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高校党员干部政德建设应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从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传统德政思想、中国共产党政德思想三个维度可以找到理论依据。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员干部政德建设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根本理论依据，以中国传统德政思想为重要理论根基，以中国共产党政德思想为直接理论指南。

关键词：高校；党员干部；政德；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理论维度

高校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员干部政德建设是加强高校党建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是巩固和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在党的建设中坚强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保证。加强高校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涵养政德，锤炼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高素质专业化的高校党员干部队伍，对于坚持和保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建设高水平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事业，对于充分发挥高校党员干部在高校基层党组织的中坚力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深入挖掘党员干部政德建设的理论逻辑和理论基础，既是现实需求，又是必然要求。

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根本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道德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道德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决定于社会存在”[1]，而道德也注定会对社会存在产生巨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以“破中有立”的方式来阐述无产阶级道德学说。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鲜明、深刻地批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所标榜的资产阶级道德、自由实质是由“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关系所决定的政治道德观念，也就是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道德等价值观念是为占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服务的，对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指责或“伪善”背后则有着“最可耻的”、“违背人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其根源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则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降低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他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工人“道德堕落”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回答，他深刻指出工人“道德堕落”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分化和人的异化这两大社会后果，阶级分化、贫富分化以及人的四大异化等等体现出了资本主义的不道德性。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历史规律、剖析现实社会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要始终站在广大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在实现全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建构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和价值遵循，这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最本质特征，是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道德观的本质区别。最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也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道德、建立无产阶级道德的革命对象、革命力量和革命任务。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造就了注定要推翻它自身的对立阶级，即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这一革命力量的革命任务是要是打破资本主义道德、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它“既不与现实相对立，也不屈服于现实，它是与现实的运动相一致的存在”[1]。列宁结合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情况，指出专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具备的共产主义道德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共产主义实践基础，要在集体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遵循下，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真正民主的共产主义道德价值。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告诫我们，一方面道德建设特别是党员干部政德建设无法离开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也无法离开一定的阶级立场。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党员干部政德建设的题中之义就是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道德观，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辩护，恪守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革命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内在统一。为此，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无产阶级政党道德意识观念和政德建设提供了指导性、规范化和科学性的理论命题和理论基石，也为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员干部政德建设提供了根本理论依据。

以中国传统德政思想为重要理论根基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将道德融入到治国理政之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德政文化，其蕴含的深厚官德、德政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儒家“为政以德”和民本仁政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德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倡导民本仁政思想，注重将个人仁德、修行提升到统治阶级的意识观念和治理方式的高度，最终施行仁政德治，这就申明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德政理念。如，王安石提出的“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的修身立德政治主张，强调“修其心，治其身”的德行修为是为政天下的先决条件，并以此来要求、约束从政为官之人。再如冯梦龙作《新列国志》中所讲“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怠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2]也是直言不讳地将国之兴衰成败归咎于统治者举贤任能之得失，这足以见得政德之得失关乎重大。在中国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以“忠君爱国、以民为本、清正廉洁、守公去私、勤政务实、修身好学等”[3]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官德政德文化。其次，勤政为民是中华优秀传统德政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勤政就是要求统治者要勤于政事，认真为国为民做事。 勤政最早见于晋·成公绥《贤明颂》：“王用勤政，万国以虔。”勤政为民历来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采纳，也为儒家思想所提倡，同时也深受百姓称赞。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二回中说：“及今勤政恤民，求贤辅政，尚可望消弭天变。”又如清代叶廷琯《吹网录·三河县辽碑》：“是时耶律氏国势已衰，而县令犹知勤政爱民。”再如清代昭梿 《啸亭杂录·世祖画牛》：“章皇勤政之暇，尤善绘事。”这些都说明了勤政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强调勤政为民，是因为为政者能否做这一点，能否尽最大可能发挥公权力的职能作用，关系到民心向背、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最后，廉政爱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思想中的关键内容。廉政是指为政者能够做到不以权谋私，办事公正廉洁。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问下四》：“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廉政要求清廉为官，廉洁从政，这既是基本要求，也是政治规范。宋代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中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金代元好问《元遗山集》中讲道：“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无疑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但是真正做到廉洁奉公是不容易的，这需要个人做到俭以养德、廉以立身，也需要加强制度调控与监管，还需要做到惩奖分明。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心存敬畏，慎独慎微，知行合一，如此廉政爱民能够达成。

总体上讲，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为政之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做成部分。我们要以史为鉴、借古观今，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员干部政德建设，必然要在传承中华优秀官德政德文化的血脉中汲取政德建设的丰富精神滋养，必须要身体力行地开创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德政思想文化的时代内涵和文化价值。唯有如此，才是对中华优秀官德政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才能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与治理效能，营造出风清气正的高校政治生态。

以中国共产党政德思想为直接理论指南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形成了共产主义政德观。李大钊在《论官僚主义》一文中，严厉地批判了封建官僚攀附权贵的劣根性，赞扬了爱国的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他说：“而今之自号国民志士云者，日以会党相号召，其间容有以救国为怀者，未可以一笔抹倒，果发于正义，而境之移人，尤为可虑。”[4]不止如此，李大钊还比较了东、西方在道德层面的差异，他在《调和之法则》中指出：“西洋人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保护自我，东洋生活之自然法则，在于牺牲自我。”[4]通过研究李大钊的早期文献不难发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探索东西方在道德层面上的差别，西方以保护自我为基本，而东方以牺牲自我为大义。因此，早期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人应该讲道德，这种道德不仅是个人层面的私德，也是与国家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功德、大德。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了瞿秋白的身上。《饿乡纪程》中描述了瞿秋白在北京生活后，发现自己已被“新时代的自由神”改变了心性，他去北京大学旁听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讲课，以期接触新文化思想。但此时，瞿秋白这种“文化旧中国”的理想还处于萌芽期。五四运动后，瞿秋白的“文化旧中国”的价值理想转变成对于一种“新道德”的追求。1923年，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指出：“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绝对消灭时……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有客观事实可按的。”[5]可见，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逐渐意识到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有真正的道德。总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德垫下了主基调，即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的，以满足无产阶级诉求和利益为根本宗旨的道德观念。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政德是共产主义道德。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产党人进一步发扬和完善了共产主义道德观。毛泽东政德思想的主线是亲民、爱民，以人民为师。20世纪50年代，河南某地要修建飞机场，因为事先未做好群众的安置工作，遭到群众反对，后经过政府的耐心工作，终于得到群众支持。毛泽东对此颇有感触，他说：“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6]毛泽东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从1951年10月到1952年10月，他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过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从而在全国掀起了摧枯拉朽的廉政风暴。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用毛泽东的话来总结共产党人的政德思想那就是“共产党人的志不能仅仅写在党章上，而要写在每个党员的心中，要落实到行动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7]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观和毛泽东等人的共产主义道德观对改革开放前后共产党人的道德观产生深渊的影响。邓小平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8]。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强调党员干部要做到“四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遵守并躬行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党员干部坚持党性、作风优良、纪律过硬、做好表率等。邓小平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克服消极腐败现象需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艰苦奋斗传统教育等。思想道德教育解决的是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它希望“通过人的自律，自觉自愿地克服和防范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而使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人的文明行为中达到理想的统一。”[9]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坚持和发扬了共产主义道德观。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党、以德治国的方针，要求要建立健全党员干部道德规范体系，建立并完善思想道德建设和党纪国法约束两道防线，着力提高全党思想道德素质，把党内违法违纪行为和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还要及时制止和纠正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的错误苗头，对其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念，提出提高党政领导干部政德的方式在于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来。胡锦涛认为，党政领导干部提高道德修养、陶冶道德情操的具体方式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作为最好的课堂。[10]总之，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进一步继承和完善了共产主义道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符合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的具体要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时代条件和现实要求进一步弘扬了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习近平围绕政德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应遵循的政德理论体系，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三位一体的政德建设体系。首先，明大德，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理想信念，秉承党性原则，都要坚定政治立场，讲求政治品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员干部而言，明大德就是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和落实党对高校工作的各项体制机制，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其次，守公德，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当中恪尽职守，强化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强调责任担当和公道正派，树立人民公仆意识和正确的权力观。对高校党员干部而言，守公德要在思想认识上树立全心全意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而服务的宗旨意识，要有百年树人“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追求，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自觉践行履职为民的初心使命。另一方面要在工作实践中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密贴近高校实际，勤勉务实，练就过硬本领，不断提升高校党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最后，严私德，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自身为人要做到崇德修身、厚德载物，在个人修养、生活作风、道德操守、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都要严于律己、树立风范。对作为管理者和教育者的高校党员干部而言，更要将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摆在重要位置，做到德配其位、率先垂范，这样才能使自身坚守的道德品行成为引领高校治理的底气与自信。总之，习近平政德思想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政德思想的理论宝库，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政德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传统德政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为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员干部政德建设提供了直接理论指导，为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和加快高校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小结

新时代高校党员干部政德建设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从理论维度上看，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思想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根本理论依据，以中国传统德政思想为重要理论根基，以中国共产党政德思想为直接理论指南。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只有充分理解和认识政德建设的理论依据，才能将新时代高校党员干部政德建设推向前进，使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德行兼备，促进高校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284页。

[2]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载《理论导报》2018年第11期，第1页。

[3]于瑶：《习近平关于党员干部政德修养的重要论述》，载《党政干部学刊》2019年第9期，第54页。

[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全5册（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88页。

[5]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24页。

[6]丁晓平：《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版，第170页。

[7]张耀祠：《张耀祠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28页。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43页。

[9]李君如：《邓小平治国论》，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183页。

[10]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111页。

作者简介：姜宇欧（1983--），女，吉林白山人，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2018年度吉林大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课题“新时代高校党员干部政德建设研究” 阶段性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18LZXZY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