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数字媒介日益发达和网络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网络舆情安全”是在经济、军事以及环境安全等相关问题后出现的新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为确保稳定和健康发展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纵览近年来一系列涉及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事件,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是“舆论的力量”伴随事件的始终,并成为调节各方力量的重要杠杆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不管是吉尔吉斯斯坦在2005 年所发生的“郁金香革命”,还是突尼斯在2011 年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总结其中的规律，往往是线上发起事端，酝酿情绪，发展到线下暴乱，网络舆论像是一只无形的大手，实现了对整个事件的控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国家网络舆情控制与否,直接关系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关系着人民的安居乐业，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共同构成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保障体系。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网络舆情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并在逐步完善与提出各种确保网络信息安全的指示。本文通过介绍网络舆情的内涵和特点，阐述网络舆情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并提出治理网络舆情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对策与思考。

关键词：网络舆情 政治安全 国家安全

一、网络舆情的内涵与特点

（一）网络舆情的内涵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们几乎一刻也离不开网络，离不开社交软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互动平台，对国家事务和 社会活动发表观点和建议， 这些在网络上流传的言论、观点、建议等信息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带有倾 常意 讲的网络舆情。网络舆情，作为互联网时代一种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在促进公 五和 合法运行的同时，也存在着虚假言论误导社会舆论走向、情绪型的潜在舆论、 隐患。 这些虚拟的、负面的、情绪化的网络舆论，经过一定程度的酝酿发酵，就有可能对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造成潜在的危害。

从广义上讲，舆情就是社情民意，是指社会各阶层民众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所持有的情绪、态度、看法、意见和行为倾向。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媒体或网民借助互联网，对某一焦点问题、社会公共事务等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也可以说，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互联网上的一种特殊反映，是民众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在网上的集中反映。简单地说，网络舆情就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网络舆情不等同于一般的网络舆论，所谓网络舆论，就是指在互联网上体现出来的，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具有相对一致性的公众意见。—般来说，网络舆情不仅包含公开的网络舆论，而且也包含着一些隐含的、潜在的公众态度与情绪等。

网络舆情与一般的社会舆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网络舆情与一般的社会舆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首先，网络舆情和社会舆情的传播方式不同。社会舆情往往是通过人们的街谈巷议、口传心授，并以一定的意见、情绪、态度甚至行动倾向表现出来，而网络舆情的产生、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载体是网络，即网民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等都是在网络中进行表达。网络舆情实质上是社会舆情的一部分，它不是与社会舆情相对立的另一种舆情，只有一种特殊的社会舆情表达方式而已。借助互联网渠道，网络舆情比社会舆情形成更快、传播更广。第二，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在社情民意的反映面上不尽相同。作为网络舆情主体的网民只是社会人群的一部分，主要是有能力或有条件上网的特定人群。因此，网络舆情不能等同于社会整体的意见与情绪，它只是反映以网民为主的某些社会群体或阶层的意愿。第三，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的存在形式不同。与社会舆情主要通过人们的街谈巷议或行为举动等方式表现不同，网络舆情则主要是通过新闻跟帖、论坛、自媒体、短视频平台、即时通讯工具、搜索聚合等途径表达出来。说到底，网络舆情宣告了传媒新时代的到来，区别于传统媒体时代单向传播范式，网络社会聚集着社会各阶层的声音，以更简捷的表达方式、更多元的传播路径，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舆论方式。正因如此，这种基于常识、常理、常情的表达，尽管有时可能会夹杂着情绪与杂音，却无法阻挡其影响公共决策。

（二）网络舆情的特点

网络舆情的特点与网络传播方式的特征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自由性与可控性；二是交互性与即时性；三是隐匿性与外显性；四是情绪化与非理性；五是丰富性与多元性；六是个性化与群体极化性。

首先，自由性与可控性。作为新兴媒体，网络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了传统媒体推出信息的单一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受众自由的拉出信息，扩大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自由度，同时也使得传者和受者的界限愈加模糊，为人们提供了发表言论的最大自由。网络提供给人们前所未有的自由，但网络自身处在社会之中，并非独立于真实社会的绝对自由空间，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纪律、规则同样会对网络产生一定的限制，自由与控制是相伴而生的。尤其是面对各种有害的网络舆情信息而言，这种控制就显得更加重要。

第二，交互性与即时性。进行跨越时空的互动交往，是网络传播方式的本质特征。网络传播最大的特点在于，网络是一种双向的交互式的信息传播通道，进行跨越时空的互动交往，是网络传播方式的本质特征。在互联网上，网民普遍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在对某一问题或事件发表意见、进行评论的过程中，常常有许多网民参与讨论，网民之间经常形成互动场面，赞成方的观点和反对方的观点同时出现，相互探讨、争论，相互交汇、碰撞，甚至出现意见交锋。这种网民之间的互动性交流，使各种观点和意见能够快速地表达出来，讨论更广泛更深入，网络舆情能够得到更加集中的反映。同时，在网络环境下，时间成为影响舆情价值的重要因素，舆情的传播和表达具有了较高的即时性特点。网民在获取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内就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交流想法，网络媒体赋予舆情表达的即时性特点是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

第三，隐匿性与外显性。现实社会中个人身份识别有七大要素：合法姓名、有效住址、可追踪的假名、不可追踪的假名、行为方式、社会属性以及身份识物。在网络环境中，这七个方面都可以达到不同程度的隐匿，并导致网络舆情

传播也具有了隐匿性。

第四，情绪化与非理性。舆论的质量关键在于理性程度，这对于舆情来说同等重要。在网络这个“自由”空间中，网民可借助虚拟身份畅所欲言，其中不乏理性的、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但是，网络的匿名性使得一些缺少自律意识的网民在参与讨论时采取偏激的态度甚至侮辱、谩骂的语言，进行个人情感宣泄，导致大量情绪型舆论产生，因此网络舆论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网络情绪型舆论是非理性、偏激的，其影响范围大、传播迅速，一旦演变成为舆论，就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第五，丰富性与多元性。所谓丰富性，是指网络舆论的客体亦即网民讨论的话题无所不包。网络作为新闻的集散地，世界各地的重要新闻和突发事件能在最短的时间传递，为舆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议题”，同时网络又是自由互动交流平台，使得网络舆论内容无所不包、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民讨论的焦点开始由边缘化问题发展到涉及政治、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等主流话题，网络舆论日益走向前台，成为主流的舆论形态。

第六，个性化与群体极化性。舆情的主体是民众，舆情表达总是倾注了个人的情感、意志和认识等主观性因素。网民往往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了易于沟通的群体。实践证明，网民中的“群体极化”倾向更加突出，这就更容易形成极端言论意见，并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力量。

（三）中国网络舆情现状

中国互联网建设的迅猛发展，使得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之一，网络成为各种有关社会政治生活意见、建议的聚集地；政府也日益认识到网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注意倾听来自网络的声音，积极通过网络了解民情、听取民声、体察民意、汇聚民智。网民与政府的这种互动，使得网络舆情成为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网络舆情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主要渠道。中国网民不仅数量居世界首位，而且他们主动关注与希望参与政治生活经验兴趣，在世界各国中也位居第一。我们通过日常使用网络的直观感受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利用网络来表达表达自己对民生、司法、反腐败等社会热点问题的态度或看法，阐述自己的利益诉求与政治诉求。特别是在各种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人们往往倾向于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来传递或获取信息，甚至以网络信息作为惟一的消息来源。而在各种论坛、博客、微博客中，则会充满数以万计、未经修饰、直截了当的表达、评论，网民的舆情呼声，已经成为引导和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影响着社会关注点的变化与一些事件的发展动向。

第二、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网络作用。”早在2009 年3 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就强调：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网络资讯，各级政府己经越来越注意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网络已逐渐成为各级党政领导了解民意、汇聚民智、排解民忧的一种新方式、新途径。而网民的意见和建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各级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网民反映的一些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各级党和政府已经从以前回避、无视，甚至“惧怕”网络舆情，发展到今天可以自信地直面和回应网络舆情，更进一步可以合理有效地把网络建设成了解民意、征询民策、疏导民怨的途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团体对互联网舆情的理解和驾驳能力都有了很明显的进步，不少地方积极落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高度重视互联网舆情，政府的执政艺术有了很大提高，社情民意渠道进一步拓宽。

我们在看到网络对发展民主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网民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网络舆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假消息和谣言有增多的倾向。由于网络信息发布的便利性，以及网络信息审查与传统媒体的信息审査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在网络上发布假消息和遥言非常容易。但大多数网民面对这样的消息，却很少质疑其真实性。这就使得“网络谣言”比现实社会中的“遥言”传播速度更快，社会影响范围更大，引起社会“恐慌”程度也更大，往往会造成群体的盲从与冲动，有时甚至能在现实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二是非理性网络舆情蔓延。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中最活跃的部分，但由于发言者身份隐蔽，并且缺少规则限制和有效监督，网络自然成为一些网民发泄情绪的空间，在网络上容易出现庸俗、灰色的言论，乃至情绪化的言论。而情绪化的言论又容易强化对某些特定事件的不满情绪，甚至可能引发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三是具有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的危险。随着网络上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服务于特定目的，旨在推动特定议程的人，千方百计将互联网作为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新阵地，制造和利用网络谣言，对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事件进行炒作，极力宣扬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否定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和进程，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民运”、“藏独”、“疆独”、“法轮功”等组织相互联合、联手造势，利用互联网大肆攻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策划并组织各种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活动。

二、网络舆情对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上讲，所有安全问题发生的根本都是由于国家间关于利益的争端。不管是“民主保卫战”还是“文明冲突”等，所有的根源都在于始终有利益的追随。伴随冷战局面的终止，不同国家间的竞争再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力量，转而实现向科技、经济等方面的转变，同时在意识形态及文化范畴内也有着一定的体现，当前不同国家间的抗衡就是关于软实力的博弈。作为新型政治参与形式，网络的诞生及逐步发展，激发了不同社会阶级关于政治参与性的逐步强化，同以往相对而言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政治参与品质也有了一定的改善，政府决策能力得以强化，使得国家及人民的合法权益获得了有力保障。然而必须要明确，网络舆情是网络政治参与形式中的一种，基于其自身特征的影响，比如高速传播、覆盖力强等等，在某些特性环境下也会由于不良言论的鼓动而对反动目的予以服务。反华分裂势力的积极干预，严重的干扰了国家政治的正常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团结造成巨大冲击，负面性的影响着国家主权及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同时在以政治安全为代表的多个方面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力。

（一）网络舆情影响国家主权安全

网络舆情影响国家主权安全，尤其体现在影响国家的网络主权安全。国家主权伴随网络的诞生随之出现了新的形式，即网络主权。伴随网络社会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多领域政权的共同作用下同新的安全理念相融合最终使得网络政权得以出现，为现代国家政权的其中一个分支，也是网络时代国家观念的重要存在形式。假如说国防军事力量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对企图分裂国家的行径予以控制，那么社会主体价值体系上关于消极思潮的影响则是网络主权的维护及网络舆论安全控制的关键。当对网络的侵害能够同侵犯领土的影响力相提并论时，国家应对网络空间进行维护，并进行统筹管理，为网络主体的稳定提供保障，这不仅是国家的权利更是义务。网络主权的诞生，导致国家主权外延有了全新的诠释，其再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海陆空，而是逐步发展到了一个虚拟的空间之中，跨区信息转移，导致信息控制的行为界定由国内行为上升到了国际行为。在网络时代之前,信息的发布权为政府所垄断,政府往往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和过滤来实现对社会舆情的有效控制,营造有利于政权稳定和政治制定安全的舆情环境;然而互联网的诞生对政府在信息上的绝对控制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影响政治稳定、破坏国家安全的信息更加难以控制，这就为以邪教为代表的全球势力创造了反社会的空间，进而使得多样化的互联网动员活动有了存在的空间。更需要注意的是，受网络特殊性的影响，比如开放性、国际性等等，其不仅使个人力量得以强化，为个人自由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全球化理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导致民众的国家观及民族意识逐步淡漠，这些均使得国家权威面对着更为严峻的考验。

网络作为区别于传统报纸、广播、电视之外的“第四媒体”，具有大众传媒的全部基本特征，其影响国家主权安全的基本范式与传统大众传媒基本相同。但应该看到，网络舆情还是具备了一些传统大众传统所没有的新的特点。首先，传播方式的双向交互性。网络与以往的大众传媒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以往的媒体只能单向输出信息，而网络则能做到实时对话、交流，传播者与受众的随时可能发生互换。其次，传播手段的多样化。网络不仅可以传播文字、图片，而且可以传播视频、音频，可以说是集成了传统报纸、广播、电视的功能，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最优化。第三，传播空间的全球化。网络消除了有形的和无形的国家边界，使得信息可以在瞬间就传播至全球，信息随着网络的延伸而迅速扩张。第四，传播高效且更新及时，甚至可以实时传播。在网络上发布信息，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随时发布、随时更新，大大提高了信息的时效性。第五，传播者与受众身份的隐匿性。这一方面为网民的传播活动提供了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却也易于引发网民的不道德行为和有害信息的流传。第六，传播内容的无限性和易检索性。随着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网民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海量的网络信息数据中快速搜索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网络传媒的出现与迅猛发展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不能逆世界的潮流而动，切断一切向外部的进行信息交流的渠道，而要努力推动国际间的信息流动；另一方面又在担心国家主权受到政治传播的侵犯，信息的监控权丧失。正是由于网络传媒具备的这些特点，使得网络舆情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国家主权呈现出相对化趋势，国家政府随时置于大众和其他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之下，它的内政与外交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大，传统的国家中央政府对内事务的最高政治统治权力不同程度地为个人、企业及地方政府所分享；与此同时，国家在行使其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时受到了更多来自外部的掣肘，国家主权向其内部和外部扩散。另外，强国与弱国主权事实上的不平等，早已是国际关系中不争的事实，而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更加扩大并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因此，对网络舆情的引导和监管不力，势必影响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

（二）网络舆情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是指系统、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团结本国人民的重要精神力量，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影响，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不仅能够抵御外来思想文化的渗透，甚至能够瓦解他国的意识形态，进而导致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不受侵害，使其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当前，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信息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这种流动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凭借着在世界上领先的信息产业，通过网络向世界全方位、全天候地推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网络霸权主义”。所谓网络霸权，又称信息霸权，就是指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妨碍、限制或压制他国对信息的自由运用，以谋求本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利益。“在这场信息技术对抗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其公民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迫接受信息技术强势国家的信息传播规则，并在经过长时间的影响后逐步对信息技术强势国家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产生认同，继而无形中逐步使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被外来影响所同化。

著名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认为：“枪炮并不能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只有坚定的信仰才能促使一个国家不断的发展壮大。”当今世界，网络己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我们在享受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自身时刻也处在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塑造过程中。以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对私人生活空间的渗透，改变了以往人们所处的环境差异，打破了以往以“共处背景”为基础的传播，使更多的人可以在不同的背景下，能够接受并共享相同的内容，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趋同创造了条件。大众传播作为意识形态运行的重要场所，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界，使人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特定的区域，甚至可以与地球另一边的人或事物发生联系。不同背景下的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之所以会不同，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所具有的理解的前结构的内容。总体来说，大众传媒传播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拥有媒介权力者的意识，且大众传媒与政治有着某种天然不可分离的关系。拥有媒介权力的人往往可以通过对传播内容的控制达到自身目的。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很多价值观念开始进入到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原有的价值观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冲击。中国政治安全领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三）网络舆情影响国家执政党执政安全

首先，网络舆情影响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认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组织结构正在发生着十分深刻的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状况也变得更加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2 月中旬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适应分化、差异化传播趋势，积极引导建立新的舆论引导新格局，借助新媒体自身的传播和宣传优势。”习总书记的倡议让网络舆情安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借助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即“两微一端”互联网政府平台，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网络舆情预防与政务传播的重要工具。政府的倡导使得更多网民更愿意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诉求，由此带来的社会领域热点话题引起舆论深度发酵，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的社会秩序，而且也塑造着网络社会的生态秩序。从化解网络舆情事件的实践看,“两微一端”等政务平台发挥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但是社会的不满情绪也有井喷的前兆，舆情反华事件也有发生，如果不对其进行控制和限制，会对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产生动摇。近年来，受西方不良思想影响，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出现涣散，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也严重削弱了党的执政基础。

其次，网络舆情挑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现今社会，复杂的利益团体和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矛盾逐渐凸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向着越来越激烈的方向发展。由于社会的逐渐开放，媒体技术的改革发展，人民群众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各种政治事件和民生热点。在网络中，执政党要管理的，是一个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的，数量庞大身份复杂，社会层级跨度广的网民，执政党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网民讨论所引起的网络舆情使得某些公共事件往往超出了相关部门的职权范围，甚至多部门联合都难以控制，使得事件的应对和处理难度增加。社会落后和阴暗的一面往往是产生网络舆情事件的根源。很多媒体在报道过程中的不客观甚至是歪曲事实的报道，会对广大社会公众产生错误引导，使其产生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进而激化社会矛盾，使得网络舆情事件引发成更为严重社会事件。加之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和组织隐蔽的宣扬反动的观点，借人权平等、民族主义、宗教信仰自由,利用一些重要的社会热点问题来误导社会公众，甚至有不法分子蓄意攻击党和政府，煽动民众不满和反动情绪，恶意推动网络舆情事件演变成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目前在网络监管机制和舆情管理制度上法制不健全，网络舆情的控制权不能够牢牢把握在执政党手中，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甚至会威胁到虚拟网络的安全。由于中国的网民素质良莠不齐，一些网民不能很好的辨别消息的真伪，极易被网络上所谓的一手消息所支配，在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进行辟谣和处理之前，会使得公民对执政党执政能力产生怀疑，这样就使得党和政府的威信、公信力以及号召力大大降低，会对整个社会的平稳健康运行产生不稳定因素，严重的会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四）网络舆情影响国家政治制度安全

在网络时代之前，信息的发布权为政府所垄断，政府往往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和过滤来实现对社会舆情的有效控制，营造有利于政权稳定和政治制度安全的舆情环境；但网络的出现打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权，对那些不利于政治稳定或危及政权与政治制度安全的信息也变得更加难以封锁，这就给一国境内外各种势力，尤其是诸如邪教、民族分裂势力等利用网络大量散布反动言论，进行各种各样网络政治动员创造了机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网络的全球性和开放性，它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个人的力量，导致个人自由主义的流行；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全球化理念的张扬，使公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日趋淡薄，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流行，这些都无形动摇了政府的权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推广，社会各种关系也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这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安全和稳定产生了冲击。和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时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中国长期近代革命过程中逐步探索形成的，十分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政治制度。由于和西方政治制度不同，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就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批评和质疑。美国每年都会出具针对中国的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工作进行抨击。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发展，每天会产生海量的信息，各种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很多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媒体来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执政党进行批评。邪教分子以及分裂势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大肆宣传分裂思想和反动思想，这些手段通常都包装的美轮美奂，通过传播视频，电影，甚至一张图片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试图让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私有制对中国思想领域进行占领，试图影响甚至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在大量网络舆情信息的影响下，部分网民长期受西方思想蛊惑，开始对我们党的执政思想和政治信仰产生怀疑，这极大的威胁到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安全。

三、治理网络舆情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对策思考（一）提升网络舆情重要性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建

面对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出现的新思潮和新问题，中国应该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继续巩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应该严防资本主义思想的入侵，坚决对不良思想进行清除，引导广大社会公众增强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增强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如今，西方国家为了对中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入侵，开始利用互联网平台来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所以，中国也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巨大的传播优势，加大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借助网络平台加强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增强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让广大网民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长期革命和斗争过程中的人民作出的选择，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首先，中国应该不断做大做强旨在宣传主流思想的门户网站，不断强化宣传教育的力度，对新理论和新体系进行宣传和解读，对广大社会公众切实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及时准确的回应，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领域的影响力。其次，国家网络管理部门还应该不断加强网络监督和管理，对不良思想的管控力度要持续加强，要坚决屏蔽和清除网络不良思想，积极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最后，要加大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的宣传力度，让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进行解读，不断赋予主流意识形态更多的时代内涵，进而形成十分健康和积极的网络文化。此外，国家网络监管部门还应该对思想比较活跃，观点比较理性的网民进行引导和推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还应该积极鼓励党务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把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通过公开发表等重要形式向社会传播，推动已有成果的进一步发展完善。

（二）完善网络舆情管控机制，提升网络舆情应对能力

政府网络信息监管部门须增强责任感，建立科学完善的日常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督和管理。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网络已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舆情更是如同社会情绪的“晴雨表”，时刻反映着公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忧。政府网络信息监管部门作为维护网络空间清朗、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认识到自身肩负的重大使命，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网络舆情的监督和管理工作中。

建立科学完善的日常工作机制，是政府网络信息监管部门开展工作的基础。这一机制应涵盖从舆情监测、分析研判到应急处置的全流程，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日常工作机制需要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分工，避免出现责任真空或推诿扯皮的现象。例如，设立专门的舆情监测岗，负责 24 小时不间断地浏览各大社交平台、新闻网站、论坛等网络阵地，及时捕捉各类热点信息和潜在的舆情线索；设立分析研判岗，由具备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人员组成，对监测到的舆情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判断其发展趋势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设立应急处置岗，在遇到重大舆情事件时，能够迅速响应，按照既定流程开展处置工作。同时，要建立健全工作考核制度，将日常工作的成效与绩效考核挂钩，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不断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监督和管理，关键在于建立科学完善的网络舆情监管体系。这一体系应具备全面性、时效性和精准性的特点。从全面性来看，监管体系要实现对各类网络平台的全覆盖，无论是大型社交软件、新闻客户端，还是小众论坛、博客等，都不能成为监管的盲区。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起一张全方位、无死角的网络舆情监测网络，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各种舆情动态。在时效性方面，网络舆情的传播速度极快，往往在短时间内就能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因此，监管体系必须具备快速反应能力，对网络舆情的发展变化和动态进行实时跟踪。通过设置关键词预警、热点追踪等功能，一旦发现与重大事件、社会热点相关的舆情信息，能够立即发出警报，让监管人员第一时间掌握情况。精准性则要求监管体系能够对舆情信息进行精准识别和分类。对于那些积极健康、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舆情，要予以鼓励和引导；对于那些包含不良苗头、可能引发负面效应的舆情，要重点关注并及时介入。例如，当发现重大网络舆情中出现造谣传谣、煽动仇恨、泄露国家机密等不良言论时，要迅速对相关言论进行跟踪，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发布者，并及时发出警告，责令其删除不良内容、停止违法行为。对于拒不改正的，要依法采取进一步的处理措施，坚决堵死重大网络舆情发展成网络安全事件的路径，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

建立网络舆情互联机制，是整合各方力量、形成监管合力的重要途径。政府网络信息监管部门不能单打独斗，要不断加强与各类媒体的沟通和交流。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引导舆情向好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监管部门应与主流媒体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及时向其通报重大舆情信息和官方立场，支持主流媒体发布权威信息、解读政策法规、澄清不实传言。例如，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监管部门可以与主流媒体协同作战，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发布事件的真实情况、政府的应对措施和进展情况，让公众了解事情的全貌，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恐慌和猜测。同时，主流媒体可以通过深度报道、专家评论等形式，引导公众理性看待事件，形成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此外，监管部门还应加强与商业媒体、自媒体等的沟通，规范其信息发布行为，引导其承担起社会责任，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舆论生态。网络舆情的监督和控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领域和部门，绝不仅仅是政府网络监管部门的职责。它需要公安、网信、宣传、教育、工信等各相关职能单位相互配合、加强合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部门应打破信息壁垒，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舆情信息的实时互通。例如，公安部门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当监管部门发现涉及违法犯罪的舆情线索时，应及时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宣传部门在舆论引导方面经验丰富，监管部门可以与宣传部门共同制定舆情引导策略，提高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各部门的协同合作，合力打造一个无缝衔接、高效运转的网络舆情监管机制，才能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舆情环境。各级党委和政府还应该制定科学的网络舆情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应急预案要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明确在不同等级的舆情事件发生时，各部门的职责、处置流程和应对措施。在预案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如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矛盾引发的舆情等，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制定相应的处置方案。同时，要定期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让相关人员熟悉处置流程，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当突发性网络舆情发生时，能够按照应急预案迅速行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公众关切，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例如，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后，网络上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实信息和谣言，引发公众的恐慌。此时，党委和政府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官方渠道及时发布灾情信息、救援进展和安置情况，同时对谣言进行澄清和驳斥，引导公众不信谣、不传谣，积极参与到抗灾救灾中来。通过有效的应急处置，尽可能缓解政府和广大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舆情进一步升级恶化。

建立舆情研判机制，对网络舆情进行分级管理，是提高舆情处置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关键。网络舆情的性质、规模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采取的处置措施也应有所区别。可以根据舆情的热度、传播范围、涉及主体、潜在风险等因素，将网络舆情划分为一般舆情、较大舆情、重大舆情和特别重大舆情等不同等级。对于一般舆情，可由基层监管部门或相关单位自行处理，及时回应公众疑问即可；对于较大舆情，要引起重视，由上级部门协调相关单位进行处置；对于重大和特别重大舆情，则需要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成立专门的处置小组，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在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舆情研判机制要对不同等级的舆情进行深入分析，准确把握舆情的核心诉求、发展趋势和潜在风险，为制定处置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通过科学的研判和分级管理，能够避免处置工作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处置效率和效果。政府网络监管部门还应建立科学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主动引导网络舆情走向，促使其向好的方向发展。引导机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在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中传递正能量。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手段，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发布权威信息、解读政策法规、讲述感人故事，增强与公众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在面对负面舆情时，不能采取封堵、压制的方式，而是要主动发声，坦诚面对问题，说明情况、解释原因、提出解决方案，争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要注重培养一批专业的舆情引导人员，他们既要熟悉网络传播规律，又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政策水平，能够在复杂的舆情环境中有效引导舆论。此外，还要加强对网络 “意见领袖” 的引导和规范，鼓励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带动更多网民理性发言、文明上网，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引导网络舆情向好的方向发展。

（三）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提升信息安全技术防范能力络舆情安全，总体而言依然属于信息安全的范畴。就信息安全来说，是第一位的，技术是第二位的。加强网络舆情领域的信息安全建设，首要的就是

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我国在信息网络立法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实践，努力构建综合性的信息法律框架，但就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特别是网络舆情安全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能完全满足依法促进和管理信息网络的需要。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抓紧制定完善涉及网络舆情领域的法律规范，同时还应该制定促进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督促信息网络行业自律。此外，还必须建立和完善信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相关法律，以及有效防止有害信息传播的管理机制，特别是针对因网络舆情发酵而引起的各类突发群体性事件，应该建立一整套事前预警、事中疏通、事后补台的应急处置工作流程，确保将各类网络负面情绪限制在可控范围内，确保不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危害。依法加强信息防御工作，是抗击信息安全威胁的有效途径。

加强信息安全建设，另一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的建设。在数字化时代，信息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强信息安全建设，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方面。这不仅关乎个人隐私的保护、企业的生存发展，更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首先，建立一套完善的网络信息技术安全标准意义重大。这一标准应涵盖网络设备、软件系统、数据传输、隐私保护等多个领域，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科学的规范体系。有了统一的标准，企业在进行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时，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和依据，能够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同时，标准的建立有利于促进我国网络信息总体安全技术的全方位发展与完善。在网络信息技术领域，当遇到安全问题、克服安全隐患时，有标准可查、有章可循，相关部门和企业能够按照标准迅速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和准确性。此外，统一的安全标准还能提升我国网络信息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推动我国网络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我国在国际网络信息安全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其次，发展基于自主研发的信息安全技术刻不容缓。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主要源自西方发达国家，这使得我国在信息安全领域面临着诸多潜在风险。在硬件方面，大量网络基础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而这些引进设备中的核心芯片和系统设备编程大多掌握在他人手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使用这些设备时，可能会受到技术限制，甚至存在被植入后门程序、监控设备运行的风险， 严重威胁我国的信息安全。在软件方面，各种国际主流的网络应用核心程序多由西方公司开发，这些程序的源代码我们无法完全掌控，存在着信息泄露、被恶意攻击等安全隐患。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安全产业建设。要加大对信息安全技术研发的投入，鼓励科研机构、企业和高校开展合作，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术难题。开展独立的网络核心应用软件与相关数据库的研发工作，打破国外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例如，在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芯片等关键领域，要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不断提升其性能和安全性。通过这些举措，改变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的被动局面，提高我国在技术层面抵御各类渗透破坏活动的能力，筑牢我国信息安全的技术防线，为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是传统安全领域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网络舆情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忽视网络舆情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它将如白蚁一般蚕食国家政治安全这座堤坝，进而造成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严重后果。只有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并正确应对之才能让国家和社会更加安全，更加和谐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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