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不同于全国范围内党的政治建设的特殊性。着眼于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差异，对其进行理论探源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出场语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建设思想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夯实了文化根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现实回应。这些理论是民族地区开展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遵循，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加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政治建设；党建理论；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重大论断，“党的政治建设”从此成为党的五大建设之一的重大命题。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全局中起着统领作用，贯穿党的建设工程的全过程，是新时代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环节。民族地区因其地缘的相对偏远性、经济的相对落后性以及文化的相对多元性等特殊属性，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具有与普通地区不同的理论特质。因此，着眼于共性与个性的差异，对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进行理论探源，对新时代加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出场境域：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

在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针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许多富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为中国共产党生成“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重大命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富矿，也为民族地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一）坚定政治信仰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一直强调阶级运动的政治属性。在创造共产主义同盟时，马克思、恩格斯就非常重视成员的政治信仰，要求成员必须“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坚定政治信仰的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且“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

作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中国共产党将对党员的政治信仰要求表述为“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自身的政治建设，虽未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命题，却先后提出了“政治上完全巩固”、“在政治上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7]。这些对政治建设的重视，接脉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成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遵循。

（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是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树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政治保障。无产阶级政党要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必须首先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使成员们发自内心信服与认可在增强政党权威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还应保持高度的集中，形成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进行了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必须建立政党纪律，将“党的政治领导”摆在突出地位，凸显了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影响力。

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就开始注重党的政治领导作用，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坚强力量。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党委在政治上的领导，努力把党锻造成战胜改革开放中的困难的坚强核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政治领导的路径和方式，强调“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这种对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视，源自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权威与政治领导的相关理论，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新命题。

（三）严守党的纪律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保障

严守党的纪律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底线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需要建立铁的纪律，并在任何条件下都严守纪律。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严格规定了一系列同盟成员必须遵守的条件，如“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且必须把参加某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列宁对党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纪律做了一些深层次的论述，强调坚守党的政治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注重用严明的政治纪律约束全党，通过纪律建设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提供有力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政治纪律”的概念，将政治纪律建设视为革命走向胜利的保障。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开始将党的纪律建设延伸到党的整体建设中。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纪律建设步上正规化、法制化的新征程。在这过程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也逐步形成，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逐渐成为党的政治建设重要环节之一，成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保证。

二、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建设思想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实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建工作的一大亮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蕴含着丰富政治建设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政治建设文化的魂脉与根系，其深厚的历史积淀，既与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思想有共通之处，又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相契合，能够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文化资源与有益启迪。

（一）传统政治忠诚观

政治忠诚是指人们在政治上表现出的真心诚意与忠心不二，政治忠诚观是指人们对政治忠诚形成的总的看法与评价，是人们对政治忠诚形成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的总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论述，政治忠诚观属于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并对社会存在起着能动的反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忠诚观生成于中国传统政治实践，并随着传统王朝的更迭不断变化发展。随着中国从封建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变，传统政治忠诚观在价值层面逐步从“忠君”发展出“忠国忠民”的基本理念，这种政治忠诚理念与少数民族血脉中的忠诚老实文化基因具有高度契合性，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的价值取向，即站稳人民立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性为自身鲜明的政治属性。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坚守，更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忠诚观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传统政治忠诚观的进步性时，摒弃了立场的阶级局限性，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把好政治建设的根本奠定了基础。

（二）传统廉洁文化

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以重义轻利、先公后私、知耻求荣为伦理准则，以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为主要内容[8]。这些伦理准则与主要内容与少数民族崇廉拒腐的道德向往与清白传家的家庭伦理互相融通，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中的“涵养政治生态”提供了有益借鉴。

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廉洁文化的重要伦理准则，这种义利观与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通，如“力戒私欲”““以义制利””等，共同熔铸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为中国共产党人守大义、轻名利提供了价值滋养。先公后私是中国古代从政为官的基本准则，这与少数民族文化中“为民奉献”、“服从集体利益”等观念相契合，为中国共产党形成捍卫公理正义在前、顾及个人利益在后政治作风奠定了基础。知耻求荣是中国传统从政者政治素养的重要评价标准，这与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知耻、谨慎”等原则相互融贯，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克己自省、奉公知耻的政治品格。

在重义轻利、先公后私、知耻求荣的准则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长出崇德尚廉、廉为政本、持廉守正等廉洁文化，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廉政建设，把好政治建设的“政治生态关”提供了重要借鉴。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革命事业中筑牢廉洁之魂。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政治引领，持续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纵观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过程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逐步将其转化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传统廉洁文化可谓是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的本土性理论源泉。

（三）传统用人思想

中国传统用人思想十分丰富，其中“为政在于用贤”、“才德兼备，以德为先”等内容，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中的“提高政治能力”与“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指明了方向。

“为政在于用贤”，强调了选贤用贤对为政者的重要性，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要选拔精通当地语言与风俗、具有优秀德行标准以及坚定政治信仰与突出政治能力的少数民族干部，以更好掌握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开展当地各项建设，使建设成果更好惠及民众。“才德兼备，以德为先”，彰显了中国古代对人才素质的双全考虑，这种标准进一步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选人用人参考，即以政治素养作为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在注重才能的同时严把政治关，选出在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等方面都表现优秀的民族干部，强化民族地区党的干部培养。

三、现实回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同全国范围党的政治建设相比，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虽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出场语境，但在处理民族地区特殊事务上未能提供有效参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建设思想，虽一定程度上与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相融通，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文化根基，但并没有就面临多民族间的隔阂矛盾时如何开展党的政治建设工作问题给出答案。此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出场，针对这些特殊现实问题进行了回应，成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

（一）处理民族间问题要坚持民族平等原则

民族地区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各个少数民族因为历史文化差异，在生活生产实践中难免出现利益摩擦。加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民族地区的发展实际，正确处理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是确保党的政治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马克思认为，各民族的地位是平等的，现存的民族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来自现存的所有制关系。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建立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念，将其作为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从“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而主张他们的彻底解放”，到“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原则……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逐步形成了处理民族问题的工作原则，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即遵循民族平等的原则，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促进民族地区各民族平等发展。

（二）处理各民族事务要坚持民族自治原则

马克思认为，民族平等是以民族自决为原则的，被压迫民族应当拥有摆脱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自主权。列宁坚决支持马克思的民族自决主张，鼓励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极力倡导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斯大林也继承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认为民族自决就是民族可以按照本民族的意志处理民族事务。这种民族自决思想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吸收并加以创新，形成了民族自治原则，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直接照搬了苏联的民族自决方针。后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实现了从民族自决向民族自治的转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此后，这一原则逐渐演变成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调处理各民族事务要坚持民族自治原则。这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工作方针，即在民族地区开展党的建设需发展一定的少数民族党员，以尊重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便于各民族事务的处理。

（三）处理各民族问题要以民族团结为价值指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民族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历史、文明的创造者，各民族应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种民族团结理论，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基本指针。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的理论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其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强调国内各阶级、各民族的团结，坚决反对大汉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核心的领导集体，注重消除民族隔阂，推动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的民族团结理论，则突出了民族团结在新时代的重要性，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团结理论，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工作方向，即在加强民族团结的价值引领下开展党的政治建设工作，同时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筑牢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团结奋斗。

综上所述，建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基础上，结合本国优秀传统中的政治建设思想，细致研究我国民族地区的特殊实际，为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夯实了理论基础，并在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对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的认识。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化对这些理论的认知，进一步推进民族地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使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上充分发挥政治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1.

[2]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7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前言页V.

[4]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6]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0.

作者简介：全艳君（1996.01-），女，土家族，湖南怀化人，湖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湘西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演进历程与历史经验研究》（23C0878）；2023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湖南红色旅游资源助推高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路径研究》（XSP2023FXC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