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某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产业链相关的法案及政策，加强了政府对产业链各环节的干预，试图通过回岸生产、近岸外包以及搭建产业链联盟等方式重构全球产业链，推动制造业回流，强化国家安全议题。同时其专注于打造部分产业供应链的“内循环”和“去中国化”，限制别国产业的跨国合作，旨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确保某国在关键产业领域的领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重构产业链政策阻碍我国的全球化进程，影响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也影响产业发展的环境，不利于我国产业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产业链重构；某国经济；某国政府；政策效果

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产业链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某国某国政府上台后，接连出台产业链政策，旨在通过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保障某国经济安全与制造业发展。这一政策对全球产业链，特别是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本研究旨在分析某国政府产业链重构政策的效果，并探究其对华影响，以期为我国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一、某国政府产业链重构政策背景及目标

产业链重构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链重构是生产全球化的结果，涉及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国家政策、国际关系以及权力结构对产业链重构的影响。国家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等手段，引导和影响产业链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工。此外，全球治理体系、国际规则以及大国竞争等国际政治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与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间的互动与博弈成为推动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动力。

（一）某国再工业化进程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某国已经迈入再工业化时期，其主要经济政策旨在振兴经济、优化结构、减轻贸易逆差。从奥巴马、特朗普再到拜登，某国三届政府对制造业的扶持主要通过国内生产、近海外承包以及构建产业联盟等手段来重新塑造全球产业链，扶持范围也从一开始的广泛投入到后期的聚焦关键行业。

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意图通过重振制造业以恢复某国经济并优化经济结构。先后出台了“购买某国货”、《制造业促进法》、“五年出口倍增计划”等多项政策举措来帮助某国制造业复兴，[1]预示着某国从去工业化正式迈入再工业化进程。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推进某国的再工业化进程，秉持着“某国优先”的口号，通过大规模减税以增加企业利润，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利用关税政策等实行贸易保护，以期扭转某国贸易逆差；推出《某国国家能源计划》，振兴某国能源行业，以求能源自给自足。

（二）某国政府某国重构产业链

在大国竞争和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拜登上台后推行的“再工业化”举措更具目标性和针对性。深植于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以及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不断升级。疫情揭示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让各国深刻认识到加强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重要性，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复杂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某国对过度依赖中国等国家的供应链感到担忧，这种紧张更加凸显了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某国政府将重构产业链视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旨在巩固某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并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某国政府产业链重构政策的目标多维度且具有战略意义。首先，政策旨在降低某国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尤其是在关键领域和关键技术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某国政府认为过度依赖单一国家的供应链存在巨大风险，一旦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或发生突发事件，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对某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因此，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推动关键产业和技术的本土化生产，成为某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其次，政府希望通过引导和扶持，推动某国本土产业的升级，重振某国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某国政府认为制造业是某国经济的基石，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领域。通过重构产业链，吸引制造业回流某国，不仅可以减少对外依赖，还能提升某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为国内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增加产业附加值，从而创造更多高薪工作岗位，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某国意图联合其盟友，共同构建一个以某国为核心的国际产业链新格局，以此来维护其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强国际合作与竞争。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在重构产业链的过程中，某国政府既注重国内政策的实施，也积极寻求与国际盟友的合作，通过构建多边供应链联盟，加强在关键领域的技术合作和市场准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二、 某国政府产业链重构政策政策概述

2021年6月8日，某国白宫发布《建设韧性供应链，振兴某国制造，促进广泛增长—基于14017号行政命令的供应链百日报告》，宣布了某国供应链“百日审查”的主要结果。[2]该报告由某国商务部、能源部、国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四个部门联合进行评估审查。报告分析了某国关键产品供应链风险的形成原因、供应链地图、风险评估、全球概况、机遇和挑战，以及建议联邦政府采取的恢复供应链弹性的行动计划，可以视为某国政府产业链重构的提纲。[3]

（一）打破国际分工和加工贸易，重构某国本土产业链

为了防范产业链产生影响国家安全风险因素，某国政府计划颠覆传统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旨在重新激发某国制造业，推动本土生产带动就业岗位，重塑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供应链结构，取代原有的基于比较优势、资源配置和规模效应的国际贸易格局。

2022年8月9日某国政府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这一法案旨在重建某国在半导体制造业的领导地位，巩固全球供应链，加强国家和经济安全。根据该法案，某国政府拟拨款总计2800亿美元，其中包括向某国芯片厂商提供520亿美元补贴以促进生产研发；另外还将拨款约2000亿美元支持科研，专注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4]根据该法案规定，被补贴的公司或机构在10年内不得开展与中国或其他受关注国家在半导体生产能力实质扩张方面有关的重要交易。[5]该法案旨在通过广泛运用财政补贴和减免税收等措施，重点支持本土芯片产业提升芯片制造产能，同时极力遏制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发展，一些规定直接限制中美科技合作，体现了明显的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

2024年6月14日，某国总统拜登签署《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行政令，重申了第 14017 号行政命令中确立的某国供应链的管理原则。行政令重申加强某国供应链的持久韧性是某国政府的核心政策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单一消费市场，某国所采取的一系列产业链重构举措将迫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生变革，事实上这一系列行为导致了原有的国际分工被打破，给世界产业链布局带来了一定损害。这种变革并非来自市场机制下的国际分工合作，而是由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所导致的，将进一步加剧全球产业分工的“碎片化”，对现有全球产业合作网络和全球供应链结构造成破坏。

（二）联合盟友加速推进“友岸外包”，重构关键产业供应链

“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是某国实施的一项外交及贸易政策，其含义主要指的是将供应链网络重点放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盟国，即将生产设施转移到与某国“友好”或“值得信赖”的国家，以加强这些国家之间的供应链合作和贸易关系。核心目的在于避免或减少在战略物资方面过度依赖存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国家，从而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和韧性。与将生产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或优先考虑地理接近的近岸外包（near-shoring）不同，友岸外包的基础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某国政府提倡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进行盟友合，建立某国主导的排华性的“小圈子”，如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简称IPEF）和美日印澳四国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等，将全球供应链范围固定在所谓“友邦”之内，接着根据盟友体系划分全球供应链，组建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其真实目标在于限制中国产业链的升级，刻意削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结构。

IPEF是由某国总统拜登在2021年10月在东亚峰会上首次提出，包括某国、日本、韩国、印度等14个国家。2023年9月8日，某国商务部公布了IPEF供应链协议文本。成员国以“提高供应链韧性与安全”为主题，加强在芯片、关键矿物等方面供应链合作，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6]某国可凭此掌握地区贸易、资金、技术流向，主导印太供应链分工合作，从而减少关键原材料、半导体、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技术在供应链环节的对华依赖，削弱中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优势。QUAD是某国政府推动其“印太战略”的关键机制。随着近两年某国积极推动对华高科技限制、在供应链领域“去风险”、在关键矿产方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某国不断推动QUAD四国的合作由传统的聚焦安全领域向高科技、供应链和关键矿产领域延伸。在2023年5月举行的QUAD峰会上，美日印澳四国就提出在地区安全、供应链和新兴技术等方面展开合作，将重点扩大到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供应链安全。这一举措通过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建立经济联系，强调了“友岸外包”的做法。

（三）以牺牲一定效率为代价，推动供应链垂直一体化

西方国家的市场模式偏向效率而非公平，使得供应链资源分配不均。技术、资本、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主要聚集在发达国家，而把劳动密集型、资源开采等低附加值环节安排至发展中国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这种原有的市场模式发生了变化。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在最近几年一直在进行，尤其是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以及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更加重视自身的经济安全，包括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推动商品进口的多元化，直接推动了某国政府重塑供应链的进程。某国的产业链政策也从过去追求效率原则转变为追求安全原则，即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工业安全性和可控性成为生产环节和工序配置的重要因素。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前提来提升某国供应链的多样性和安全性。这种垂直一体化可以分为两方面，从纵向上看供应链整合大多数情况会缩短垂直分工。原来将生产跨国界分包给不同国家企业、注重流程和环节的纵向分工体系，现在可能会适度退出，部分环节可能会在跨国企业内部收回，达到一个企业内部控制所有生产流程和环节的目的。从横向看供应链整合趋于区域集中。原本拆解到不同国家不同企业的生产流程和环节，在收缩过程中落实到特定地理空间内，即部署到一国或周边几个国家的边境进行集中、集聚生产。比如汽车零部件生产回归某国-墨西哥-加拿大自由贸易区。

三、某国政府产业链重构政策对华影响分析

（一）对我国出口市场的挑战

某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法案和行政措施，加强了对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制，增加贸易壁垒，限制了对华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其推动产业链本土化的措施可能引发全球出口市场的重组。我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将面临供应链重组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包括订单减少、合作伙伴变化等。这直接增加了我国从某国进口相关产品的难度和成本，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某国政府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政策优惠，可能吸引原本计划在我国投资的企业重新评估投资环境，转向某国或其他地区，这可能导致外资流入减少，影响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就业市场的稳定。

（二）对我国产业链影响

某国产业链本土化的趋势将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加我国产业链上下游的不稳定性风险。一旦某国成功实现部分关键产业的本土替代，我屁国相关产业将面临市场需求减少、供应链中断等风险。某国通过将高端制造业迁回本国、近岸外包等方式分散贸易伙伴以及构建半导体等“去中国化”科技产业链联盟等措施影响我国的产业升级。一方面，我国的产业链上游不仅存在外迁压力，还受到某国等相关国家技术出口限制的压力，技术学习以及创新活动较为艰难，发展受到严重挤压。另一方面，位于产业链下游的加工制造业等受到东南亚国家、拉某国家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竞争压力，在某国重构产业链的引导下加速了我国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总体来看，我国的产业链上下游受到双重压力。

某国政府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将加剧中国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压力。中国需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升核心技术能力，以应对来自某国的竞争挑战。某国不断推进再工业化可能会阻碍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通过逆全球化方式加剧国际产业竞争，提高中国国内高端产业转移风险，使国内产业升级难度增加。由于某国政策约束、国际投资情势变迁，再加上我国高端制造业尚未达到成熟阶段等多重因素，可能导致外国投资、尤其是技术投资在我国高端制造业领域减少，加剧了技术挑战，拖累我国产业升级速度。同时某国对华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可能导致中国难以获取关键技术和设备，影响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

（三）应对策略与建议

在产业链建设上，一方面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创新平台等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同时优化产业链布局，应加强国内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等方式，构建更加稳定、可靠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在政策配套上，一方面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参与国内产业升级和转型。同时，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同时，积极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工作创业，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邓丽娜，任志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影响[J].对外经贸实务，2014，（08）：79-82.

[2]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1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3] 李晓华，张作祥.某国产业政策复兴：目标、特征与启示[J].产业经济评论，2024，（02）：172-186.DOI：10.19313/j.cnki.cn10-1223/f.2024.02.004.

[4] 周武英，熊茂伶.某国“芯片法案”扰乱全球供应链[N].经济参考报，2022-08-26（004）.DOI：10.28419/n.cnki.njjck.2022.003943.

[5] 沈国兵.某国供应链政策战略调整与中国应对[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03）：78-85.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3.010.

[6] “脱钩断链”：将全球产供链“武器化”的霸凌行径[J].党员干部之友，2024，（09）：44-45.DOI：10.19427/j.cnki.dygbzy.2024.09.023.

作者简介：

马腾飞（1994）男，山西阳城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大国关系；

夏鹏（1992）男，河南兰考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

基金项目：信息工程大学2023年思想政治理论专项基金课题“大国战略竞争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机制与应对策略”（f7917）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