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指出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山东聊城东昌葫芦雕刻技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在其传承与传播过程中仍存在不足。本文针对东昌葫芦雕刻技艺传播传承现状进行分析，从政府主导的保护措施、非遗主体传承方式的互动、科技赋能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情景化教学四个方面探讨了非遗可持续发展方案。在借鉴西方社会学新研究成果的同时，立足于山东省本土社会文化资源，探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创新方法，旨在为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东昌葫芦雕刻；社会建构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文化自信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东昌葫芦雕刻技艺传播传承现状问题

山东聊城东昌葫芦雕刻技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东昌葫芦雕刻发源于宋朝的“东昌府”聊城市，繁荣于明清时期，发展至今仍然是“买卖天下葫芦”的国内最大集散地，在当地乃至全国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东昌葫芦雕刻技艺传播传承现状而言，聊城市东昌府区葫芦种植、经营范围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区政府文化部门积极组织雕刻葫芦技艺大赛、葫芦艺术节等大型活动促进民间艺人交流学习，不断打磨创新技术；当地成立多个葫芦研究基地和公司，通过推出文创产品、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等途径不断延长产业链，打造形成从种植、雕刻到销售的完整产业体系；同时多方主体开展葫芦雕刻进课堂活动、运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从而提高东昌葫芦雕刻技艺的知名度与关注度，从而实现广泛传播与纵深传承。尽管多方主体已经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复苏赋能非遗传播传承，但是东昌葫芦雕刻技艺传播传承仍还面临挑战，诸多问题亟需解决。

（一）技艺传承方式落后，宣传传播途径单一

一方面，以堂邑镇路庄、闫寺和梁水镇为主要雕刻谱系的东昌葫芦雕刻技艺严格按照师徒制的传统传承方式进行，传承规模有限、传承效率较低，整体而言在当今时代稍显落后，进一步引发团队后备力量匮乏、队伍老化等问题。同时，东昌葫芦雕刻技艺学习门槛高、投入产出比低，头部效益明显，愿意从事相关行业的年轻传承者数量少，在纵深角度面临断流难题；另一方面，现有传播途径和模式单一，传播影响深度浅、对深刻价值挖掘不够、广度窄、宣传内容单一，大多是以“传承人”为主体而非“大众”为主体的个人输出式的宣讲介绍，无法支撑大规模的传播范围，而且只是倾听观看所留下的印象和收益远低于参与体验实际雕刻制作过程。同时，在传播传承过程中缺乏协同发展主动性，缺乏系统、统一的传播传承发展机制，欠缺官方出版的书籍文本类关于葫芦雕刻技艺的产生、发展、具体技艺、分类等全方面的对于该技艺的记录介绍以及相关理论学术研究。

（二）规模生产、替代产品不断挤压原始手工雕刻者生存空间

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持续挤压中低端葫芦雕刻手工艺者的生存空间，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倒逼手工艺者不断锤炼个人能力，与时代接轨推陈出新，实现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但是也造成了葫芦雕刻行业“回本”门槛提高，感兴趣者学习参与的热情降低等问题；同时，相较于传统的雕刻葫芦，“烙画”葫芦成本更低、更易上手、利润更大，一方面进一步挤压雕刻葫芦的售卖市场，也会吸引分流对于传统非遗东昌葫芦雕刻技艺的关注。

（三）政府赋能助力措施策略有待优化提升

葫芦雕刻技艺作为东昌府区葫芦产业链中的一环，虽然普及度和实践范围不如葫芦种植广大，但是它在传统非遗文化和经济效益创造体现重大价值，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大力度的引导和推广，政府用力平均，缺乏精准的侧重点；葫芦雕刻技艺源于东昌、兴于东昌，葫芦雕刻产业链也作为当地特色产业，对经济发展起到独特作用。在传播、传承的过程中过于看重发展葫芦雕刻产业对于本地经济的助力效果，难免有些急于求成，促进功利风气扰乱雕刻技艺传承；同时，硬性所需的一些会议和活动浮于表面形式、意义不大，占用传承者的精力，使得潜心研究交流时间被压缩，助长浮躁风气。

本文从多个角度探讨东昌葫芦雕刻技艺的可持续发展方案，旨在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的东昌葫芦雕刻技艺传播传承策略

（一）政府为主导的保护措施的应用

作为非遗项目稳定传承的关键，政府主导的保护措施至关重要。对于具备传承能力的传承人，政策上应给予支持和资助，提供经济保障，增强他们传承技艺的积极性。对于非遗传承与创新传播的辅助主体，应引导高校设立相关专业，培养技艺人才，建立高校实训基地。高校教师应参与非遗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提升非遗实践技能。[1]此外，应建立社会机构与市场的互动机制，制定相应的利益分享制度，充分发挥品牌企业在引导青年人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政府还应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探索多种保护方式，并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积极性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与发展。在新媒体时代，相关部门的角色应从“指挥者”转变为“协作伙伴”，积极寻求新的方法，加大力度保护和传承东昌葫芦雕刻艺术。加强对整个行业的规范性引导，注重传承创新大于经济价值。

针对非遗项目之间交流不频繁的现状，应整合非遗传承人对交流方式的需求，建立专门的非遗交流平台，分享和交流各非遗项目的传承情况与发展经验，帮助非遗传承人了解行业内的发展动态。同时，这个平台也可以作为推广渠道，促进其他非遗项目传承人对相关非遗产品的了解。

（二）作为非遗主体在传承方式上坚持水平互动和垂直互动并存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以及学习者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意义构建。在此指导下，水平互动强调与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鼓励年轻人参与其中，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通过运用创新思维和技术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现代人易于接受和喜爱的形式。例如，举办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式活动，让公众亲身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感联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产和生活中，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促进其在水平方向上的传承。

垂直互动侧重于政策层面的支持和管理体系的完善，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系统的保护与发展。政府需要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和法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和支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系统保护。同时，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强对整个行业的规范性引导，注重传承创新而不仅仅追求经济价值，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序、有效的保护和发展。水平互动与垂直互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科技赋能，构建全媒体传播立体体系

通过科技赋能，建立全面的媒体传播体系，推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融合，实现传播方式的相互兼容与补充，构建多层次覆盖、全方位连接、多角度展示的立体化全媒体传播网络。从新媒体传播角度来看，采用短视频和直播宣传记录的方式对非遗传承者而言上手门槛较低、主题多样、省力省心，对观众而言具有近距离、陪伴化和较高互动性等优势。大数据时代下，人们对短视频和直播的高接受度和偏爱使得非遗借助短视频与直播成为内容生产的新宠，随着公众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和认可不断加深，全民参与拍摄和传播非遗的氛围逐渐形成。通过将非遗与移动传播相结合，激发了公众多层次的审美情感，增强了民族和文化认同，同时唤起了强烈的家国情怀。[2]充分发扬短视频获知门槛低、易上手的优势，凸显传播的即时、互动、碎片与个性化特色，鼓励非遗传承人积极参与如“非遗合伙人计划”“看见手艺计划”等新媒体平台活动，展示和传播优秀的非遗作品及其制作过程，促使非遗文化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进步。

在传统媒体传播角度，应强化长视频载体的内容叙事，运用主题纪录片拍摄、非遗主题频道等措施扩大宣传力度，探索非遗传承新方式。此外，还应注重网络游戏在非遗文化传播中的主要阵地地位。通过游戏这一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元素重新融合，转化为一系列可以玩、可以听、可以互动的产品。以东昌葫芦雕刻为例，大众参与葫芦雕刻过程不受时间、空间和技术限制，用虚拟互动方式切身体验制作全过程。相比文字视频的了解性传播，游戏形式更能深化大众对具体非遗文化的系统理解。非遗传播与游戏结合的形式拥有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潜力，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文化舞台。

（四）情景化教学，坚持社会共同构建非遗文化

社会建构主义关注学习者的潜能，支持学习者基于自己的意义发现而展开文化创造的教学思想。应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大中小学课堂，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课程体系，将当地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本土教材，同时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邀请本地非遗传承人合作，以“第二课堂”、社团活动、艺术鉴赏课等多种形式把学习非遗相关知识作为参与者从周边的、局部的参与到充分参与的过程来看待。社会建构主义提醒我们，学习不是“个人头脑中的符号操作”，而是同环境、他者“协调”、“构筑”知识的行为。[3]课堂教学更是一种“以对话为媒介的交互作用的文化实践活动”，应兼及社群与集体之中的互动、磋商、讨论，乃至形成新的共识，使非遗在课堂教学中吸收新思想，促进持续的创新性发展。

（五）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文化旅游融合策略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技艺的传承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但通过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可以为这些技艺提供新的传承方式。东昌葫芦雕刻技艺不仅是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更是特定社会情境下的文化符号，其意义在动态的社会互动中得以不断重构。文化旅游的发展为这一技艺的传承注入了新活力，通过旅游体验和互动，葫芦雕刻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文化旅游线路的设计可以视为一个集体参与的社会实践过程。在这种实践中，传承人、游客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了东昌葫芦雕刻技艺的意义建构。“东昌葫芦文化之旅”不仅是一种旅游形式，更是传承人与游客互动的平台。通过现场演示和技艺体验，传承人将传统技艺转化为具体的文化体验，而游客则通过亲身参与，更深刻地理解了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旅游体验通过社交媒体和旅游评论迅速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形成了技艺的再生产过程。这样的互动，不仅使技艺在文化意义上得以重构，也提升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非遗文化体验中心的设立为技艺的社会建构提供了集中展示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游客不再是简单的观众，而是文化意义的共同创造者。通过与传承人的互动，游客深入了解葫芦雕刻技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从而在个人认知中赋予这一技艺新的价值。体验中心作为一个社会化的空间，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参与技艺传承的机会。社区居民通过分享地方性知识、参与文化活动等形式，进一步强化了技艺在社区中的社会认同。这种集体参与的文化建构过程，不仅增强了东昌葫芦雕刻技艺的社会影响力，也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文化旅游背景下，东昌葫芦雕刻技艺的文化意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游客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跨界合作与创意文创产品的开发，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文化元素相结合，使其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获得了新的解释和认同。这种多元化的意义建构过程，不仅拓展了技艺的文化适应性，也为其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体现了社会建构主义对意义流动性和多样性的强调。

（六）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数字化档案与国际推广策略

在数字化时代，非遗技艺的传承与传播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是在社会互动中不断建构和重构的。对于东昌葫芦雕刻技艺而言，数字化档案的建设和国际推广策略为技艺的社会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使得这一传统技艺的文化意义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中得到重新审视与传播。

数字档案库的建立不仅仅是对技艺的记录和保存，更是一个社会化的文化建构过程。东昌葫芦雕刻的历史、工艺流程及传承故事通过数字平台得以系统化呈现，这些内容在数字化平台上与用户互动，形成了新的社会互动场景。用户在浏览、评论和分享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到技艺意义的建构中，为这一传统技艺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这种互动不仅增加了数字档案的活力，也使得技艺的传承过程更加开放与动态，体现了社会建构主义对文化意义动态性和社会参与性的强调。

虚拟现实技术为非遗技艺的传承提供了全新的社会建构模式。通过VR设备，用户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东昌葫芦雕刻的制作过程，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技艺的传播提供了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在虚拟空间中，用户成为技艺文化意义的参与者，通过互动深度参与到技艺的文化建构过程中，从而共同塑造了技艺的社会意义。这一技术不仅有助于在国内传播技艺的文化价值，也为东昌葫芦雕刻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认同和关注，拓展了其传播的可能性。

在国际推广的过程中，东昌葫芦雕刻技艺的文化意义将面临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重新解读。通过参加国际文化博览会及建立多语言宣传平台，技艺的文化符号将被全球观众所接触和理解。这种跨文化的社会互动，将使技艺的意义在不同社会语境中得到多元化的解读和再建构，丰富了其文化内涵，促进了文化的跨国传播。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也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融合，为东昌葫芦雕刻技艺的国际化推广提供了新的动力。

总结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价值、思维模式、创造力和文化意识，这些都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核心基础。本文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探究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期待为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可行性建议。

参考文献

[1]杨柳. 国潮背景下的非遗传承与创新性传播发展路径探析[J]. 收藏与投资， 2023， 14 （03）： 194-196.

[2]张铮， 仲宇璐. 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两创”——以非遗传承为例[J]. 北京文化创意， 2024， （01）： 33-40.

[3]张睿思. 基于学习共同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以跨文化交际课程为例[J]. 大学教育， 2017， （07）： 81-83.

姓名：于汶禾，性别：女，民族：汉出生年月：20040412，籍贯：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专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非遗的传承发展学历：本科在读职称：无单位所在省市：山东省济南市邮编：25000是否带基金：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