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10年朝鲜被日本强制“合并”以后，朝鲜爱国志士涌进到中国东北地区，继续坚持抗日民族革命斗争。朝鲜共产主义者按照共产国际“一国一党”制原则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他们与东北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朝鲜共产主义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东北抗联斗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并逐步形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这段历史是朝鲜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史的主要内容，是东北抗联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是现代中朝友谊的光辉典范。

关键词：东北地区 朝鲜共产主义者“一国一党”制原则 抗联斗争

一、朝鲜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概况

朝鲜是中国的邻国，中朝两国之间有着共同的1350多公里国境线，是名副其实的唇齿相依的关系，中朝两国人民有着几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至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人民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车轮子的践踏和蹂躏，民不聊生，大批朝鲜人涌进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从那时起两国人民的命运就连在一起。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结束，曾经有25万多名朝鲜同志参加了中国革命并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共同抗击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两国人民相互支持、互相帮助，休戚与共，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凝结成了亲如骨肉之战斗友谊。中朝老一辈志士和革命先驱者们，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复兴，不论国际和地区局势如何变幻始终团结一致坚持共同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早已觉醒的朝鲜革命志士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建立了反日组织和武装部队，他们与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朝鲜志士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部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多民族、多党派联合抗战的武装力量之一，是东北抗日联军部队重要组成部分。这支部队是在亡国亡党的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东北各族人民坚持同日本侵略军奋战长达14年之久，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朝鲜武装力量的发展，就其组织形式和发展过程来讲，经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野营教导旅四个阶段。

（一）朝鲜革命发展的艰难历程

朝鲜人民有着40年之久抗战历史，朝鲜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践踏三千里江山恨入骨髓。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胁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汉城条约》、《日韩议定书》、《日韩合并》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殖民统治，行使无限制的强权，实施政治暴力镇压政策，在朝鲜设立“朝鲜总督府”，实行了“武断统治”，朝鲜人民遭受着残酷的双重三重剥削和压迫及民族歧视。

189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以残酷的政治暴力镇压朝鲜人民的民族自主意识，在全国范围引发了反日义兵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从“1907年至1909年，有138600名义兵参加了2672次战斗，但也遭到了日军的残酷镇压，仅1908年日军就屠杀了11562名爱国人士”1。

1905年9月，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双方签署了《朴次茅斯和约》，使得日本在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势力进一步加强，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国”，朝鲜连表面上的一点独立都丧失尽了。特别是“日韩合并”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实施残酷殖民统治。一是政治统治：即“以朝治朝”，网罗朝奸，扶植傀儡政权，强化殖民统治工具——警察机构，可以任意拘捕、监禁、屠杀、驱逐出境，至于言论、结社、集会更是绝对禁止；二是军事统治：即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实施十家连坐措施，以占领一地、肃清一地、巩固一地，进而达到所谓“治安肃正”之目的。三是经济统治：即“以战养战”。垄断经济命脉，实现朝日经济一体化，有种种束缚（如雇用证、垦民条例等）和特殊的繁重捐税（如付户捐、水利捐、地亩捐、种牛痘捐、讨亦捐等），以发展军事工业，把朝鲜变为侵略东北的跳板。四是文化统治：即“奴化教育”。极力推行愚民政策，摧残朝鲜民族文化，把日语列为国语，其目的是消除朝鲜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强化对朝鲜人民思想文化统治。

朝鲜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他们不畏强暴，奋起反抗，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日独立运动。1919年3月1日，朝鲜民族独立人士在汉城发表《独立宣言》，向世界宣布朝鲜的独立，日本军警随即进行镇压，由此暴发了全民性反日救国斗争（史称三·一人民起义），反日斗争运动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有618个市、郡（县）举行了1089次暴动和示威，日军打死打伤爱国人民23470名，逮捕爱国人士46948名2。

三·一起义失败后，朝鲜民族主义势力逐渐被瓦解，遂之，大部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上层分子堕落为民族改良主义者，完全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残余势力分化成多股派系。其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坚守在汉城，于1925年4月18日建立了朝鲜共产党，继续谋求民族独立运动；一部分民族主义者流亡苏联远东地区，成立了朝鲜独立救国会，谋求共产国际、联共（布）支持与帮助；一部分民族主义者聚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部分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把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活动基地移至中国东北地区，继续进行朝鲜独立的复国运动。于1924至1925年分成了“正义府”、“参义府”、“新民府”三派，后合并为“国民府”。之后开设了瑞甸书塾学校，华成义塾学校培养军事干部，其对立和倾轧十分严重，如同散沙，各自为政。

当时，朝鲜共产党领导成员主要是凭个人名望进行社会阶层活动，号召力十分有限。大部分成员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阶级，在敌人软硬兼施下阶级立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上层人物的派系斗争极为尖锐，致使朝鲜共产党脱离了工农群众，叛逆的心理日益严重，导致整个民族陷于四分五裂的困境。

1919年3月13日，一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在吉林省龙井县领导并发动了民族独立运动（史称三.一三运动），游行队伍如潮水般拥向日本间岛总领事馆，日本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13人被击毙，48人受伤，94人被捕，轰动一时的独立运动失败了。朝鲜民族主义者在这次运动失败中认识到，在异国他乡以和平方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局限性，便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在延边地区相继成立“朝鲜独立期成会”、“大韩国民会”、“大韩正义团”、“十里平士官炼成所”等团体组织，进行反日民族教育，建立武装队伍，进行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活动。朝鲜民族主义者为曲线救国，用各种自卫方式坚持反日斗争活动。1909年10月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了侵略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1932年4月尹奉吉在上海炸死了日本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这两起事件在国际上有着重大影响并引起高度关注，随着对日斗争的不断深入，旅居中国的大多数朝鲜人认为，只有先解放中国才能最后解放朝鲜。

但是，由于民族主义者上层之间在斗争方略上意见各异，坚持“朝鲜革命延长论”或“朝鲜延长论”，严重脱离了共产国际的宗旨以及国内社会和东北朝鲜人社会的实际，未能将朝鲜共产党组织发展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政党。加之朝共满洲总局内部派别林立，分歧矛盾重重，民族主义者的阶级局限性受到极大限制等原因，他们所领导的反日运动未能取得广大朝鲜人民的支持逐渐走向衰落。

正值局势恶化时机，朝鲜共产党内主要成员仍固执己见动失人心，他们还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分成了“火曜派”、“北风会”、“MJI派”、“汉上派”等派系，相互对峙，甚至有的还通敌与日本宪兵和警察相勾结。群众性反日斗争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遭到敌人武力镇压，使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民族主义者放弃独立运动，变成了判徒或市侩。

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取消对朝鲜共产党的承认。会上共产国际政治处宣布《关于朝鲜共产党人的诸任务》的决议（简称十二月提纲），提出“解散朝鲜共产党”的意见，并要求本着“一国一党”制的原则，加入居住国的共产党组织。根据这个决议，将原来的朝鲜共产党组织纷纷解散。至此，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开除，历时三年的朝鲜共产党到此结束。

朝鲜共产党被解散后，“火曜派”挂起“朝鲜共产党重建筹备要员会”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招牌；“MJI派”挂 起“朝鲜共产主义者协会”的招牌；“汉城派”挂起“朝鲜共产党重建委员会”和“朝鲜共产党重建筹备会”的招牌，各自主张自己的派别是“正统派”，积极策划“重建”以自己派别为中心组成党的领导机构的共产党。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镇压，加上他们之间宗派主义的相互对立，致使哪一派都未成大气候而逐渐消亡。

总之，朝鲜民族主义运动日趋衰退，在反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失去领导地位，到头来被挤掉。相反，新兴的共产主义运动急剧发展，成为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主流。

（二）朝鲜反日人民游击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建立，东北便成为第二个朝鲜，即变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中华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共驻满洲代表罗登贤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19日、9月21日连续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的宣言和决议。一方面在城市中进行反日宣传和发动罢工斗争；另一方面在农村组织发动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游击战争。1933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题为《致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指示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信中一是要求在东北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卖国行为，建立一支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二是要求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各民族，各党派联合抗战。三是号召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群众发展武装力量，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争。一方面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另一方面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指示信结束了北方会议的错误路线，首次提出了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为东北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聚居在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高潮，抗日斗争风起云涌。

首先，聚居在东满地区活动的一部分前朝鲜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协助下，根据一国一党制的原则，以个人名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金日成同志说：“我们终于等到了发展的机会了。3”从此，朝鲜共产主义者抛弃了“朝鲜革命延长论”，直接投入到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洪流之中，以支援中国革命来推动朝鲜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1932年4月25日，金日成、李英培率先在安图创建反日人民游击队；9月，朴东根、朴吉松在延吉创建反日人民游击队；9月，孔宪森、林青在晖春创建反日人民游击队；11月，梁成龙、金根植在汪清创建反日人民游击队；1933年6月，张承汉、车龙德在和龙创建反日人民游击队。

第二，在北满和南满地区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也纷纷建立和加入了抗日武装。1933年4月，崔石泉、金文亨创建饶河农工义勇军。1933年10月，赵尚志、李福林在珠河创建东北反日人民游击队；1934年2月，周保中在宁安创建绥宁反日同盟军；1934年2月，张宝山（后朱守一、张奎）在密山创建反日人民游击队；在所有游击队当中都有朝鲜人参加，抗日武装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朝民众，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心。

第三，在各游击队中，东满游击队率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夏，延吉抗日游击队先后与救国军、山林队，联合袭击依兰沟、倒木沟、八道沟等地的日本警察署、伪自卫团，还击退了进犯抗日游击根据地之敌。

1933年9月2日，金日成召集救国军和山林队首领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李三侠、金山等在罗子沟召开联合会议并成立了联合司令部，讨论攻打东宁县城战斗方案。9月6日，联合部队组织了3000余名部队参加了攻打东宁县城战斗。此次战斗击毙日军150余人，伤70余人，击毙伪警察2人，伤3人。东满游击队和救国军牺牲51人，伤19人4。这次作战是东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规模最大的一次胜利，朝鲜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声望在东满地区有了极大提高，战斗事迹广为流传。

东满地区党组织注重民族统战工作。1933年9月14日，中共东满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东满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共东满特委接受中共中央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后，在实际行动上已经获得初步的成就。改善了赤色游击队与救国军之间的关系，反日人民游击队与山林队及其他部队建立了攻守同盟，并多次进行联合作战，使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显著变化。

1933年10月，东满地区抗日游击队发展到700余人，拥有各种武器500余支。在这支部队中，朝鲜青年占绝大多数，党团员占80%以上。东满地区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成为“东满一带反日斗争中骨干力量”。

总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各民族抗战基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是各民族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东北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民众无疑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东满特委报告（东字第二十六号）》中指出，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到中国农民、士兵、工人群众中，扩大真正弱小民族自决的宣传，反对日本领导下的所谓韩族自治运动，1934年，中共汪清县委发布的《临时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政纲（草案）》中，明确规定：确立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中共中央及满洲省委强调：朝鲜人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全体中华民族获得彻底的解放以后才能实现。1935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发布的《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中，明确规定：“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宣布东北各少数民族（蒙古人、高丽人、旗人）与中国人一样享受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平等权利，主张建立中韩蒙旗人的抗日反满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此，满洲省委主张“民族自决”，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人民同其它兄弟民族共同联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的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争取民族的彻底自由、解放。东北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广大的朝鲜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露和克服日伪炮制所谓的“满蒙独立”、“韩人自治”、“间岛独立”等肆意挑拨民族关系的丑恶行径，反日人民游击队与其他抗日部队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三）南湖头会议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

中朝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即以联合抗战为宗旨，为适应斗争发展需要，朝中两个民族撇开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局限性。1936年2月5日，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的东满特委书记、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魏拯民从苏联返回东北，在宁安县南湖头召开中共东满特委、吉东党组织部分负责人和西征部队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关于《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及《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按游击区建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等4省委，以及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2月9日，魏拯民在南湖头与金日成等会晤，传达了东北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者要积极开展朝鲜革命以及纠正反“民生团”中的错误问题等指示。共产国际批准朝鲜人在中国发展武装力量，“将目前东满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中朝抗日联军，并在东满成立单独的朝鲜国民族革命军，到朝鲜国内地去打游击，争取朝鲜民族独立。5”朝鲜同志单独成立党小组及党支部，“在县委或特委下成立朝鲜人工作部，其部长参加4县委和特委6”。以南湖头会议为转折点，1936年2月27日至3月3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安图迷魂阵召开军政领导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魏拯民、王德泰、金日成、李学忠、周树东、安风学等人。会上，魏拯民传达了中共中央代表团满洲巡视员杨松关于《论东北人民反日统一战线》报告。报告指出，日寇对东北中国人民的政策是“利用中国人杀中国人”，使东北的中国人与关内的中国人分裂，而对东北各少数民族（如韩国人、蒙古人 、满洲人）的策略，就是唆使这些少数民族，特别是唆使韩国人去反对中国人，以使中国人脱离这些少数民族而独立，反之，这些少数民族也脱离中国人而孤立起来，日寇政策的实质就是破坏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日寇在北满（间岛）对韩国人（就是伪装成是韩国人的保护者）说：“日本在东北之目的‘是为着把韩国人从张学良军阀下解放出来’，对此提出‘建立间岛韩国人民自治区’的口号。”两年前，我党中央在一·二六指示信中就提出了口号：“建立中、韩、蒙、满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一致抵抗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举措，在实际工作中已证明是绝对正确的，然而，这个政策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随之，金日成作了题为《共产主义者加强和发展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还提出了实现战略性任务的途径，朝鲜共产主义者提出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口号，这是共产主义者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肩负着“双层使命”而提出的。为积极贯彻实施《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的宣传和实践，对此，与会人员一致认为：

一、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需要，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的要求，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共辖三个师，金日成任第三师师长，曹亚范任政委。改编后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有6000余名，其中朝鲜人占绝大多数，保持了中朝抗日联军和国际反日联盟的特点。

二、纠正了“韩人自治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根据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和党中央指示精神，建立“间岛韩人民自治区”。为此“建立满洲韩人自治会，联合抗日军，努力于中韩联合工作7。”

三、采纳朝鲜共产主义者取消“中韩抗日联军”名称，主张以东北抗日联军的名义共同开展武装斗争。朝鲜同志到了朝鲜国内或者中国东北朝鲜人聚居区时，“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名称，到中国人民聚居区就用东北抗日联军的名称8”。 此举对发展壮大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和争取广大中国人民支持和帮助不利，主张仍“按抗日联军体制进行活动，既有利于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也有利于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发展”。

四、朝鲜共产主义者不主张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关于“组建韩国民族革命党或朝鲜民族革命军的建议，他们认为推翻日本在韩国的统治，恢复韩国之独立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使命，主张“韩国同志单独成立党小组及党支部”，“在县委或特委下应成立韩人工作部，其部长参加4县委和特委”的领导下，中朝民族进行联合抗日斗争。关于部队今后的行动问题，会议决定积极创造条件挺进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境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及随时进入朝鲜，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

五、会议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韩人内部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组织，实现韩国独立》的指示精神，决定建立“祖国光复会”组织（汉族人民以抗日救国会组织形式），积极动员朝鲜人各阶层参加朝鲜人反日队伍，争取反日民族主义武装团体，建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促进朝鲜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开展。根据南湖头会议方针，于1936年5月1日，在抚松东岗首次建立了常设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

综上所述，迷魂阵会议，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广大朝鲜人民的信任态度，允许在朝鲜人内部建立反日联合战线，吸收朝鲜人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提出组织朝鲜人民反日团体的意见，为推动朝鲜人的抗日斗争带来新的契机，特别是推动朝鲜国内的反日民族运动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会议纠正了“反民生团”斗争中的扩大化问题，是实施践行《八一宣言》精神的具体体现，它标志着“反民生团斗争”的结束。在迷魂阵会议后，第二军三师从安图挺进到抚松县马鞍山，解放了100余名“民生团嫌疑分子”，全部烧毁了其“档案资料”，并把他们编入三师队伍，这些被解放的“民生团嫌疑者”，后来在抗日斗争中成为坚强的中共党员，在斗争中英勇善战的优秀骨干。

迷魂阵会议极大地鼓舞了抗联二军广大朝鲜人指战员和朝鲜民众的革命热情，战斗力迅速提高。1936年3月底，第一师离开安图县奶头山，转战敦化县境。在敦化县寒葱河伏击500余名日伪军和200余名伪警察队，消灭了200多名敌人，缴获了大量轻重武器。4月10日，他们又攻克敦化县大蒲柴河铺，攻打敦化县板庙子，击毙了17名日军。5月，第二师在老爷岭进行三次伏击，消灭了30余名敌人，缴获了20余支枪和2000余发子弹。6月6日，在临江县西南岔袭击伪警察分所和自卫团武装击毙敌人10余名，缴获了20余支步枪，并放火烧毁了伪警察分所和炮台。总之，迷魂阵会议后，第一师和第3师转战于安图、敦化、抚松、临江、濛江一带，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敌人，而且壮大了队伍。截止1936年上半年，军部已经增编了教导团，第一师从2个团扩编为3个团，第3师扩编为4个团。 这样，第二军共有2000多名，成为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朝鲜人最多的一支武装队伍9。

朝鲜共产主义者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与中国同志，同样看作是党的三大法宝。金日成说：“这条路线是独一无二的正确路线，实现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抗日”。实际上，东北地区朝鲜共产主义者所提出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口号中也包含着“为整个朝鲜民族的解放而战”的内涵10。根据南湖头会议方针，于1936年5月1日，金日成等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抚松东岗首次建立了常设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

《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践行之后，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近4万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军是在反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军是在救国军和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据统计，在抗联十一个军中，每个军都有朝鲜族干部战士。其中第二军朝鲜族战士占全军的绝大多数，第一军和第七军的朝鲜族战士也占半数左右。

《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对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使东北抗联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抗联教导旅小部队侦查活动和配合苏军的反攻

东北抗日联军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动摇了侵略者的大后方，日本关东军成立了军、警、宪、特合为一体”的“联合讨伐”司令部，实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敌人的第三次“治安肃正”是从1936年10月至1939年10月，在野外敌人调集大批部队一次又一次进行“地毯式、脚踏式、篦梳式“讨伐”，在城镇实行“配给制”，在农村实行“集团部落”等狡诈手段，使抗联与人民群众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山上密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多优秀的指战员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从1939年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意志没有被打垮，抗联部队缩编保存了骨干力量，除留下一部分队伍在东北境内潜伏外，大部分队伍陆续转移到苏联境内，分别建立了南北两个野营进行休整。根据中苏军官委员形成的2166号决议，1942年8月1日，将南北两个野营合编为国际第88旅（苏远东红旗军独立步兵第88 旅，中朝同志称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整训期间先后派出30余支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军事侦察，开展小型游击战争。如金日成、崔贤、朴德山、安吉、金光侠、孙长祥、吴振宇、吴白龙、崔春国等人为队长的小部队，他们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敌方情报，苏军解放东北提供了重要情报，期间，一部分官兵在执行任务时献出了生命。苏联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帕纳先科大将，在接见周保中时曾十分激动地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情报，佩服中国抗联的英雄们！”11。为了保持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在国际旅中成立了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崔石泉任书记。

1945年8月9日，苏军发起远东战役，战役发起之前，阿帕纳先科大将接见周保中、李兆麟时曾说：“一旦满洲大事变转处于新环境时，中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军与红军之连锁。”苏军在派遣多支先遣队中就有很多的朝鲜同志，正是在抗联教导旅的配合和支援下，苏军才快速地进入东北，可以说抗联教导旅在解放东北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联教导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吉林、牡丹江、佳木斯、东宁等58个大中城市和县镇，肃清了日伪残余势力。通过发动群众重建党组织，在东北地区率先建立了地方民主政权。至此，朝鲜共产主义者完成了东北抗联时期的“双重使命”。同年9月22日，金日成率所部回到了朝鲜，率先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二、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抗联斗争中的历史作用

朝鲜共产主义者与东北各族人民一同与日本侵略者坚持十四的战斗，它集中地反映了中朝人民族誓死不当亡国奴，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强意志。他们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前仆后继，不屈不饶，英勇奋斗，许多优秀的指战员长眠在异国他乡，为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为中朝民族的发展繁荣做出杰出贡献。因此，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东北抗联斗争中有如下方面作用。

（一）建立中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朝鲜在东北地区的武装力量是在《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的践行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虽然他们国籍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其主要作用：一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外。《八一宣言》向中朝人民吹响了集结号，唤起广大民众讲求国格人格，积极投入到反侵略斗争之中，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成为中朝人民的共同要求。二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对敌斗争坚决，他们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据统计，抗日时期仅延边地区有3301名烈士，其中朝鲜族烈士为3204名，占抗日时期烈士总数的96.8%；在全吉林省抗日时期女烈士336名中朝鲜族女烈士为334名12。此外，被残害的朝鲜群众不尽其数。三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用血肉之躯捍卫了民族尊严，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为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朝鲜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义勇军、朝鲜反日人民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而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抗战最艰苦，在二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国际旅。一是坚持团结必胜，分裂必败。在及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有2000多名朝鲜革命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北地区抗战的生力军，壮大了东北抗日联军队伍，加强了中共东北地方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朝鲜革命军在异国他乡抗战，意志坚定，在敌人残酷的“讨伐”和“肃正”下，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真正地实现了多民族、多党派、联合抗战。三是朝鲜革命军与东北军民并肩战斗，在战术上，讲求“快”和“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牵制、消耗日伪军大批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战和苏联的卫国战争。1963年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曾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应看做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军。”

（三）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抗联斗争中的历史意义

“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体现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人民武装。它的指战员同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并肩战斗，在共同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结成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战斗友谊，它的斗争对于日本法西斯入侵苏联的企图和武装挑衅，起了牵制作用。它在后期同苏联远东方面军建立的协同作战关系，是各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互相支援，共同对敌的关系”。这是党中央对东北抗联历史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东北抗联历史作用及意义的科学概括。因此，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在东北抗联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

第一，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东北地区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成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改善了同中国抗日部队的关系，他们与中国人民亲密无间同生死，共命运，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抗日联军的旗帜不倒，直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朝两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金日成等在中国革命经受考验时候给予的援助和支持多次表示感谢，曾说：“中国的五星红旗浸透着朝鲜共产主义者的鲜血”13，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第二，救亡图存是贯穿着中朝联合斗争的主体路线，“振兴民族”是全体抗联将士发自心的呐喊。驱除日寇、民族独立对中朝抗联将士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支撑和鼓舞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同敌人血战到底。高尚的爱国情操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共筑同仇敌忾的血肉长城，在国家危亡之际有着共同的遭遇，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共同铸就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在抗联斗争进入异常艰难的苦斗时期，仍粉碎了日本以东北为基地“以战养战”的阴谋，迟滞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

第三 中朝联合抗战共同塑造了抗联精神。抗联精神主要表现为坚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敢于牺牲精神。东北抗联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是人类献身正义事业百折不挠的传奇和典范，是中朝民族威武不屈精神的彪炳彰显。以朝鲜共产主义者为杰出代表的数千名同志，在反侵略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是未来中朝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珍视的宝贵财富。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建立的抗日业绩，将永久地镌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它具有伟大的国际主义影响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金日成将军在东北》王宗仁著，第22—2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2]《金日成将军在东北》王宗仁著，第 22—2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3]《金日成将军在东北》王宗仁著，第1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4]《延边人抗日斗争史》第156页。

[5]中央档案馆、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甲28）[M]，黑龙江出版总社，1990年，第10页。

[6]中央档案馆、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甲28）[M]，黑龙江出版总社，1990年，第10页。

[7]霍辽原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8]霍辽原编著：《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9]崔厚泽《光明的政策辉煌的历程》[M]，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63页。

[10]《试论朝鲜族的迁入及其历史上限问题》，延边大学民族研究所编：《朝鲜族研究论丛》（一），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11]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载自《辽沈决战》第158页，1988年10月。

[12]政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编：《朝鲜族烈士名录》。

[13]《金日成略转》朝鲜外文出版社，第145页，2001年出版；《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白山出版社，第1页，201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