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无不体现着“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精髓，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凝练结晶。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恰逢新冠肺炎、俄乌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对人民身体健康与国家粮食安全提出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本文在这个基础上探讨华夏农耕文明的模式。

关键词：传统农耕文明；经济发展新模式；农业；粮食安全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2021 年11 月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严守耕地红线、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等，粮食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聚焦“三农”问题，探寻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问题的解决之道，保卫国家粮食安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及俄乌战争冲突的背景下，我国外部粮食供应受到生产端与供应端的双重威胁，粮食安全更是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俄罗斯与乌克兰作为全球两个农业生产与出口大国，其战争冲突引发了化肥危机冲击全球粮食生产、助推全球粮价高位运行，且导致全球粮食不安全形势具有长期化特征[2]。温志超（2022）认为本轮俄乌冲突造成的粮食安全影响主要是短期的，具有地区特征，会导致粮食保护主义盛行，但对我国直接影响有限、间接影响可控，长期影响需及时跟踪关注[3]。韩璟等（2022）认为全球新冠疫情会对我国外部粮食供应安全产生六个方面的影响：改变需求预期，推动粮价上涨；催生出口干预，加剧市场恐慌；刺激流通管制，放大错配代价；引发投机行为，激化供需矛盾；扭曲投资环境，增大经营风险；恶化舆论氛围，增加道义压力。无论是新冠疫情还是俄乌冲突，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都是多维且复杂的。当前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冲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及相应解决方法，鲜有研究另辟蹊径从我国传统农耕文明角度来研究我国粮食安全新的解决之道。虽然由于我国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宏观政策施行得当，粮食安全暂时未受到严重威胁，但仍应当居安思危。

此外，已有数据表明国人健康状况令人堪忧。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寿命为73.4岁，排名世界83位；慢性病、恶性肿瘤将成为威胁中国人健康的致命因素：慢性病死亡率占86%，1.6亿人血脂异常，糖尿病患者达9240万人，脂肪肝患者约1.2亿人；七成国人有过劳死危险，各类疾病年轻化也成为趋势（详细数据参考权威营销咨询机构光华博思特于2021年发布的《中国人健康大数据》）。在疫情全球化与常态化背景下，如此不容乐观的国民健康形势更值得警惕，必须从提高国民免疫力开始进行疾病源头防治。

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低迷情况下，我国面临粮食安全以及国民健康水平较低下两大问题，有必要思考一种模式协同解决之。因此，本文旨在从传统农耕文明角度，通过“农业+医疗”这一新的农业运行方式的转变来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探索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既为保护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新思路，助力我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又能增强国民免疫力、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二、农耕文明的历史与发展变迁简述

探索农耕文明之于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必须追根溯源探寻农耕文明的历史与发展变迁。中华传统农耕文明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是对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践贯彻，“天”指自然、天道，“天时”指时令、节气等，是我国古代先民对宇宙星象观察得来的经验总结。“地利”象征着自然环境，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的诞生源于古代先民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正如草原孕育了游牧文明，海洋、山地孕育了海洋文明，丘陵、高地孕育了农耕文明。“人和”在此种情境下则可以部分理解为主观能动性，是人利用工具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辰”有天辰和地辰之分，二者相辅相成，天辰是星象，地辰是农具、蛰虫[4]。西汉《盐铁论》记载“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既为“人和”，又是“地辰”，还是农夫的“死生”，农具在农耕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无论实际生产还是生活文化农耕文明都是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不是现代经济中一个产业概念。

1、农耕文明萌芽时期

在农耕文明萌芽时期所使用的农具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大都以氏族群居为特点，以采集狩猎为生活物质来源的主要途径，所使用的工具以打制的石斧、矛为主并伴有少量骨器。距今约一万年前，华夏先民实行火耕或“火燎杖耕”，先用木柄石刀、石斤石斧砍伐荆棘丛林藤条；利用雨后土湿、地软的有利时机，以焚烧后的草木作为肥料，用硬木棍戳地点种， 将种籽点入孔穴，栽培禾苗成长。也是在同一时期人类对狗进行了驯化，目的是利用狗帮助其狩猎、与野兽搏斗。距今约8000年前猪被驯化，约7000年前牛和鸡被驯化，约5000年前羊被驯化，约4000年前马被驯化。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家畜蓄养还是农作物种植都未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物质来源，更未形成系统化生产方式，因此可归为前农耕文明时期，尚处于雏形阶段。

我国真正进入农耕文明萌芽时期，是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据钱穆考证，黍与稷为中国最早农作物，在甲骨文、《诗经》中均有佐证[5]。在公元2000多年前，我国已有粟、黍、稻、麦等粮食作物，麻、苎、葛等纤维作物，并饲养猪、狗、羊、鸡等家畜，进行种桑养蚕。这时我国发展出系统的种植与养殖活动，但由于使用的农具还是以石制的锄头、镰刀、铲子和耒耜为主，是最原始的工具，生产效率较低下，应是农耕文明的萌芽时期，对应我国的夏、商、周朝代。

2、农耕文明发展时期

在我国夏朝虽然已有青铜器，青铜农具也在商、周出现。根据金文提供的青铜价格线索，推测仅一套青铜农具所含的青铜材料，就需耗费西周奴隶三个月以上或自由民家庭半年以上的净收入[6]。此外青铜用于耕地还存在机械性能不佳，如硬度不足、更加笨重等问题，因而青铜农具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直到商朝出现铁器，并在改进锻造技术后，铁制农具才在春秋时期出现，在战国时期得到广泛应用，铁犁、铁锄均在这一时期出现，铁从此成为农具的主要材料。《论语.雍也》记载：“犁牛之子，骍且角”，此处“犁”与“牛”连用说明牛已经用来犁田开垦，牛耕的出现为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带来质的飞跃。《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荀子·王制》云：“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一系列文献记载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建立起系统的灌溉工程。牛耕与铁制农具的结合再加上系统全面的灌溉网络，使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生活模式成为可能，农耕文明步入发展时期。

3、农耕文明成熟时期

农耕文明成熟时期，农具制作以铁、木为主要原材料，农业生产的重心转向耕种工具与耕种方法创新。在耕作工具方面，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统一度量衡、山河湖泊与田地收归政府所有等一系列措施使中国经济从此步入一体化。汉承秦制，并将冶铁行业变为官办，统一制造农具，促进了农具的改革创新与发展。这一时期，秧马、水车、扇车、耧车、水磨等农具开始出现。至此，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得到满足，农业所使用的主流耕种工具、运输工具、储存工具与加工工具基本定型完备。唐宋时期，我国锻造技术进一步成熟，钢刃熟铁农具的出现优化了传统农具的机械性能，唐朝末年曲辕犁的创新改善了传统直辕犁费力与回转困难的问题。在耕种方法方面，据《汉书·循吏传》记载：“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说明早在汉代我国就开始出现温室栽培的雏形。

4、现代农耕文明

五千多年的中华农耕文明依旧传承至今，但是农耕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革命使农业也进入大机器生产时代。现代农耕文明在保留传统农耕文明精髓和理念的同时，使用大机器进行全方面的栽种、灌溉、收割、运输与加工，辅之以生物技术进行育种与培育，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农作物生产环境进行全天候的测度。虽然众多高新科学技术基本能满足我国粮食量的安全，但质的安全却仍显不足。其一，存在利用生物技术培育的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何影响至今学界尚无定论；其二，农药化肥的使用使土地变得有害、板结，优质土地大量减少，且早在1962年蕾切尔·卡逊就通过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实表明残存的农药会对人及各种生物的健康造成重大影响[7]；其三，种子是农业的发展的“芯片”，但是我国种业存在被外企垄断的严重问题，不仅事关粮食安全，甚至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8]；最后，以现代农耕文明技术种植的作物与养殖的家禽在营养方面会有所欠缺。这一系列不足也是本文从传统农耕文明视角而非现代视角探索“农业+”经济新模式的出发点之一。

三、华夏农耕文明的内涵

华夏二字来源于中国的“丝绸”，华夏农耕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凝练，萃取出中华文明的精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东方华夏文明诞生于江河的广袤，而西方文明则孕育自大海的广博，可见中西双方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而东西方不同的生存环境，也带来了中西方各相异趣的生产形式、经济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中西方各民族最初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形成中西方特定的文化形态——文明。

1、华夏主张“顺应自然、五行相生”的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华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天人之学、道法自然、和而不同、居安思危、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天下大同”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农耕生产实践中得来的。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方式是中国古代无数人的追求。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农耕文明强调“阴阳协和、天人合一”，是人类史上的第一种文明形态。

农耕文明的特点在于它主张阴阳协和、五行相生。“五行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用五行来代指天地万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解释万物间的内部关联。五行理论起源于中国农耕文明，亦可服务于现代农业生产。五行理论中“金木水火土”为农业生产中的五大生产元素。其中“土”主运化，即将土壤中污秽无用之物通过土的运化，变为神奇有用之物，即化腐朽为神奇。五行中的“水”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传统农耕对于水的利用认识十分深刻。在五行理论中，“水”为“润下”，即水可以滋润万物，同时总是朝下走。在明白了水的特性之后，古人提出人和水在相处之时，要讲究“顺之有容”，意思是说，要顺应水的流向，才能利用他的益处。古人通过千年的种植，总结出了“堵不如疏”的治水方略，疏通河道、开凿沟渠，将适量的水引入农田浇灌庄稼，将多余的水引入大海以消灾祸。“火”作为五行中的一行，自然也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在古代，人们开垦荒地时讲究“刀耕火种”，火不仅可以帮助人们烧林拓荒，火燃烧过后留下的灰烬，还可以成为极好的天然肥料。事实上，火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不仅于此，早先人们秋收之后，会在农田中大规模焚烧秸秆，既可以解决农业垃圾的问题，又可以滋养农田，还可以以高温杀死蛰伏在十壤里的害虫，一举三得。五行中的“金”，也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物质。金属农具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铁制农具，虽然当时铁制农具的数量并不多，但是人们已经看到了“金”在农业生产中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而五行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在时人的著作之中。金在五行理论中的含义为“金曰从革”，革指的就是变革，当金属应用在农业生产中时，可以让翻土除草、耕地犁田等改变土壤结构和作物性状的农业生产活动变得更容易，体现它“革”的意义。五行中的木，指的本来就是草木、作物，在农业生产中的意义自然更是无须多言，在五行理论中，“木曰曲直”，曲直是指树木的生长形态均是枝干曲直，向上向外舒展，这是古人对作物的认识和期望。当然，”木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结果，也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经常用到的一种生产资料，远古时期，农具主要是木头制作的，即便是金属农具出现之后，木头也依然还是制造农具的主要材料。

2、推崇“掠夺自然、无限扩张”的海洋文明

海洋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主要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思想、精神和艺术领域等方面领先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所以，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

海洋文明的特点之一在于其开放性。海洋文明不是一种闭关自守的文明，而是一种不断从异质文化汲取营养的文明。海洋文明的开放是多方位的。从经济上讲，它是一种对外贸易依赖型的文明，发展海外市场，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这种文明的最重要的经济要求。从人口流动上讲，它在不断吸收外来人口的同时，又不断向外殖民。人口的流动改良了人种的素质，又促进了文化和思想的开放。

海洋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强调自我与掠夺。人从陆地进入海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征服海洋会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古希腊人能够在各种文明聚集的地中海中崛起，很大程度是靠了这种精神，而海洋似乎是这一精神的最终的试金石，因此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都要在此一试身手。从征服爱琴海到征服地中海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而海洋民族，凭借舟楫“四海为家”的特点决定了他的流动性和侵略性，居住在海洋边的人总是得向大海不断地求取，于是造就了他们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海洋边的信息发达，于是造就了他们的多变性和包容性；从大海里索取的食物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形式交换的，商品经济极为发达；海洋连接着整个世界，是一个比大陆更为自由和无界限的世界，这是海洋文明的广阔性和不稳定性。

四、两种文明对比凸显农耕优势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50年之前，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特色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得到优化，有力支撑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到2030年，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部分关键领域居世界领先水平，若干领域引领全球农业科技发展，全面支撑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到2050年，建成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强国，引领世界农业科技发展潮流，对全球农业科学发展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中国成为世界农业强国提供强大支撑。我国农耕文明遗产，将在新时代的农业科技创新发挥独特的历史借鉴作用。

1、农业思想文化上的优势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人合一，讲究天、地、人的和谐关系。在传统的“冷农具”时代，我国古代的农业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成为广泛传播的先进农学文化。形成了以整体观察、外部描述和经验积累为特点的农学体系。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是对自然界的生产要素的利用。人类的文明实践已经证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平衡的整体，人类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一个分子，而不是主宰。在这一点上说，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农学思想，正与当今人们所孜孜追求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相吻合。近年兴起的“生态农业”，“有机食品”，等等，都是对被曲解的“农业现代化”的反思。现代农业注入传统农业“天人合一“的思想，注重环境保护，注重绿色发展，必将为人类开辟一个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

2、品种资源的多元化的优势

这是西方现代农业所不能做到的。我国在传统农业时代，形成丰富的农业品种多样化的种养结构。光是水稻传统品种就多达数千种。这些品种资源开发应用于现代农业中，必将丰富农业品种的多样性，增强农业抗击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加农产品的种类和风味，增加人类对食品的选择，使农业成为有文化、有民族情感、有历史记忆的新型产业。

3、有机绿色元素支撑的优势

我国拥有用地养地的传统，有保持耕地肥力不衰退的技术措施，可以少用甚至不用化肥进行农业生产。在现代农业中，利用现代技术装备对有机肥料进行升级改造，必将开创一个远离化学合成肥料的农业新时代。此外，中国的中医药物在农业病虫害防治将发挥出巨大作用，必将取代现有的合成农药，成为未来农业的安全、高效、无污染、无公害的新型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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