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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选取CNKI数据库中以“社会翻译学”为主题或关键词的101篇中文论文为数据来源，采用CiteSpace可视化科学文献计量分析工具，构建科学知识图谱，定量定性分析梳理其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研究发现，该领域的发文量整体呈较快增长态势；存在核心研究学者；场域、资本、惯习和布迪厄是近年来国内社会翻译学的四个高频关键词；惯习、布迪厄、翻译机构突变强度较大；译介和布迪厄具有较强前沿性。

[关键词]：社会翻译学；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一．引言

社会翻译学的说法源自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发表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1]。在其后的20多年间，由于许多学者对“翻译”、“翻译学”、“翻译学科”、“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文化转向”等进行讨论，社会翻译学得此孳乳。自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借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进行翻译研究[2]。中国虽然在此类研究起步较晚，但一直处于积极探索中。21世纪初，俞佳乐提到翻译无法规避社会性[3]，吕俊提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可以用来指导翻译[4]，杨柳借鉴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分析翻译时文化资本的获取[5]，而2006年胡牧从社会视角讨论了翻译[6]，在学者的不断实践中，社会翻译学不断走向成熟。

过去的二十多年间，该领域在中西翻译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该领域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以及学术著作的数量都有显著增加，理论体系日益丰富。同时，研究者们对于此

领域的研究翻译方法的应用呈现多元化，研究视角也更加广阔。近年来，我国社会翻译学研究增多。2021年“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获批、2022年首届“翻译与社会”高端论坛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7]96。对近年来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帮助我们客观认识社会翻译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2023年10月，全国“翻译与社会”高层论坛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年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推动了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发展。虽有“社会翻译学”和“翻译社会学”两种说法，鉴于相关研究大多是从翻译研究视角出发、站在翻译学的本位立场[8，9，10]，本文采用“社会翻译学”的说法。笔者在CNKI检索“社会翻译学”为关键词或主题的101篇中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从而对社会翻译学在国内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CiteSpace这款科学文献计量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理清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热点话题，而社会翻译学领域尚未运用此软件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分析方法，对2008年至2023年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状况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

二． 研究思路

（一）研究数据来源

鉴于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数据库之一[11]，本文研究数据全部来源于CNKI。笔者在CNKI勾选“文献”，输入主题为“社会翻译学”或者关键词为“社会翻译学”，发表时间设置为2008-2023年（笔者检索后发现，CNKI中“社会翻译学”为主题或关键词的文献最早发表于2008年），更新时间选择不限，搜索共得到183篇文献。经过严格人工筛选，剔除主题和关键词都不是“社会翻译学”的文献后，还剩下101篇文献，本文以此101篇文献的RefWorks文件导入CiteSpace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工具与方法

CiteSpace，是应用Java语言并结合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技术的动态引文而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用来绘制某研究领域发展的知识图谱，直观地展现其信息全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与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合作开发。CiteSpace软件可以用来分析科学文献中的潜在知识，该软件分析生成的可视化图案为“科学知识图谱”。它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发现某一领域关键作者和研究趋势等，帮助我们理清发展历程，得出当前活跃的研究前沿和未来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理解学术领域的结构和演化过程。

本文研究采用的是CiteSpace 6.1.R6版本，主要利用其合作分析和关键词共现功能，绘制社会翻译学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同时借助Excel软件，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旨在理清该领域的发展情况、热点方向以及前沿趋势研究话题。

三. 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 研究动态分析

1. 文献发文量及年度分布

文献发文数量可以用来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与热度。图1显示的是2008年至2023年社会翻译学领域的文献发文数量，由图可知，2008年是社会翻译学为关键词或主题发文的起始年，王洪涛发表了《“社会翻译学”的名与实——兼论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未来发展趋势》，文章讨论了翻译学“文化转向”的问题与困境，“社会翻译学”可以成立的基本理据，“社会翻译学”与“ 翻译社会学”及“文化翻译学”的名实之辩，“社会翻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等[12]。整体来看，2008年至2019年发文量增长速度缓慢。2020年至2023年发文量呈现出稳步增长趋势，发文最多的年份是2023年。近三年社会翻译学研究发文量增多的原因可能与2021年10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获批、2022年6月全国首届“翻译与社会”高端论坛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7]96有关。这些事件的发生为社会翻译学领域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促使学者们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

总体而言，社会翻译学发文量整体呈现增长态势，这表明该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也反映出社会翻译学的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前景。未来，社会翻译学将面临更多跨学科、跨文化的挑战，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和探索，以推动该领域的深入发展。

2. 高被引文献分析

整理和分析高被引文献可以发现某一研究领域具有高影响力的核心文献，这些文献通常涉及该学科的重点、难点或创新点，并且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同时，借鉴高被引文献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可以为该领域的研究方法提供重要参考。这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学界对特定主题或问题的关注，同时也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了启示和指导。因此，绘制高被引文献表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翻译学领域的研究动态和前沿，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宝贵的参考和借鉴。根据本研究所选文献的被引次数，对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的高被引文献进行排序，将排名前10位的文献列入表1。

这10篇高被引文献均来自于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并且均为在翻译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学者发表。这10篇文献按照研究内容可以大致分为： 构建社会翻译学学科发展、社会翻译学应用和社会翻译学述评。而这10篇高被引文献中占比最多的是构建社会翻译学学科发展与社会翻译学述评，各占4篇，这可能是因为此类文献为促进社会翻译学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他研究者可以从中汲取建设性成就的观点。社会翻译学的应用方面最高被引文献是王洪涛讨论的是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诠释[13]。在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中，引用率最高的文献是王洪涛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文章《构建“社会翻译学”：名与实的辨析》。该文章从“名”出发论证了该学科合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从“实”出发讨论了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以期构建社会翻译学学科基本理论框架，对于社会翻译学的构建和深入认识具有重要影响作用[7]。

3. 作者图谱分析

在CiteSpace功能与参数界面，时间设置为2008年1月至2023年12月，时间切片设置为1，节点类型区域选中作者按钮，将Threshold值设置为1，得到社会翻译学领域作者共现图谱，如图2所示。图中共有106个节点，33条连线。节点的大小代表发文数量，节点间有连线表示存在合作关系，王洪涛、刘晓峰、汪宝荣、胡牧节点的面积较大，紧挨着这些节点的字体也较大，表示这些作者在社会翻译学领域的发文量较多。

结合CiteSpace软件中作者共现图谱左侧的数据显示，该领域发文最多的是王洪涛，最早发文于2008年，发文数量为11篇，其中4篇分别与宋仕振[14]、柳娟[15]、杨帆[16]、王小文[17]合作探讨了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下《台北人》的英译及传播探析、社会翻译学方法论、基于类比语料库的《文心雕龙》三个英译本对比研究和社会翻译学的学科基础理论与未来发展空间。他的研究覆盖社会翻译学学科的构建、社会翻译学应用和社会翻译学述评。自2016年起，他除了2018年之外每年都有发文，且下载量和被引量都比较高。可以看出，身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会长，王洪涛在社会翻译学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持续性，而且研究的问题具有广度和深度。汪宝荣从2017年开始发表社会翻译学的文章，至今共发表6篇[18，19，20，21，22，23]，主要研究集中于社会翻译学领域的述评。刘晓峰在社会翻译学方面的文章共发表5篇，他的研究有社会翻译学的学科构建，是与马会娟、惠玲玉研究了社会翻译学关键词[24]和社会翻译学理论融合问题[25]，也有社会翻译学的应用，是与张发亮合作运用社会翻译学分析了《四洲志》译介[26]，与马会娟合作从社会翻译学角度出发分析译者能力问题[27]，与李媛媛深入探析清末“新政”语境下《计学》翻译活动背后的社会因素、人为因素及其译本显征[28]。胡牧共发文3篇，主要集中于学科构建问题[29，30，31]。以上四位学者均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社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担任会长或副会长职务。社会翻译学研究领域还存在少数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作者群体，如骆雯雁、赵巍、仲文明、王军平、武光军等。图2显示了社会翻译学领域的作者合作网络。根据图2，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之间并未形成密切的合作网络，这意味着许多研究者更倾向于单独研究，彼此之间缺乏合作。王洪涛、胡牧、汪宝荣、冯正斌、仲文明等人与其他研究者合作发表过论文，但大多数合作关系并不持续。此外，这四位相对高产的学者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合作关系。总体而言，社会翻译学领域的作者群体在合作发文方面数量不少，但持续合作的情况较为罕见。未来，学者们可以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以引领社会翻译学研究进入更深入、更广泛、更具远见的学术空间。

4. 发文机构合作图谱分析

在CiteSpace功能与参数界面中，将时间设置为2008年1月2023年12月，节点类型设置为机构，Threshold值设置为1，可以得到社会翻译学领域机构共现图谱，如图3所示，得到84个节点，17条连线。与图2同理，图3中的节点及其面积大小和节点紧挨着的文字及其字体大小代表发文数量，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机构间的合作关系。

根据图3，天津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这些机构节点大，代表这些机构发文数量较多，说明这些机构的一些学者对社会翻译学领域研究关注十分密切，因此相关研究成就较为显著。需要指出的是，王洪涛在2006年至2017年间任教于天津外国语大学，之后转至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刘晓峰任教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胡牧则任职于南京师范大学。这几位学者在其所在机构的发文量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而其他两个高发文量的机构则尚未出现类似的高产作者。天津科技大学在社会翻译学方面的研究多是硕士论文，有关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唯一的一篇博士论文出自上海外国语大学。

从图3还可以看出，机构之间没有形成较为紧密的合作网络，多是机构内部合作。西安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工程学院、 南京审计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节点之间存在连线，说明他们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线段较细，说明合作次数较少。可以看出合作机构之间存在所处地域距离较近这一特征。大多数机构之间合作关系不强，还存在相当一部分研究机构之间没有合作关系。

（二） 研究热点分析

CiteSpace软件中的关键词共现和突发词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并且能在共时和历时层面呈现研究热点的变化。

1. 关键词

关键词能够反映出一篇文献所表达的主旨与核心内容。关键词在文献中的频繁出现通常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32]。本文旨在分析2008——2023年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的关键词，并利用关键词共现的方法来揭示研究的热点主题。

在CiteSpace中，选择节点类型为关键词，将显示节点名称的Threshold设置为1。通过调整可视化页面，最终可以生成社会翻译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4所示。

根据图4，国内社会翻译学的研究最常出现的关键词是场域、惯习、资本、布迪厄。覆盖着四个关键词的主要研究可以大致分为社会翻译学学科构建和社会翻译学的分析应用这两类，且第二类研究居多。

第一类研究有陈文荣将布迪厄的“幻象”和“信念”概念与翻译研究结合进一步拓展了社会翻译学的研究领域[33]，刘红华、刘毓容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结合，使翻译研究中的行动者与过程相结合，从而更科学、系统地研究译者行为[34]。第二类研究有冯正斌、吴康明依托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以胡宗锋与罗宾·吉尔班克的“西京三部曲”合译活动为研究案例，探讨二者的惯习[35]，李晋、肖维青借助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从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海外译介的发起、生产与传播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探索影响译介的因素，促进我国科幻文学走出去[36]等。

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可以帮助归纳分析该领域核心研究主题并直观展示出来，得到社会翻译学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图5，如下。共得到布迪厄、惯习、译者惯习、分支学科、学术论文、范式、应用研究7个聚类。聚类颜色较深的色块时间较早，色块颜色较浅的色块较晚。聚类模块度Q值和聚类平均轮廓S值用来评判聚类清晰度，当Q值>0.3时，表明聚类结构显著；S值>0.5时，表示聚类结构合理；S值>0.7时则表明聚类是可信的[37]。图5中，聚类模块值Q=0.8677，平均轮廓值S=0.8633，表明该聚类结构显著且聚类结果可信。而关键词聚类时区图中的每个时间段均是该时间段的所有新出现的关键词，如果与前期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将会用线联系起来，借助时区图（如图6所示）从时间跨度方面表征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变化情况。

第一，萌芽阶段（2008——2012年）是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的起步阶段。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翻译学概念、学科构建等方面，该阶段包括的关键词有文化转向、名与实、学科性质等。

第二，学科结合阶段（2013——2017年）承接上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并不断引入丰富社会翻译学相关概念，为社会翻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该阶段包含译者能力、译者惯习、译者资本和译者场域等关键词。

第三，研究多元化阶段（2018—2023年），这一阶段研究热点主题更加多样、研究视角更为开阔，包括翻译方法，社会翻译学述评、构建研究，应用于翻译案例研究以及分析如文化走出去等其他方向的研究。

3. 新兴研究热点与前沿

CiteSpace可以用来检测文献或关键词的突变系数，该系数可以反映某个领域研究出现快速增长的现象，表明某个时间段内某个热点的急剧增长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揭示该时期新兴研究方向，识别和追踪领域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了清晰观察社会翻译学研究的新兴研究热点，本文绘制了关键词突变情况图谱（如图7所示）。图7中，“Begin”表示突变开始的时间，“End”表示突变结束的时间，“Strength”值代表突变术语的强度，数值越大表示该术语在相应时间段内的影响越大，而加粗的线段表示突变持续的时间段。

根据图7，共有10个发生突变的关键词，即：场域、文化资本、习性、资本、译者惯习、翻译机构等。其中，译者惯习、场域和布迪厄的突变强度最高，这说明这三个主题的研究文献发表数量激增幅度最大。场域、文化资本、习性、拉图尔突变时间最长。

CiteSpace的突发性关键词时序列表是依据突发开始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因此图6中研究主题越靠下，前沿性越强。判断一个主题是否是新兴研究热点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该主题的首次突现时间，即该主题在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时间点；其次是该主题的突发起始时间，即该主题成为研究热点的时间点。如果一个主题的首次突现时间和突发起始时间较接近，那么可以认为该主题是一个新兴研究热点，具有较高的前沿性。列表中最近三年开始突变的研究主题是译者行为、布迪厄和译介。布迪厄和译介的首次突现时间和突发起始时间接近，是近来社会翻译学的新兴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而且其突现时间持续到2023年，所以前沿性最强。由此推断，用布迪厄有关社会学理论分析研究译者行为、译介成为最近该领域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

四. 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科学文献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绘制科学知识图谱，较为客观地分析了2008年至2023年CNKI中文数据库中以“社会翻译学”为主题或关键词的101篇论文，较为客观完整地呈现了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现状和发展情况。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翻译学近年来发文量增加较快，整体处于上升趋势，该领域有很大发展空间。（2）社会翻译学领域近十年的高被引文献多集中于社会翻译学学科构建方面，且多为翻译学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发表。该领域存在核心研究学者，并且为其所在机构做出了很大发文贡献。相关研究学者之间有合作，但持续合作较少，机构合作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3）场域、惯习、资本和布迪厄是社会翻译学领域文献的四个高频关键词。社会翻译学研究内容早期主要倾向社会翻译学概念、学科构建，后来逐渐多元，增添了社会翻译学角度分析具体案例，社会翻译学分析其他方向等。译介、布迪厄和译者行为具有较强前沿性。

五. 研究展望

国内社会翻译学研究日益增多，社会翻译学成果日益颇丰，值得充分肯定。然而此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目前社会翻译学运用的理论视角较为狭窄，运用的理论主要集中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社会学理论等虽然有所应用，比如朱献珑、邓伟佩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了亚瑟·韦利英译的《西游记》[38]，徐琳、龙翔运用卢曼社会系统论分析了刘勇军译本《月亮与六便士》[39]。但相比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而言应用较少。未来我们可以更加积极充分地挖掘并利用他们或翻译学理论的各种方法论。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关注社会系统内部的运作机制和结构，可为翻译活动提供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影响因素分析。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个体行为和互动的复杂网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活动中的各种参与者、其关系和相互影响。因此，积极引入这些理论和方法，将有助于拓宽社会翻译学的理论视野，丰富研究内容，促进学科发展。这种跨学科的理论整合也能够为翻译学领域带来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二是目前从社会翻译学出发分析考察中英文互译研究较多，涉及其他语种的传播研究只有天津外国语大学的一份借用布迪厄场域理论研究《挪威的森林》汉译的硕士论文[40]。社会翻译学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可以应用于分析各种语种之间的翻译现象。目前中英文互译研究较多，因此，未来在研究其他语种之间的翻译活动时，我们也可以借鉴社会翻译学理论方法，开展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而推动社会翻译学领域的发展。

三是当前社会翻译学分析翻译的文本主要集中于文学类，未来我们可以考虑运用社会翻译学探讨其他文本类型，比如科技文体或传媒文体等。社会翻译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领域的翻译现象，探讨翻译在社会背景下的影响。未来，我们可以利用社会翻译学的框架来分析和探讨科技文本和传媒文本的翻译，以及这些翻译对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提高专业翻译水平，并推动不同领域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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