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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竞争背景下环境分权、媒体关注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
摘要:基于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本文将环境分权、财政分权、媒体关注、地方政府政治竞争以及环境规制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构建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理论模型,分别分析了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媒体关注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以及基于地方政府政治竞争的视角分析其在上述调节效应中的中介效应,拓宽了分权制度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领域,为分权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分权;媒体关注;政治竞争
1.引言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塑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增长奇迹”。然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却在中国短短 30 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路径。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促进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融入经济发展目标成为新时期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绿色技术创新为实现“环境-社会-经济”多赢的局面提供了可能性,成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最长效的解决途径。然而,当前我国环境压力持续上行,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下,这不仅是财政和技术问题,更是政府分权治理制度下约束不足和激励扭曲的结果。
环境分权研究环境标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设定主体选择以及分权治理下的执行效率问题,对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环境分权制度的执行需要接受公共媒体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监督,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在财政和人事制度上受到地方政府政治竞争的约束。 基于此,本文将研究主题界定为“政治竞争背景下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期通过对现有环境政策工具进行优化和改进,有效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应用于更广阔的领域,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研究将环境分权、媒体关注、地方政府政治竞争以及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试图寻求合理的环境治理方式以缓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上有助于从全新视角解读当前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形成完整的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并深入研究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以及地方政府政治竞争以的中介作用,明确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为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程度提供参考,并进一步重视和规范新闻媒体的调节作用,引导地方政府良性政治竞争。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将绿色技术创新置于分权制改革这一研究背景下开展研究,对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引领发展并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综上,环境分权、媒体关注、政治竞争与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关系可构成一个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关系,具体如如图1所示:
2.环境分权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作用分析
(1)环境分权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路径分析
环境分权程度越高,表明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的环境管理权限越大,地方政府则可以通过自主决策权,更好发挥信息优势,因地制宜地优化辖区内资源配置,构建合理的环境政策,针对辖区内产业和企业行业特征,推出相应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绿色创新支持政策,更好地推动辖区内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此外,环境治理分权增强了环境治理的有效性;机构改革的环境治理减少了政府的寻租行为,从而加强了环境治理,更好的环境会吸引研究人员和企业集聚参与创新。
在环境分权治理体系下,地方环保部门更具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可以指定更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并实行更严格的排污稽查和环境执法监督,以及更严格的环境数据监测,执行更严格的环境标准,从而使企业承担更高的环境污染成本,最终倒逼企业从事生态技术创新活动,使企业通过生态技术创新获得的边际收入高于污染环境而获得的收益,从而进入绿色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同时,环境分权水平高的地区将充分发挥他们的模仿创新,增加他们的投资改进老工业污染源和建设项目的“三同时”情况,促进区域创新水平和企业竞争力的持续改进。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路径分析如图2所示。
除了上述正向影响效应,不同地区不同情形下环境分权的影响也可能会是负面的。绿色技术创新所具备的明显的技术溢出特征会导致企业的创新投入大于产出,在地方环保部门环境监管力度有限的情况下,多数企业认为相较于有限的环境污染处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成本会更高,因而更愿意承受环境规制带来的合规成本,在企业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企业承担的违规罚款等成本支出将对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简言之,环境治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具有不对称性,致使双方的治理和绿色创新动力不够。
(2)环境分权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路径分析
从环境分权的细分分权来看,在分权的环境治理体系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由中央制定,地方环保部门负责执行,中央政府与地方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以及辖区内企业之间存在双重代理关系。而中央和地方环保部门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甚至会与企业合谋以增加税收和就业岗位,从而取得经济竞争优势;其次,地方环保部门面临独立性缺失问题,从而增加了合理设计环境规制的难度,造成企业在环境政策实施过程中选择性地执行环境规制,从而造成环境政策执行的低效率,进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监察分权包括环境监督和环保执法等事务。难度大、成本高且与地方经济发展目标冲突的特征往往使得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选择性执行问题加剧,为确保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各分权的地方政府可能放松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在宽松的环境监管政策背景下,相较于高投入高风险的绿色研发投入,辖区内企业更愿意承担这种低廉的环境违规成本,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严重不足。 环境分权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路径分析如图3 所示。
3. 媒体关注在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分析
媒体关注是指新闻媒体对生态环境事件如环境污染、环境违规行为以及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的关注和报道,最终对环境事件的缔造者形成舆论监督压力。相较于财政分权是国家的一项正式公共管理制度,媒体关注则是作为一种外部非正式监督机制而存在,这种第三方非正式监督机制缓解了环境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大缩减了地方政府的信息搜寻成本和执法成本,已经成为当前市场经济中填补法规制度等强制性监督手段的重要工具。媒体作为信息中介具有信息传播的作用,其对企业环境相关问题的报道,可以引发地方环保部门的关注,降低了政府信息搜寻成本,更高效地对辖区内企业的环境监管,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除了媒体关注度对环境分权的影响,媒体报道情感倾的影响更为直接。不同语气的报道会向社会公众传递不同的信息,甚至引发地方政府相关责任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正向的报道语气可以提升企业形象,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绿色资源,助推企业绿色发展转型,并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而过多的负面媒体报道会会加重企业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企业产品形象跌落以及企业财务绩效下挫等一系列风险,但负面报道作为外界压力也能及时激发企业的内部治理行为,不断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绿色转型以改善公司形象。在环境分权体制下,若国家更加重视并进一步强化社会媒体的监督职能,则地方政府监管与媒体监督二者合力必将引发企业决策层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基于企业长远发展,公司治理层必将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战略地位,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生产绿色转型,以规避环境行政处罚并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媒体关注对环境分权的调节路径如图4所示。
4 政治竞争的中介效应影响作用分析
环境分权在环境治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从源头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党中央开始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环境绩效指标被正式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之中,实行一票否决制,“一刀切”、问责泛化以及以问责代替整改等问题都被纳入彻查整顿重点。然而,中央对环保考核要求的提升并不意味着经济考核标准的降低。对地方政府而言,要想在政治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鱼和熊掌”兼得,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两手都要抓,政治竞争自然也会越来越激烈。
媒体关注作为环境分权制度之外的第三方非正式监督制度,一方面降低了地方环保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加大对企业的环保监管力度,倒逼和引导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媒体监督也反过来可以监视地方环保执法部门的行为,防患和缓解政企合谋现象,加大了地方政府为保经济增长而降低环境标准的阻力。伴随着环境监测权和监测权限上移,使得各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环保执法信息更为透明,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竞争。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竞选制度,中国的地方官员由上级政府根据一系列指标进行考核任命,而地方政府官员仅对任期内的环境绩效负责,根据我国关于领导干部任免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我国地方官员任期较短,一般为3-5年。地方官员任期短对辖区内的绿色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会受到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不同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迥异,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更替意味着辖区内政策环境的变化,将对企业经济决策产生深远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投资金额大、投资期限长以及高风险属性决定了,企业一旦面临不确定的政策环境,就会降低投资预期,降低甚至放弃研发投入,官员不断更替导致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最终会抑制辖区内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其次,官员面临的晋升压力会通过分权制度下的自由裁量权影响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的努力程度。在分权体制下,受制于有限的财政预算,基于环境治理与知识溢出的双重外部性,地方官员往往更倾向于投资见效快、收益高的公共基础项目,在环境治理问题上会选择“搭便车”的策略,甚至地方政府在实施地方决策时直接扮演了“企业家”角色。
5.研究结论
本文深入分析了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作用、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以及政府竞争的中介作用,构建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治理显著影响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从环境分权的各明细分权来看,环境行政分权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显著正向关系,而环境监管分权和监测分权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负面作用;(2)环境分权与媒体关注的交互作用通过政治竞争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分权与媒体关注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因此政治竞争存在部分反向中介效应;(3)环境分权与媒体关注的交互作用均通过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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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夏赛莲(1982—),女,博士研究生,长沙工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杨波(1983—),男,博士研究生,长沙民政学院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物流技术创新。
彭溪(1982-),女,硕士研究生,湖南交通职院讲师。研究方向:绿色技术创新。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政治竞争背景下环境分权、媒体关注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编号:22B0983);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环境分权治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编号:XSP2023GLZ021);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对区域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编号:22C095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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