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是把握其哲学革命的关键。本文系统地从生存论、价值论与认识论三个维度阐释马克思实践观的核心内涵与革命意义。生存论维度揭示实践是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现实的人”及其社会性存在的本体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彻底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价值论维度彰显马克思将劳动从传统哲学的贬抑中解放出来，擢升为人类最高价值的革命性贡献；实践不仅是改造世界的工具，更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实现自由解放的目的本身，赋予人类价值以现实的根基。认识论维度确证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发展动力和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其内容与形式均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活动制约，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动态实现。三个维度辩证统一，共同构筑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凸显其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旨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生存论；价值论；认识论

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其哲学革命的枢纽，深刻蕴含着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逻辑跃迁。然而，其丰富内涵常被单一维度解读所遮蔽。为全面把握其核心要义与革命性贡献，揭示其对人类解放路径的深刻指引，亟需从生存论、价值论与认识论三重维度进行系统探析。

一、从生存论维度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

马克思高度关注人的发展，将“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其全部理论都围绕探寻人的解放路径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是“现实的人”，其需求的满足是实现解放的前提。生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解决之道绝非静观认识，而是实践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因此，生存论维度构成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性维度。立足实践观，才能确立人的生存根基，理解实践对生存的本源意义及对自我实现、自由发展的关键作用；反之，也只有紧扣生存问题，才能把握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层人学价值。

“现实的人”这一主体就决定了不是抽象的实践概念，而是每个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 有生命的个人何以存在？首先要满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需要，而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 人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而人又不可能单靠一己之力来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这就决定了人从诞生初期就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的存在从来不是单独的、个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人的社会性本质就决定了人的实践也不是单纯的个体的实践，而是以一种社会性形式发生的实践。

人类作为实践的主体，其全部活动的目的和指向都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某种需求，从而使世界对于人类而言成为一种合目的性的存在。如同其他动物，人类首要需求是吃、喝等生存所需，这驱使其积极活动以获取外界物。可见，生存是人类面对的首要挑战，对于生存问题，人类绝不是一种被动的、静态的态度，而是以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态度，通过生产活动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解决生存问题。当然，生存在此处只是从整体意义上而言的“生存”，人的生存需求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催生新的需求，而新的需求又推动着新的实践活动。在人的需求和现实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正是推动人类实践的不竭动力。

马克思不仅意识到了人的客观的、现实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他把握住了人的需求的满足与生产实践之间的关系。费尔巴哈对实践的理解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人的生存，他将实践理解为人的日常生活，他意识到人要生存就要满足吃、住、穿等需求，但是他仅仅把实践理解为人的吃喝住穿等日常生活行为则过于直观、片面。人的自然需求驱动人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现实的人是通过吃喝住穿满足生存需求的人，更是通过生产劳动获取生存资料的人，相比之下，前者体现的是人的自然性，而后者则体现着人的社会性。马克思在《形态》中精辟指出，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其一旦中断，人类世界乃至人自身都将不复存在。[3] 费尔巴哈对实践的片面理解使得他没有从生产的视角理解实践，因而也就不可能理解实践当中的主观能动性。唯有从生存论理解实践，才能超越旧唯物主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

强调实践对生存的重要性，即强调社会历史条件与生产关系的根本地位。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绝非抽象哲学范畴，而是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连、蕴含多重现实关系的具体概念。正是通过“实践”，马克思实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具体性把握。他深刻批判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仅从客体或直观形式理解对象，未能将其视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未能从主体方面理解。[4] 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停留于将人视为感性对象，却忽视了人的感性活动及其能动性，未看到人是处于具体社会关系、历史条件下积极满足生存需求的现实活动者，最终陷入对人的抽象理解。相反，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正是凸显实践对生存的基础性、其所承载的现实关系及其社会历史根基。

二、从价值论维度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

马克思的实践观是他关于世界和人的终极价值的理解。马克思在《提纲》的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 很明显，马克思实践观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解释世界，也不是为了指明如何改造世界，而是要说明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走向改造世界的途径就是实践。在马克思这里，实践的价值在于改造世界，而人是实践的主体，那么人的终极价值就不再通过神学、思辨、理性获得，而是通过能动性、生产性的生命活动——实践—改造对象性的世界来实现。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实践把人的价值从神学、哲学转向了现实。

将实践作为一种价值性概念来阐释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在马克思之前就已有多位思想从价值论层面来讨论实践问题。实践哲学的传统发端于古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人物，他将人的活动分为理论、实践、创制三种。其中，创制主要指制作产品的生产性活动，即劳动，例如工程与建筑等，主要是奴隶、外邦人从事的活动；实践是指具有公民身份的人的行为，与其相对应的科学就是伦理学、政治学；理论则指那些既无产品也无实际目标的思辨、求知的活动。可见，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实践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价值，但是它并不代表终极价值、最高价值，同时由于古希腊对人的等级、身份的划分，导致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也缺乏普遍的主体。

康德推进了对实践的理解，在康德那里，实践成为具有最高价值的活动。康德认为纯粹理性虽有益于人更好地认识世界，但并不能解决人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比起通过纯粹理性所获得的科学知识，通过实践理性所获得的关于上帝、灵魂等的认识更为重要。因此，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进一步区分了“技术的实践”和“道德的实践”，认为只有道德的实践才是真正的实践，而道德领域普遍存在的道德律令则又使实践具有了更广泛的主体。通过这种方式，康德克服了亚里士多德实践观中由等级划分所产生的有限性，并使实践成为具有最高价值的活动，但是他仍然没有将创制这一范畴的活动划归到实践当中，因此，康德实践仍然没有落实到生产性活动上，因而也就具有了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黑格尔在使实践成为最高价值的过程中做出了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黑格尔强调劳动的重要性并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6] 另一方面，黑格尔将劳动放置到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中来看待，重新理解劳动的工具性、手段性、普遍性，从而给予劳动一种恰当的历史定位，也使得人的实践成为一种具有目的性、价值性、能动性的活动。“黑格尔面对社会生活时，提出了劳动辩证法，力图从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的劳动辩证法中解决康德实践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7] 劳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仅仅是手段性、工具性的活动，到了黑格尔这里则是奴隶在具有否定性的主奴关系中所进行的肯定自己价值的活动。黑格尔的这种尝试就为马克思之后将劳动提升为实践，并赋予之最高价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8] 可见，黑格尔的局限性在于他所谓的劳动都是一种精神活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性吸收首先就是要将劳动从精神活动专向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

“对马克思来说，劳动从价值上擢升为实践、实践从内容上下降到劳动，是他将实践建构为价值本体论概念的关键。”[9] 可以说，将实践的价值提升为最高价值的关键在于劳动。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人与动物的关键区别是人可以参与政治，而参与政治生活也是人实现最高的善的必然选择。然而一旦将人定义为政治动物，就意味着将那些无法参与政治生活的人，那些必须终日参与劳动的人，如奴隶、妇女等就被排除在人之外，这些人的生命就成为一种非人的、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定义在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马克思之前的历史中，劳动一直是一种没有任何尊严、价值、地位的活动。在马克思之前的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劳动长期遭受鄙视，被认为是手段性、目的性的活动，是底层劳动人民维持生计的手段，因而不足挂齿、遭到鄙视。然而，这些思想家们都没有意识到：恰恰是这种手段性、目的性、工具性的活动所具有的生产性、能动性实现了对世界的对象性的改造。它不但生产出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从而不断更新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因此，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切关系的理解都应该由此出发。

马克思对劳动的认可具有颠覆性意义，“认为马克思对工人的平等、劳动活动的赞美具有那么大的革命的重要性，与西欧传统对待劳动的传统态度、纯粹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对待生命的态度，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10] 马克思一改西方哲学传统中对劳动的蔑视，将劳动的价值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并确立了劳动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根本地位，他强调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也是创造人类文明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还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自马克思之后，“劳动”不再是一个私人事务，而是光明正大地进入了公共领域，成为关乎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公共事务。“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的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1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是资本增殖的力量源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在劳动中蕴藏着革命的无限可能，蕴藏着生命解放、人类解放的根本力量。马克思通过劳动概念实现的是：将实践确立为最高价值，实践不仅能够帮助人达到具体的目的，就人的本质规定性而言，实践就是目的本身。因此，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实践观超越了以往任何哲学中的实践观。

三、从认识论维度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

认识论维度是理解马克思实践观不可或缺的一环，遵循马克思在《形态》中的论述顺序，在考察物质生产后，才讨论意识问题。“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12] 意识被放在实践之后进行讨论，实际上就是将实践确立为意识的现实基础，就是强调意识对实践的依存。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否认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从根本上澄清了认识和实践，思维和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意识本质上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马克思在《提纲》中深刻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3] 这是马克思对实践与认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经典论述，这确立了实践作为认识来源和真理标准的双重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意识的起源与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们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将意识视为独立自存实体的唯心主义观点，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根基，精辟地论证了意识的生成绝非脱离尘世的玄想，而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过程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意识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但它绝非凭空产生，其内容本质上是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能动反映。无论是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对社会结构的理解，还是对个体自我的把握，这些意识形式都不是思维主体闭门造车、主观臆造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是在人与外部世界持续不断的、对象性的实践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认识活动中，外部世界作为客体（对象性存在）被纳入主体（人）的实践范围，认识正是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实践中，对其规律、属性和关系的能动把握与建构。因此，实践构成了认识的源泉、动力和最终归宿，实践对于认识具有决定性的优先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用“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这一生动比喻，极其形象地揭示了意识对物质生活条件及其所决定的实践活动的根本依赖性。既然实践本身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性活动，是认识的唯一来源，那么作为实践产物的认识，其内容、形式和发展水平也必然被打上深刻的社会历史烙印。一方面，在客观上，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程度、生产关系结构、社会制度形态以及整体文化氛围等，构成了认识无法逾越的历史地平线，从根本上规约着认识的可能范围与深度。另一方面，在主观上，认识主体的生理感官能力、知识积累背景、思维能力乃至其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等个体因素，也内在地影响着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图景和解释框架。总之，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其生成、发展与真理性检验都必须在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场域中才能得到最终的理解和确证。

要准确把握认识的社会历史性必须要明确实践在人的认识形成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把握认识在人的实践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无论是从认识产生的机制，还是从认识的来源上来说，实践都是认识最切实的基础。实践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活动，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不仅要适应世界，更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践不是人被动地服从于世界，而是人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把握世界客观规律，使之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求，获得更大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认识是人在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中，在主体能动地作用于客体的过程中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把握。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不是对纯粹客体的直观反映，而是通过实践，也就是基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通过人的活动而实现的对外部世界的能动的反映。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而人透过现象认识世界本质的方式则是实践。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思维反映存在，这既是通过实然现象对客观存在的一种肯定性呈现，也是通过应然现象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否定性反映。因此，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统一之中。

历史唯物主义规定，认识主体只能是从事实践活动的、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4] 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只能是实践中的人，即那些从事物质生产、进行物质交往的人，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客体是现实世界，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则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认识对人的实践具有方法指导与价值指引的意义。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马克思的实践观：“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5]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他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6] 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观点，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7] 可见，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认识方式的进步，人类就不断地实现了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辩证统一。

总体而言，我们从生存论、价值论、认识论三个维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展开了较为全面深刻的分析，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分裂的，而是在实践当中实现了统一。“实践具有无限的指向性，哲学则试图通过对世界统一性（终极存在）的确认、对知识统一性（终极解释）的占有、对意义统一性（终极价值）的规定，来奠基人类自身在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之本，即人类存在的‘最高支撑点’。”[18] 通过对马克思实践观多维度剖析，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可替代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演、完善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点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4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3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63 页。

[7] 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12 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63 页。

[9]徐长福：《马克思的实践首先是一个价值本体概念》，《哲学动态》2003 年第 6 期。

[10][ 美 ] 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44-45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160 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134 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160 页。

[15]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228 页。

[16] 列宁：《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03 页。

[1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7 年版，第273 页。

[18] 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现代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3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