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医疗有助于推动医疗健康行业的变革与创新，提升我国民生医疗水平。本文立足于我国互联网医疗发展实践，基于国外学者约翰·金登多源流理论模型，构建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框架。通过研究发现，民生需求、焦点事件和政策反馈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根本拉动力；政府人员、专家学者和医疗行业从业者的关注是主要助推力；党的执政理念和公共舆论是关键牵引力。最后，在探明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动力机制基础上，探究我国互联网医疗在发展过程中的着力之处，为其发展路径优化提供针对性建议，助力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制定更加科学有效。

关键词：多源流理论；互联网医疗；动力机制；优化路径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医疗是互联网和相关新兴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创新应用，其有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难题，被视为推动医药卫生系统变革与创新发展的最优解。我国互联网医疗发展历经了从 2009 年的新医改开始，到 2015 年“互联网 +^′′ ”行动的催动，再到 2018 年互联网医疗的地位确认，进而到 2020 年互联网医疗并入医保支付，成为全国重点推进的民生工程。与此同时，互联网医疗当前还面临着支付、监督、规范和互联互通等方面的诸多难题，俨然进入发展的“攻坚期”“深水区”。因此，互联网医疗要实现科学健康发展与合法合理管制之间的平衡，促进其有序、有轨、有效的良性持久发展，避免医疗在互联网之地的脱序驰骋，需要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研究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动力机制，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互联网医疗的建设和发展，从而与传统医疗模式形成互补，将有利于快速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及欠发达地区的下沉，有效缓解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供需矛盾，有效提高医疗效率、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及“三长一短”等就医现状。那么，具体哪些因素推动了互联网医疗的政策变迁？各个动力因素在推动过程中又发挥着什么作用呢？

二、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框架构建

2.1 多源流理论的适用性—在我国的本土化运用

多源流理论应用在我国众多社会问题上颇具解释力。多源流理论是由美国学者金登提出来的，最初主要是为适应于西方的政策环境，并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得以不断完善。自丁煌、方兴等学者以编译的形式将多源流引入我国后，众多专家学者纷纷运用多源流来分析社会各领域的政策问题。经过多年发展，多源流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已日臻完善，发展的深度及广度不断延展。在教育领域，叶林等以幼儿体育教育的相关政策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三条源流的缺位导致幼教政策难以进行优化和调整，从而提出疏通三条源流的针对性对策，以推动源流耦合和政策窗口的出现。在生态领域，卫志民、胡浩等为寻找优化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借以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在多源流的分析框架下发现多源流的本土化运用展现出了新的特点。在传统医疗领域，冯倩分析了具体的医疗纠纷处理条例，详细阐释了条例生成的政策环境，以及三条源流如何共同推动条例的出台，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医疗纠纷条例形成的全过程。由此可见，多源流理论在我国已渐趋本土化，能有效解释我国各领

域内的社会问题。

2.2 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框架构建

多源流三条源流和政策之窗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推动着政策发展。因此，基于整体性视角可以运用多源流理论构建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分析框架，分析各源流中推动互联网医疗政策发展的动力因素，并从中分析各动力因素间是如何共同推动政策发展的，这种互联网医疗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形成了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透过众多多源流理论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的大多数专家学者在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具体的社会问题时，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多源流进行稍微的修正。因此，在分析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时，也因充分考虑我国互联网医疗所面临的复杂社会环境，对现实的动力因素和政策推动路径进行一定修正。一是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问题源流，问题的呈现主要来自重要指标对问题的呈现、焦点事件对问题的激化以及政策反馈三个方面。其中指标的变化包括收入水平、慢病患者的数量和互联网医疗规模；焦点事件主要体现为“互联网 +^,′′ ”行动浪潮和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反馈主要有民生需求等重要指标。二是政策源流，主要表现为政府人员、专家学者、行业从业者和人大代表的关注推动了政策源流的发展。三是政府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公共舆论决定了政府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四是政策之窗，主要有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只有在问题足够大或政府强力推动下才能实现源流耦合，推动政策之窗的开启。

三、互联网医疗动力机制的多源流解析

3.1 问题源流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根本动力

互联网医疗问题源流涉及医疗健康领域关键指标的变动、重大事件的发生以及政策的回应等状况，从而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引起各方关注，并对互联网医疗发展产生影响，形成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根本拉动力。

第一，医疗民生需求等重要指标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32189 元，较之 2010 年实际增长100.8% , 期间人们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对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慢病群体不断扩大，极大地增加了对问诊、咨询、护理、药品等全链条式医疗服务需求。但大型公立医院“虹吸效应”和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导致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渐趋凸显，医疗服务供需不平衡。在此背景下，信息技术与医疗的融合步伐加快，催生出了形式多样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以满足公众的全生命周期医疗服务需求。

第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焦点事件的催化。近年来，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给医疗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统医疗方式的不足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大量患者就诊不仅使得医院门诊系统超负荷运转，同时也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另一方面慢病患者、老年群体等特殊群体对医疗服务有着长期需求，但囿于医疗机构自身服务能力有限，以及疫情防控的限制性要求，复诊、护理、药品等医疗服务被迫中断。互联网医疗以其线上无接触、方便高效、无距离限制等优点，有效弥补了传统医疗方式的不足，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得以广泛应用。

3.2 政策源流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核心动力

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政策源流主要指针对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法和思路，包括推动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各种意见、观点和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融合所形成的建议、议案等，是互联网医疗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主要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医疗行业从业者等密切关注互联网医疗的人员提出。一是政府人员在公共场合的积极表态给予了互联网医疗很大助力。2015 年原国家卫计委主任崔丽在“互联网 + 健康中国大会”上提出既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医疗，又要注重防范跨界融合的风险，在肯定互联网医疗作用的同时，也给其打了一剂良性发展的“预防针”。2016 年原国家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宏广在“第九届健康中国论坛”上提出必须让科技在医疗健康产业中有所建树，指明了医疗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2019 年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在“互联网 + 医疗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要加快建设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落地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等，为互联网医疗系统性推进指明了前进方向。二是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为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专业性建议。专家学者的建议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其立足于大量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互联网医疗发展提出系统性、针对性的建议对策，一定程度上使得卫生政策制定者在相关行动策略上更具科学性。专家学者多采取发表期刊论文、座谈宣讲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在《人口学刊》《计算机学报》《公共管理学报》《人民论坛》等权威期刊杂志中均可找到研究互联网医疗的相关论文。

3.3 政治源流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关键动力

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政治源流主要为执政党理念、国民情绪，是构成我国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关键牵引力。党的执政理念是为人民服务，互联网医疗作为医疗民生问题改革的方向，与党的执政理念具有一致性，党的执政理念直接或间接推动着互联网医疗发展；国民情绪最直接的表现是公共舆论，舆论是一股无形的力量，进步的公共舆论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推动问题解决。首先，党的执政理念要求。党的执政理念与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契合度，融合于医疗行业发展的全过程。一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习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互联网 + 医疗”工作，让科技赋能，百姓便利，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互联网医疗相比于传统医疗方式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医疗效率等优势，利于实现医疗公平、为民便民的目标，因此自互联网医疗在我国出现以来便得到了党的大力支持。其次，公共舆论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各类传播工具的出现，信息已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公共舆论对互联网医疗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 9.89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70.4% , 我国网民规模的不断壮大形成了强大的公共舆论场域，影响着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自互联网医疗兴起以来，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大众媒体的快速传播下，互联网医疗影响力不断扩大，加速了公众从传统就医方式向互联网医疗就医式的转变，健康素养也得到了一定提升。

四、主要结论

互联网医疗对于提升医疗民生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互联网医疗发展，需着力于互联网医疗政策的优化。本研究结合我国互联网医疗的政策变迁轨迹，对多源流理论进行了一定修正，构建了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框架，从而解析了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并针对性提出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的优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作为域外理论的多源流理论，在应用于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分析时，需根据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的演变轨迹进行适当调整，以构建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对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的系统梳理，将政策变迁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探索、规范及提升。针对各阶段政策的变迁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并在分析过程中纳入影响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关键因素，从而对多源流理论进行适度修正，构建出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框架。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主要由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之窗构成，它们有着内在驱动性，共同作用推动政策发生变迁。在问题源流中，社会指标的变化，包括收入水平的提升、慢病患者数量的增加和互联网医疗规模的扩大：焦点事件的发生，包括“互联网 +^′ ”浪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信息的反馈，包括正式反馈和非正式反馈，这些因素使问题引起了各方关注。在政策源流中，政府人员、专家学者、行业从业者和人大代表等政策共同体和政策企业家对问题建言献策和开展相应的软化活动，体现了对问题的回应和关注。在政治源流中，党的执政理念和作为国民情绪的公共舆论决定了政府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政策之窗中，只有在问题足够大和政府强力推动下才会实现源流耦合，开启短暂的变迁机遇期。

我国互联网医疗政策的优化主要可以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之窗四个方面着手，提出相关优化建议。

在“问题源流”中，需要特别注意相关指标的变化，及时发现和回应公众关切的问题，抓住发展时机，准确把握互联网医疗发展的问题所在，形成针对性的备选方案；对于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这类焦点事件，要不断强化应对能力；对于政策反馈也要加以重视，政策调整可以考虑与相关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在“政策源流”中，要重视政策源流发挥的重要作用，关注政策之窗开启的短暂机遇期，要扩大信息源，加强软化活动，不断增强对问题的回应度，同时也要考虑网络信息存在偏差，认真进行甄别。

在“政治源流”中，要想抓住发展时机，厘清互联网医疗的现实定位和未来发展趋势，积极加大引导互联网医疗的社会公共性，避免互联网医疗的过度商业化，推动互联网医疗快速向好发展，特别是要与我们党的执政理念要求保持一致，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不断扩大政治源流，加大“政治之窗”出现的概率。

最后，在“政策之窗”中，三流耦合后出现的窗口时间极其短暂，政府部门也应做好政策问题进入议程的相关保障工作，挖掘问题源流的根本力，汇聚政策源流的核心力，引导政治源流的关键力，抓住“政策之窗”的变迁机遇以推动互联网医疗政策的优化。

作者简介：姓名：李腾 性别：男 籍贯：市，出生年月：1991 年 9 月 16 日，民族：汉族 学历： 2023 级MPA 研究生 研究方向：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