考事和以事责人，即以既定时限进行绩效考核，以具体事务对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该法的目的在于以技术性手段，扭转官员“不作为、清议空谈、人浮于事”的风气。

（一）确立考核标准（六事考成法）

张居正提出以“六事定考成”，即官员考核有六项指标参考：钱粮、司法、治安、教育、民生、工程。每项指标都确立具体目标和规定时限，逐级上报备案。中央六部和督察院官员将政务一律登记入册，按事务缓急一一划分，并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月计”、“岁籍”注销。

（二）构建层级分明的监督体系与问责机制

六部和督察院登记入册的册子就是考成薄，总共三本，一本留六部和督察院做底册，一本送至六科，最后一本送至内阁。对于落实政务完成情况，由六部和督察院依册落实，六科对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考核一次，内阁再依据考成薄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考核，即“月有考，岁有稽，内阁总其成”。若在此过程中有未完成的，即刻逐级上报至内阁，对未能及时完成的官员进行处罚，并且上级对下级负有连带责任。

（三）构建清晰的奖惩制度并与绩效考核结果直接关联

考成法能成功实施并在短期内取得成效，离不开奖惩机制的支撑。张居正提出“信赏必罚”，强调法制的严格执行。其实质上是着眼于官员政绩考核，以事责人，官员的升迁由他的办事效率和政绩决定，给官员树立了“以政绩定升迁”的风向标。通过这一机制打破了自宋以来“轻实绩重资历”的问题，以官员具体实绩进行奖惩，优秀者升迁，怠政者警告、降级甚至罢免。

三簿六事考课体系与“月计”及“岁稽”的协同实施，显著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有效抑制了官员“扯皮推诿、人浮于事”的现象，更实质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理清积弊，延缓了明王朝统治危机。

二、考成法的时代局限性

考成法作为中国古代官吏考察制度中的典范，对整顿明朝官场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其在短期内提高了行政效率，清明了官场风气。但毕竟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的调整，必然会存在结构性问题。

（一）考核标准与治理目标的异化

考核主体单一化，考核标准“刚性”缺少“弹性”必然导致考核异化。以完成硬指标甚至超额完成来换取职位晋升，这种强激励促使地方官员盲目聚焦短期政绩指标，通过寅吃卯粮式征税、透支性开发资源等非常规手段追求政绩以达到快速升迁的目的，忽视了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的远景。依赖文书台账的考核方式使地方官员陷入“留痕便是功”的窠臼，对上级文件照抄照搬，对基层实际诉求则表现出消极应对态度，这种执行偏差不仅催生了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行政弊端。此外，在监督层面，官员在监督收集数据时，出现了官员“虚报”、“谎报”大搞“浮夸风”，达到快速晋升的现象，这种制度性造假形成“破窗效应”，既削弱了绩效评估体系的公信力，更催生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逆向激励机制，使得“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导致政治生态的恶化。

（二）封建制度色彩浓厚，政策缺乏延续性

张居正借考成法强化内阁对官僚体系的垂直控制，将人事考核权集中于少数权臣之手。据《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载，考成法规定“以部院稽查抚按，以六科稽查部院，以内阁稽查六科”[2]，形成“内阁—六科—部院—地方”的逐级监察链条。此设计虽提高了行政效率，却使权力高度集中于内阁首辅，导致“内阁侵部院之权”[3]。张居正通过考成法将人事任免与政绩考核直接挂钩，使官僚系统成为贯彻其个人意志的工具，凸显人治凌驾于法度的特征。考成法的有效性高度依赖张居正个人权威，缺乏制度化的制衡机制。《明史》载，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擅威福，三辅臣皆惴惴惕息”，揭露考成法实为“以人废法”的集权手段。[3]张居正去世后，考成法迅速崩解，《明史》称万历中后期“考成之法渐弛，吏治复坏”[3]，印证其制度生命力与人治权威深度绑定，终因“权去而法亦替”[2]。《明史》载“居正卒，四维始当国，务为宽大”[3]，显示改革派核心人物去世后的政策逆转。考成法“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3]的短期成效，终因“功罪必核，中外淬砺”[3]的刚性制度难以维系，最终随着张居正集团倒台而废止。

（三）监督考核机制异化

考成法构建的垂直监管体系在强化中央集权机制的同时，亦导致地方行政自主性受限。《张太岳集》卷三十八明确载录：“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比中实，事可责成”[2]。此制度设计中周期性的六科覆勘机制与内阁督查体系，客观上形成“严上取下”的行政压力，致使地方官员普遍奉行“宁峻勿纵”的施政原则。尤其在灾害频发的北直隶及河南布政司辖区，州县官吏为达成钱粮考成定额，多采取强制摊派、预征赋税等非常规征敛方式。考成法过度依赖文书稽查的运作模式，致使官僚行政出现“据文簿论实政”的运作异化。张居正虽强调“综核名实”，但在《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中然其亦坦言：“贪吏省侵渔之弊”[2]，折射出基层政务陷入赋税催科与民生实务失衡的制度困境。据《明史》记载，监察御史刘台具疏弹劾张居正“挟考成以驭科道”[3]，深刻揭示出监督考核体系已异化为中枢集权的技术化工具，并衍生出“文牍主义”的行政积弊。

三、考成法对当代行政改革的启示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中，没有一个封建王朝能持续发展超过三百年。其原因在于，无论哪个王朝，进入中期后，土地兼并等社会矛盾集中体现，特别以官僚主义积弊最深，最终积重难返走向灭亡。但如果要挽救倾颓之势，则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化的改革，其难度之大，犹如登天。在长达近两千年之历史长河中，唯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堪称著名。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而张居正改革却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之关键在于张居正通过考成法有效克服了姑息之政（即官僚主义），为改革的全面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4]

（一）科学的考核方法

考成法通过构建“立限考事”，“以事责人”为核心的考察体系，将繁冗的政务细分为步骤化、具体化的任务，分派给不同的官员执行。并采用三册登记法逐月追踪情况。在我国公务员考核体系中，可借鉴这一做法，根据当今具体实际来创新旧有的考核方法，警惕为了采用新的方法而实行复杂且目的性不强的考核方法，以免考核流于形式。

（二）考核主体多元化

考成法考核主体单一化是考成法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切评估决定权在内阁之手难免出现一阁独断的问题。然而，在当今这一时代因素已消散，在公务员评估体系中评估主体可引入群众、同事、社会、上级等不同方面的评价，如此可有效减少虚报政绩、积压政务不作为的情况。

（三）考核奖惩机制科学化

信赏必罚是考成法得以成功的关键。张居正对官员进行严格考核，再“以事责人”，将官员政绩与个人升迁挂钩，激发了官员作为的心理。在我国公务员考核体系中，应落实责任制建设，并设立合理的奖惩规章，使得公务员保持进取心，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等怠政、荒政的局面。

（四）以稳定的政治力量支撑考核

明代考成法中“考”即考核、考察，“成”即官员的政绩。考成法能成功实行，离不开张居正以绝对的强权作为政治力量支撑。纵观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不难发现任何一项改革政策推行背后都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撑。在当今公务员体系改革中，需要找到一股强大、长期存在的推动力。与封建社会不同，在当今社会已是法治取代了人治，这股力量便是法律。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公务员考核规定》，将其提升到法律层面。

四、小结

考成法的时代局限性深刻揭示了官僚主义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若要根治官僚主义，必须全面深化官员管理制度的改革。从张居正在推行考成法的过程中看，张居正没有充分考虑官吏的能力与素质，未能突破封建制度的桎梏，留下了人亡政息之叹。

因此，以史为镜，“形式主义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重实效。官僚主义背后是官本位思想，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盲目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5]显而易见，现今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在表现形式上与张居正时代的“姑息之政”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而在根本原因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裂的内在联系；以人为镜，张居正的考成法所蕴含的经验与教训，若我们能够借鉴并以此进行反思，对于我们在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毛泽东主席曾言：“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6]这不仅是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也是对行政管理改革的一种启示。

在当今社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7]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之所以失败，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实施考成法的过程中，过度强调绩效指标考核，却忽视了官员实际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导致考核浮于一纸文书，未能让官员自省。因此，在借鉴考成法时，“我们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在调查研究中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一得自衿、以偏概全，草率地下结论、做判断。”[5]

参考文献

[1]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M].中华书局，1957：21.

[2]张居正.张太岳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482+208+483+578.

[3]张廷玉.明史[M].中华书局：北京，1987：1729+5987+5916+5769+5643+5987+5937+5987.

[4]陈国平.张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考论[J].中国法学，2020，（4）：130-146.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外文出版社：北京，2020：475.

[6]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J].山西政报，1954，（19）：5-6.

[7]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20：19.

[基金项目]2023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高校课程思政话语感染力提升研究”（编号：XSP2023FXC049）

[作者简介]刘惠雯（1999—），女，贵州松桃人，怀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王文泉（2006—），男，湖南湘乡人，怀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