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的抱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直接从事科技活动。但通过其论证治国之道的种种论述中，可以窥见其对科技活动的认识和见解。儒家的科技思想对我国古代科技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儒家的科技思想主要表现在善于运用技术事例论证治国之道、肯定工匠技术活动的社会价值、主张技术产品以功利实用为上、同时强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且认为“格物致知”是为圣、为王的必要条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传统伦理道德与中国古代科技实践开始融合，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国民心理的塑造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儒家；科技思想；科技发展；影响

关于儒家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科技思想发展中的历史地位，长久以来学术界始终对其有不同的争论。20世纪初期，一些学者将近代中国科技逐步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与发展。李约瑟对儒家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地位也一直持否定态度，曾评价儒家“对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并认为儒家“过于注重人文，它是排斥科学的。除人类社会之外，它干脆摒弃对世界的一切兴趣，并阻止人们对之进行研究”。1993年，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在香港大学所作《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演讲中也认为，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封建统治阶层推崇的官方哲学，结束了有利于科技发展、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李约瑟等人的观点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认为他们对儒家的认识和评价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同时，也重新开启了对儒家科技思想的发掘和重塑之路。

确实，儒家的抱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直接从事科技活动。因此，要想从史料中发现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直接贡献是非常困难的。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的科技思想仍然能够通过其对社会人伦之道的讨论中得以窥见。儒家的科技思想对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一、先秦时期儒家的科技观

春秋战国时期，科学认识活动尚处于初期阶段，尚未成为社会关注的事情，而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工匠技术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职业，引起了社会管理者的重视。儒家对于工匠技术活动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通过对《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家经典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先秦儒家对于工匠技术活动的基本认识及主张，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技术事例论证治国之道

先秦儒家推崇尧舜、文王、武王、周公等古代贤君，主张以礼制教化百姓、以仁政治理国家。他们在论述自己的治国之道的合理性时，经常运用一些技术事例进行类比。尽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讨论技术活动，但由此也间接地反映了其对工匠技术活动的一定认识。儒家以公输班、师旷、造父、王良等能工巧匠与尧舜、大儒相提并论，以规矩、准绳、权衡、律吕等类比礼和仁政，以技术规范对于工匠技术活动的重要性类比说明礼对于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性，从而论证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表明他们认识到车固马良对于任重致远的重要性；认识到弓调矢直对于射远中微的重要性；认识到规矩准绳对于工匠技术活动的重要性；认识到六律六吕对于校正五音的重要性等。虽然这些认识对于从事专业技术活动的工匠艺人来说仅仅是基本常识，但对于不以这些活动为业的儒家来说，能够掌握这些常识，则表明他们对于工匠技术活动是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的。

2.肯定工匠技术活动的社会价值

儒家不仅以技术活动论证治国之道，而且充分肯定工匠技术活动的社会价值，提倡运用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主张发展技术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在儒家看来，与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相比，工匠技术活动需要掌握的则是技艺小道。但儒家并不否定这种“小道”。他们充分认识到各种职业都有其社会价值，指出社会各有分工，只有各种职业相互补充，才能实现“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健康发展，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业的积极性。此外，虽然儒家以治国兴邦的君子自居，但他们承认自己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工匠、商贾和农民高明。儒家承认术业各有专攻，认识到君子种地不如农民，经商不如贾人，做工不如匠人，这既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表现了对这些行业的肯定和尊重。

3.主张技术产品以功利实用为上

儒家不仅充分认识到工匠技术活动的社会价值，而且主张工艺技术产品以功利实用为上。儒家认为，工匠技术活动的价值在于解决各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实用问题，因此主张技术产品以功利实用为上，反对工匠制作各种无实用意义的“奇技淫巧”之物。荀子指出：“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他认为，工师的职责是辨别技术产品的优劣，保证产品坚固耐用，不许制作“雕琢文采”之类华美而不实用的东西。“尚完利，便备用”是各种技术活动的根本目的。雕刻花纹，涂饰文采，耗费人力物力而无实用价值，所以儒家主张禁止这类行动。《礼记》中也提到，“雕琢文采”、制作“淫巧”、施展“奇技”在当时都是明令禁止的行为，由此反映了儒家主张工匠技术产品以功利实用为上的明确态度。

4.强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周易》受孔子称赞而被儒家奉为儒门盛典、六经之首。《周易·益卦》所说“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周易·系辞下》所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诗经·大雅·文王》所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些都蕴藏着儒家思想中的认识规律、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的创新原则和科学思想。《礼记·大学》也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指出宇宙间万事万物时时革新，时时变化，所谓日新也，这从动态持续的视角强调了创新的延续性和必要性。这些文献论述都反映了儒家思想中强调创新和变通的精神。

二、两汉时期儒家的科技观

汉武帝时期为加强中央极权统治，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董仲舒主张推阴阳之变，究天人之际，以儒学统筹名、法、道家思想，创立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价值观、以“阴阳五行”为世界观的思想体系。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圭臬。董仲舒重视科学对人的价值，认为统治阶层要力行“王道”，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活动时要考虑人民的诉求和利益，“不夺民时”。

东汉时期，儒家科技思想进一步发展，王充提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的思想。比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思想早了1000多年。随着“三纲五常”价值观在科学领域的渗透，它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的主导思想。臣子研究天文、历法，辅佐帝王君临天下，是其“忠”；子女从事农业、医学，养亲之身，疗亲之疾，是其“孝”；妇女从事蚕桑纺织，持家职业，是其“节”。在“五常”中，“仁”将科学研究的目的定位于“为民造福”；“义”将科学的价值定位于“重义轻利”；“礼”将科学的价值定位于“恪守尊卑”；“智”将科学价值定位于“崇智求真”；“信”将科学的价值定位于“求是诚信”。总之，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传统伦理道德与中国古代科技实践开始融合，并逐步成为科技活动的指导思想。

三、宋明时期儒家的科技观

宋代学者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佛学和道家学说的理论思维精华，将佛道学说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家的政治哲学及伦理思想结合起来，以思辨的方式论证传统的道德纲常、等级秩序和专制集权的合理性、神圣性，形成新的儒学理论即“理学”。理学认为，在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背后有一个统一的根本存在，这就是理，也称“天理”；对理的体认即“穷理尽性”，是为圣、为王的必要条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穷理的途径“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理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其认识论及方法论特点，对宋明时期的学术文化及科学认识活动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格物致知”概念出自先秦儒家经典《礼记·大学》，该篇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儒家认为，要实现修、齐、治、平的愿望，首先必须做到“格物致知”，所以，能否“格物致知”，是能否实现这些抱负的基础。

宋明理学以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为主要代表，他们都对格物致知学说作过大量的探讨。他们认为，“格物”是指探究事物，穷极事物之理；“致知”是指扩展自己的知识，使之知无不尽。而格物致知的方法是“积习既多”，然后才能“脱然贯通”，是一种通过反复实践，积累经验，而后达到顿悟的过程。理学家门认为宇宙间物物皆有理，所以格物致知就是要考察包括自然事物在内的万事万物，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认识的内容。

《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理论经过理学家的发展，成为宋明时期备受知识分子重视的思想观念，尽管二程及朱熹提倡这种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认识自然万物，但格物致知作为为学、为圣的基本途径，尤其是其中“格物”所具有的认识论涵义，对于宋代及其以后的科学认识活动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约瑟评价道：“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李约瑟所说的理学的科学性，是指格物致知学说。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获得者汤川秀树也认为，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符合科学精神的观念。宋代以后，“格致学”也成为中国近代对自然科学的总称，人们多把各种探究自然物理的活动看作格物致知行为。

四、儒家科技思想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1.积极的影响

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我国古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面对个体与国家生死存亡的现实中，产生了诸如道家、墨家、法家、儒家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思想，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农业、医学等许多领域创造出累累硕果，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独特贡献，也曾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强国之列。在儒家文化的氤氲下，我国古代涌现了一批批杰出的科学家、工艺家，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时期领先于世界，更是在宋元时期达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辉煌时代，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数学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及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等，物理学有人工磁化方法的运用、指南针的发明及其在航海中的运用、地磁偏角的发现等，化学有火药配置的精确化、火器的发明及应用等，天文学有天象观测的精密化、历法的编制等，地学有水路变迁思想的提出、立体地图的制作等，技术有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水运仪像台的创制、灌钢技术的发展、湿法炼钢技术的发明及应用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科技史上的突出成果。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孕育出内容丰富的科技思想，也体现出科学精神与伦理道德紧密相融的理性光辉。总体来看，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呈现出创新意识、以人为本和经世致用等特点，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国民心理的塑造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既促进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深厚渊源，为中国科技持续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2.消极的影响

儒家主张工匠技术产品以功利实用为上，突出特点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主观目的是辅佐帝王安邦定国，在封建社会中表现为直接满足封建王朝各方面的需要。由于它的极端实用性，一旦现实不提出直接的要求，科技就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同时，一意追求实用，会抑制人们对于自然现象一般规律的探索，造成不究原理、忽视理论的倾向。因此，以功利实用为上的科技观虽然有其注重实际应用的历史合理性，但也有其轻视理论探索的明显狭隘性。如果人类的认识活动都以其是否具有实用价值来决定该不该做，那么，自然科学将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许多有关自然规律的初期探索，是看不出有什么实用价值的。“科学的核心是关于世界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以及世界如何运作的系统理论知识。科学是相对于技艺的认识，它具有思辨性，它总是猜想新实体、新过程和新机制的存在”；“科学与如何描述、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相关，而不是与如何使劳动更容易或如何控制自然相关”。所以，强调功利实用为上虽然对宋明时期实用科技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利于科学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美]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M]，周程，于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