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过对刊印本的校订、对内容特色的综合理解，来阐述《天方三字经》在教学中的实际运用。《天方三字经》的内容主要基于伊斯兰理论和实践。由于伊斯兰理论和实践被视为穆斯林基础知识，《天方三字经》采用了类似中国传统《三字经》的形式。或许可以说，《三字经》是一本基于“3字1句”结构的基础教育课本。同时，《天方三字经》的存在可以证明，中国穆斯林不仅仅重视阿拉伯语、波斯语，也注重汉语本身以及以汉语为媒介的教育。

关键词：《天方三字经》；《三字经》；经堂教育

前言

《天方三字经》用3字1句的形式，阐述了伊斯兰教教义。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天方三字经》并对原文进行校订，在此基础上我也想借此机会浅谈近代中国穆斯林的初级教育。

中国传统训蒙书有“三，百，千”一说，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一般认为《百家姓》成书于宋代，其中罗列了近500个姓氏，着重教人识字，从阅读、学习的角度来讲是较为枯燥的。《千字文》为周兴嗣（470-521）奉梁武帝之命所作，用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涵盖了天文，地理，历史，修身等内容。不过，梁武帝最初下令编纂《千字文》是为了让皇子学习写字，因此这本书作为识字教育读本，偏重文字选择层面的推敲。

据传为南宋王应麟所著的《三字经》用3字1句的形式，讲述了伦理道德、衣食起居、历史、典故等内容。不过，对比前两部著作，如村上嘉英所说，这是一本入门级读物，通篇1000字出头，除却其中重复的，只剩500多字。多数笔画简单，且不少都是常用虚词，对于汉字学习者而言较为实用（1）。再者，文中有这么一句：“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如此一来，相比于《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可以说是明确了教育的必要性。虽然3字1句的行文方式在汉语文章中并不那么常见，但同样出现过许多版本。由于这种形式短小精悍，易于创作，各种《三字经》层出不穷。例如清代，就有面向女性的《女三字经》，历史、地理主题的《历史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领域，除了《医学三字经》，细分到各科内容，还有《外科三字经》《眼科三字经》等。进入民国，又出现了《军人识字三字经》《抗日三字经》《抗战建国三字经》等带有战争色彩的“三字经”。宗教领域，除了本文列举的《天方三字经》，基督教传教士为了传教也出版了许多“三字经”，其中以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的《麦氏三字经》（1843）为代表，流传较广（2）。

与此同时，朝鲜、越南和日本不仅引进了《三字经》原本，其3字1句的形式也得到发扬，陆续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三字经》（3）。《三字经》在中国国内外的传播，逐渐衍化成了一种教育方式的传播——借3字1句的形式，达到启蒙的目的。

一 关于《天方三字经》

（一）两个版本的《天方三字经》

说起伊斯兰版《三字经》即《天方三字经》，一般认为其原作者是清朝初年颇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刘智（1670左右-1740左右）。

1781（乾隆46）年，广西巡抚朱椿以持有伊斯兰书籍为由，逮捕了穆斯林海富润。诏书中指控海富润携带的汉文书籍中有《天方至圣实录》《天方字母解义》《清真释疑》和《天方三字经》，称这些书是袁国祚在乾隆40年到乾隆43年间刊刻的。由此可知，《天方三字经》在乾隆年间确有刊刻。

不过，现存最古老的《天方三字经》是袁国祚注释的《天方三字经注解》。袁国祚作序是在1809（嘉庆14）年，但由封面刊记可知，书本是1870（同治9）年在镇江刊刻的（4）。方便起见，且称袁国祚本。

1859（咸丰8）年，距离袁国祚作序刚好过了50载，《天方三字经》仍在刊刻。封面有“天方学人复初氏续刊”字样，开篇先是“续天方三字经”，一般认为是马德新（1794-1874，字复初）所作；其后是以“天方三字幼义”为题的《天方三字经》本文（5），在此将这一版略称为马德新本。“续天方三字经”和“天方三字幼义”是不同的文章。据马德新本开头“金陵刘智介廉著 滇南后学马联元致本校正资刻”字样可知，这是由马德新的弟子马联元（1841-1903）校订刊刻的。成都的王占超对马德新本进行了重刊（6），不过只剩下了卷首的“续天方三字经”而没有“天方三字幼义”（即《天方三字经》原文）。可能是因为意外而遗失了。为何这么推测呢？因为由封面 “天方学人马复初注解”可知，注（5）原文中随处可见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解义和注释均为马德新所作。东洋文库中，也有刊刻年份不明的其他马德新本的藏书。以上2种就是如今我们所见的《天方三字经》（7）。不同版本区别不大，读哪一本都无妨。

不过，袁国祚本中有袁国祚的注解；马德新本中既有马德新的注解，也经过了马联元的校订。也就是说，所谓刘智所著的《天方三字经》单经本，已经不复存在了。马德新本究竟是在袁国祚本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对其中的三字经原文重新进行注解，还是直接注释了袁国祚之前就已发行的单经本《天方三字经》，对此目前尚无定论。还有一件事也无法确定：袁国祚刊刻了刘智的《天方三字经》，并不能直接证明刘智就是《天方三字经》的原作者。唯一的佐证，是袁国祚1809（嘉庆14）年所作序中的一句话：一齊夫子按天方经史，著书数十种，历历传世，家喻户晓。惟天方三字经乃启蒙乃书，而句读类乎浅近皆真经圣典理道精华”。由此，我们说《天方三字经》是刘智的著作时，严谨起见应该用括号标注出，此结论由袁国祚的话推断而来。

然而，《三字经》是否又真是南宋一流学者王应麟的作品，这同样存在争议。平民百姓使用的识字教科书中，不乏这样一种情况：某本书并不是某一个人所写，而是在教育实践中不断被改编，之后再冠以著名学者的名号出版。

（二）《天方三字经》（袁国祚注释版）与《三字经》（据传王应麟所作）、《麦氏三字经》（麦都思著）

《天方三字经》通篇1332字，比《三字经》略多。开头的28句84字如下：

天地初，万物始，有至尊，曰真主。

统乾元，运理气，分阴阳，化天地。

奠山川，茁草木，定灾祥，彰日月。

腾鸟兽，跃鱼鳞，万类备，乃造人。

畀以智，赋以灵，故人为，万物精。

降圣人，传大教，教吾人，明大道。

大道明，方谓人，大道昏，不如禽。

这段话阐明真主先于天地万物，叙述真主创造万物的过程，告诉人们真主降下圣人（穆罕默德）并命其传道。明白“大道”（伊玛尼，正确的信仰），才能称得上是“人”。《三字经》的开头部分如下：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首先就中国思想中广为讨论的“人性论”，《三字经》认定人性本善。随后以孟母、窦燕山（禹钧）对教育之用心为例，论述教育、学习的重要性。仅对比开头部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二者的区别：《天方三字经》以神创造万物为起始，《三字经》则开篇说明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再与传教士麦都思的《麦氏三字经》（8）作对比，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看到《三字经》与宗教题材“三字经”的不同之处。

化天地，造万有，及造人，真神主。

无不在，无不知，无不能，无不理。

至公义，至爱怜，至诚实，至圣然。

神为灵，总无像，无可坏，无可量。

无何始，无何终，尽可敬，尽可恭。

凛其威，感其仁，万人乎，颂赞神。

神造人，如其像，性为善，心为良。

最初的4句，与《天方三字经》极其相似，说它模仿《天方三字经》都不为过。接着，列举了神的属性。《天方三字经》中当然也有关于神的属性的句子：“主无方，亦无体，无状式，无比拟。主无二，乃独尊，帝之帝，帝之君。任行止，命死生，亘古今，无变更”。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看到，毫无疑问《天方三字经》《麦氏三字经》都着重突出宗教教育，但由于它们都采取3字1句的形式阐述唯一的神的教诲，使得两者在表面上显得类似。

二 关于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指清真寺中穆斯林子弟的教育，一般认为由陕西咸阳的胡登洲（1522-1597）首创。经堂，是位于清真寺礼拜殿旁边的供阿訇诵经的房间。经堂教育大致分为“大学”和“小学”（9）。“大学”，大致是指13岁以上的学生寄宿在清真寺中，跟随阿訇系统学习伊斯兰知识。起初的学习围绕 “十三本经”或“十四本经”（古兰经、圣训、法学书、阿拉伯语·波斯语语法书、修辞学、神秘学、文学等）展开。

与此相对，“小学”作为儿童教育，在清真寺内或家中完成，由被称为“阿訇”或“哈里发”的学生或家长担任老师。“小学”中没有严格的课程，只学习初级阿拉伯语和宗教知识。“小学”的具体内容是：熟读阿汉对照清真言“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主之使者”；记录沐浴、礼拜、斋戒、通过仪礼相关知识的，被称为“杂学”的启蒙书；古兰经节选“赫听”等。

三 《天方三字经》发挥的作用

由上文可知，经堂教育中，用汉语写成的伊斯兰著作极少被应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学”中，因为学生们在习得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基础上直接阅读古兰经，圣训原文，所以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的著作，从未成为过教科书，甚至都未曾被纳入教学（10）。记录胡登洲经堂教育传授关系的《经学系传谱》中说，对于通汉字而缺乏伊斯兰知识的人，用汉语《归真必要》（Mirsād al-‘Ibād）进行教学（11）。这表明，汉译书籍被视作不懂阿拉伯语，波斯语之人学习的简便途径。

但是，在“小学”层次，即儿童教育中，学生们尚未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只能精读阿汉对照作证言这类内容。杂学方面，《真功发微》《择要注解杂学》这些杂学书中很多都是阿拉伯文字和汉字的并行本。这表明，作为书面文字的汉语，成为了“小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虽无史料凭据，但笔者觉得《天方三字经》即使被运用于教学，应该也仅限于“小学”层次。

在此我们应该先明确一点：经堂教育学生的母语是汉语。无论他们的生长环境如何具备穆斯林社会的特征，教胞间的日常用语还是汉语，他们以汉语意译或汉字音译的方式获得伊斯兰知识。因此，将那些知识转换成书面语言，即通过文字传达之时，即使原文是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的形式还是更利于儿童理解吸收。更进一步说，汉字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他们生在以汉族为中心的社会。要想升官发财，必须先过科举，所以理解汉字、汉文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即便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鲜有用武之地。如此一来，《天方三字经》作为传播信仰知识和处世方法的教科书，具备它自身的价值。

再者，阿訇、哈里发暂且不论，没有接受过伊斯兰高等教育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在对下一代进行宗教教育时，将日常交流使用的汉语作为书面文字，加上《天方三字经》3字1句的形式，朗朗上口，无疑极大地方便了教学的进行。

更进一步说，《天方三字经》朗朗上口的特点，对于缺乏伊斯兰知识的成人穆斯林来说应该也发挥着作用。明末清初以后，汉语伊斯兰典籍逐渐产生，虽说主要是为了帮助穆斯林同胞正确理解教义，但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的著作篇幅还是可观的。因此大家普遍认为，马德新等人将他们的书编辑后，刊行《真诠要录》《指南要言》这些简略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天方三字经》很好地概括了伊斯兰思想的本质。人们向孩子教授伊斯兰知识的同时自己也在学习，抑或单纯为着自我提升而去钻研。

“孝”是《三字经》的重要主题之一，中国穆斯林对“孝”也很重视。对于他们而言，“孝”既是字面意义，即侍奉长辈（《天方三字经》也说“事亲师”）；亦指将伊斯兰教义向子孙代代相传（12）。

但是，用什么语言传播伊斯兰教义是见仁见智的。高层次经堂教育——“大学”课程中，力求用阿拉伯语、波斯语传授知识，汉语并不太受重视。但是对于学龄儿童和教育儿童的普通成人穆斯林而言，汉语才是通用的。他们若不用汉语恐怕难以触及伊斯兰的深奥知识。

当然，以上说法的前提，是这些穆斯林群众必须具备汉语阅读能力。近代汉语伊斯兰典籍的出版，仅限于沿海的江南、广州、福建和内陆的云南、成都等地（13）。有需求才有供给，据此可知这些地方分布着能读懂汉语的穆斯林。《天方三字经》用汉语写成，受众人群普遍具备汉语阅读能力是其能成为训蒙书的必要前提。

结语

本文在总结《天方三字经》的版本、概括其内容特征的基础上，推测《天方三字经》所发挥的作用。《天方三字经》的存在，体现出中国穆斯林对以汉语为媒介的、或汉语本身的教育的重视。马德新并不擅长用汉语著书，我们或许不应该把他注释《天方三字经》并为其续编“续天方三字经”的行为片面地解读成对清朝政治体制的趋炎附势。

参考文献：

[1]参照村上嘉英“三字経について”（《天理大学学报》23卷5号，1972年）

[2]参照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蒙学之冠——<三字经>及其作者王应麟》（宁波出版社，2007年），片野英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三字経』の普及に関する一考察―その変遷を地域別に辿って―”（《日本の教育史学》45集，2002年）

[3]参照注（2）片野的论文

[4]东洋文库藏书。《清真大典》中所收录的，虽无封面，但也是同一个版本。

[5]东洋文库藏书。《清真大典》也有收录。

[6]没有记载发行年。东洋文库藏书。

[7]类似的著作，有1897（光绪23）年马安礼译《天方四字经》、1995年纳国昌《天方三字经续编》等。

[8]引自吉田寅《『三字経』と入華宣教師の中国語布教書》（『立正史学』73号，1993年）。麦都思《三字经》共316句948字。

[9]以下关于经堂教育的内容来自李兴华等所著的《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章·经堂教育的倡兴。经堂教育年限和内容有较大的地域差异，本文列举的是其中的一种。

[10]汉语伊斯兰典籍面向的读者群体不是准备当阿訇的人，而是能阅读汉语的一般穆斯林——当官（或致力于学问）的穆斯林。

[11]赵燦《经学系传谱》（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12]参照拙稿“中国ムスリムの孝概念”（《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创刊号，2008年）。

[13]拙著《劉智の自然学》（汲古书院，2008年）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