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永乐十七年，日本的饥荒促使倭寇再次卷土重来，倭寇经过朝鲜时在全罗道、忠清道和黄海道的入犯行动，激怒了朝鲜；其在朝鲜外海和中国外海进行的长距离的北上南下迂回穿插，朱棣命沿海各省加强戒备，倭寇最终选择北上入犯辽东，而镇守辽东的刘江通过之前修建的望海埚敌台及时发现入犯倭寇的到来，以周密布置、巧妙指挥全歼登陆的倭寇精锐，其在马雄岛的船队也遭受攻击损失半数船只，仓皇撤离。而在望海埚之役四天后，朝鲜军队也在李芳远的部署下，发动了己巳东征，对日本西南对马岛进行打击。永乐十七年中朝两国连续展开的军事行动对日本政府以及西南诸藩的倭寇形成震慑，为两国沿海地区赢得了数年的大体和平。

关键词：倭寇；望海埚之战；朝鲜己亥东征

洪武、永乐时期，在抵御倭寇入侵方面，明朝政府都曾寄望于通过对日交涉，由日本政府对倭寇群体加以约束，但除了源道义在位六年期间日本政府对倭寇有所管控之外，其他时期，日本政府与西南诸藩对倭寇群体是持放纵态度的，这是明初倭寇入犯源源不绝、规模日趋庞大的重要原因。在外交努力失败后，朱元璋和朱棣都转向致力于建设强大的海防工程体系和军队联防机制，从最高决策层面督促、协调各省军队对入犯倭寇进行坚定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防范，望海埚之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战前，朝鲜通过分批急传自倭逃归汉人和派遣使臣进京的方式，向明朝及时传递了倭寇入犯的信息，这些信息与浙江金山卫的信源相佐证，对明朝预判倭寇动向和行动目标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对此，笔者已有专文，在不再赘述。永乐十六年，一群规模庞大的倭寇部队曾多次在中国外海实施逡巡迂回、反复侦察，但在明军严防之下并未找到大规模入犯的突破点。永乐十七年，日本的饥荒促使倭寇再次卷土重来，最终导致倭寇与辽东总兵刘江的望海埚之战的爆发。

永乐十七年刘江在辽东指挥的望海埚之战，是明初抗倭战事的重大胜利，明代官私史书对此多有记载，朝鲜和日本方面也有一些相关的史料。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对望海埚之战的背景、始末略加考述，兼及与该战密切关联的朝鲜己巳东征，以期尽可能客观全面地呈现当时望海埚之战的全貌。

一、望海埚之战的背景及始末

辽东位于明朝海疆北部，虽然较山东、浙江诸省为贫，但属于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有着日本西南诸藩纵容背景的倭寇自然也不会放过。早在洪武二十七年十月，倭寇就曾经攻入辽东金州，“卒入新市，烧屯营粮饷，杀掠军士而去”。[1]永乐九年三月，刘江以中军都督职衔守辽东，“不谨斥堠，海寇入寨，杀边军”，朱棣怒，欲斩刘江，后宥其罪，使图自效。[2]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倭寇“入旅顺口”，刘江领军至金川卫，“相去甚近不策应，及明日调兵至，而贼已遁”，刘江因此受到行在督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庆等人的弹劾，一同遭到弹劾的还有都指挥周兴、巫凯，但刘江为燕邸旧人，久经战阵，颇有勋劳，因此朱棣再次宽宥刘江等人，“姑记其过，使图后效。”[3]永乐十四年十二月，明朝在金州旅顺口设置了望海埚、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州、山头、爪牙山七座敌台[4]，以强化金州旅顺口地区的预警能力。基于上述背景，永乐十六年六月刘江接到朱棣的敕令后自然不敢怠慢，同年八月，刘江率兵巡视辽东各岛倭寇出没之处，行至金州卫金线岛西北望海埚时，发现了望海埚的军事价值，“其地特高，可望老鹳觜、金线、马雄诸岛，其旁可存千余兵守备。询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尝于此筑堡备倭。离金州城七十余里，凡有寇至必先过此，实为滨海襟喉之地。”遂用石垒堡筑城，置陻墩以供瞭望。[5]但这批倭寇的余部在海上巡回游荡之后已返回日本，因为明军沿海各省严加戒备之下，他们是没有多少机会的，不如回去，等待明军松懈之时再行入犯。

永乐十七年，这股倭寇卷土重来。最早的警报来自于朝鲜方面。实际上，在永乐十六年十二月，朝鲜上王（即太上皇）李芳远即已听闻“島倭三百餘隻， 欲寇上国”[6]，但他当时可能还没有更确切的佐证。永乐十七年正月，朝鲜庆尚道观察使向国王世宗李裪报告，有两名被倭寇所掳逃回的二名汉人金得观等到晋阳，称，“倭贼造战舰，要於三月作耗中国沿海之地”，李芳远闻讯，“命驿召得观等”。[7]在确定信源属实后，李芳远采纳了左议政朴訔的建议，“以急传遣得观入奏”。[8]十天后，朝鲜司译院主簿赵翕押解金得观“驰赴辽东”，其他从日本陆续逃回的16名汉人也由司译院派员押解送往辽东。[9]金得观向辽东都司奏报倭警之后，恰好朱棣也收到海宁、乍浦千户所的奏报，称“了见赭山西南海洋等处有倭船十余艘，望东南行”，这使朱棣认为，倭寇入侵的方向应该是浙江、福建方向，因此在敕捕倭都指挥谷祥、张翥以及浙江、福建缘海卫所严备倭寇入犯，事在二月。从朝鲜送金得观至辽东，到朱棣向浙闽等省发出备倭敕令，用时22天。[10]三月，朝鲜国王李祹遣陪臣李原等到北京奉表谢嗣爵恩。[11]四月，朱棣敕刘江：“今朝鲜报，倭寇饥困已极，欲寇边，宜令缘海诸卫严谨备之，如有机可乘即尽力剿捕，无遣民患。”[12]后来的《朝鲜王朝实录》有这样的记载：“初，千秋使成揜赴京时，就报辽东以贼变，刘江得预备之，故贼败没”，所谓“贼变”应该即是朱棣敕文中提到的“倭寇饥困已极，欲寇边”。加之《明太宗实录》载，同日，朝鲜陪臣李之崇等到北京贡方物、贺万寿节，五天后为朱棣的万寿节（皇帝的生日）[13]，皇太子朱高煦的千秋节则在七月[14]，成揜和另一名千秋使通事金听自北京返回也都是在当年七月，成揜较金听晚归8天[15]，而望海埚之战在六月，则成揜作为千秋使应是随同李原或者李之崇在三月或四月到京的，鉴于朱棣向来对防倭问题高度重视，不会拖延太久，成揜、金听等千秋使随李之崇四月到京的可能性很大。总之，无论成揜何时赴京，四月朱棣发给刘江的敕文与朝鲜使臣提供的倭情有明确的关联关系。但从敕文来看，朝鲜使臣的信息并不能确定六月倭寇攻击的方向在辽东，这说明朱棣敕令刘江更大程度上应该是基于前期已经敕令谷祥、张翥以及浙江、福建缘海卫所严备倭寇入犯，唯独辽东方向未予强调，防倭战线不能有缺口，而对刘江进行特别提醒，以防倭寇出其不意攻击辽东沿海地区。

五月，准备进犯明朝的倭寇船队大批经停朝鲜的全罗道、忠清道、黄海道，并以袭击、抢掠、勒索等手段获取行粮给养。五月五日，全罗道报告：“倭船三十九艘寇上国， 来泊近岛， 屯兵灵光之境以备之。”[16]同日，倭寇另一部50余艘船则趁着拂晓突至忠清道庇仁县之都豆音串，趁守军不备，以32艘船的优势兵力夺走朝鲜兵船7艘并纵火焚毁，疏于防卫的都豆音串守军在万户金成吉的带领下仓促应战，死亡大半，37名朝鲜军人落水溺死，金成吉受伤投水方得免于一死。倭寇乘胜登陆，庇仁县监率领少量朝鲜军逆战不利，退入庇仁县城，倭寇顺势将庇仁县城重重包围，“自辰至午相战， 城几陷， 贼摽掠城外民家鸡犬殆尽。”之后，附近其他朝鲜援军赶到加入战斗，倭寇方才解围而去，另遣7艘倭船转至黄海道之海州，“窥欲行劫”。[17]两天后，都豆音串败报上达，李芳远下令忠清道调兵备倭。五月十一日，“助战节制使李思俭与万户李德生， 以兵船五艘， 候贼于（黄海道）海州之延平串， 贼船三十八艘乘雾暗突至围之， 逼胁求粮， 语思俭等曰： ‘我等非为朝鲜来， 本欲向中国， 因絶粮而至此， 若给我粮， 我当退去矣。”并以扣留朝鲜吏员相勒索，李思俭见彼此兵船数量悬殊，无奈先后两次共给倭寇送去米45斛、酒10瓶，倭寇方撤围而退。值得注意的是，在事后黄海道监司对此事的奏报中还提到，去海州索粮的倭寇在得到粮食以后，释放了前来送粮的两名镇抚和一名吏员，却扣留、带走了另一名同去送粮的海州船军。五月十三日，深受忠清道、黄海道败报震动的李芳远和李祹一面调兵遣将加强京畿和黄海道的备倭工作，一面召集多位大臣进宫，“密议乘虚殄歼对马， 退邀贼还之策， 夜分乃罢。”[18]但倭寇在为期一周的试探攻击后，眼见朝鲜加强了防守，并未与朝鲜沿海各道守军继续缠斗，船队继续向明朝沿海进发。这是一群精明狡猾的倭寇，五月十日，一名倭寇在海州上岸汲水时被海州牧使朴龄擒获，供称：“吾系对马岛人。 岛中饥馑， 以船数十艘， 欲掠浙江等处， 只缘乏粮， 侵突庇仁， 遂至海州， 窥欲行劫。 吾因汲水， 独乘小船上岸， 忽被官兵所擒。 魁首则（疑为“在”）都豆音串打劫时， 中万户矢而毙。”[19]这名倭寇将自己描绘为下层人员，称此行的目标是“欲掠浙江等处”，供词虚虚实实，遮遮掩掩，这或许是该倭有意释放的情报欺骗，抑或此次倭寇行动筹划经年，为高度机密，下层普通倭寇也被倭酋有意隐瞒。不过，在朝鲜兵曹讯问这名倭寇的同一天，朝鲜再度向辽东解送李西立等两名“自倭逃回汉人”[20]，辽东都司在接收这两名逃回汉人之时，或许已从朝鲜解送官吏口中获悉倭寇船队大举攻击忠清道庇仁县城、窥伺黄海道海州的消息，抑未可知。其后不久，朱棣接到了浙江金山卫的奏报：“有倭船九十余艘在海往来”，朱棣“敕山东缘海卫所严兵备”[21]。这是一条耐人寻味的记载，倭寇船队浙江外海逡巡，却并不攻击浙江，而朱棣敕令备倭的省份既不是浙江，更非自北而南的沿海各省，而是山东，由此看来朱棣很可能已经获悉倭寇船队此前过全罗道之后北上进攻忠清道庇仁县并随后北进至黄海道海州索粮的消息，朝鲜这两个道都位于山东的正面东部，海州更是距离山东的突出部登莱地区最近，倭寇船队在朝鲜海域一路北上，却并不靠近山东等地，而是沿着外海又一路南下直达浙江外海附近，在那里逡巡往来，并不攻浙，朱棣由此猜测倭寇这次大耍龙灯的行程轨迹可能是在实施声东击西的战术，其真正攻击的方向仍为山东沿海地域，不然倭寇船队扣留朝鲜海州那名船军偕行就无法得到解释，只有对山东沿海、渤海水域的快速攻击，那名朝鲜船军才能对倭寇有所帮助。而从朝鲜解送李西立到朱棣发出敕令，用时23天，与上次朝鲜解送金得观赴辽东报信至朱棣发出敕令的21天，用时大体相仿。这个决策的时间长度也在侧面印证朱棣可能获得了辽东传递的倭寇船队在朝鲜经停、寇略的情报。此外，就海上行程来讲，浙江距离山东虽远，但海上行船速度却很快，明隆庆时期的王宗沐在其撰写的《海运志》中提到，至元十年，元代就已开辟出一条新的海运路线：“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还提到，“由淮而至天津，直三千里，帆高风驶，信宿可至。”[22]“旬日”为10天，“信宿”为两夜。明嘉靖时期的御史李辅在其《全辽志》也提到旅顺距离登州，水程为550里，“两日内风力顺可到”；“先一日辰时，自登州新河发航，至晚抵旅顺泊岸”。[23]由此可见，元明时代，海上舟行之快，倭寇长期在海上攻劫剽略，行船机动自是比海运的运军更加迅捷。总之，综合各种信息来看，朱棣认为山东沿海较之浙江更可能遭到倭寇的攻击。

事实证明，朱棣的判断大体不差，但倭寇船队在浙江外海突然调头转回，选择进犯的不是山东，而是更北的辽东沿海地区。六月十四日，在辽东金州卫金线岛西北望海埚敌台上瞭望的士兵发现，“东海洋内王家山岛夜举火”，刘江认为倭寇聚在那里，亟遣马步军赴望海埚上的小堡备战。六月十五日，倭船31艘停靠在马雄岛，倭寇2000余人登陆后，以一字长蛇阵形鱼贯而行直奔望海埚，《水东日记》描述其带队倭酋曰“一贼貌甚丑恶，挥兵率众，如入无人之境”[24]。刘江判定倭寇远道而来，既劳且饥，亲督诸将伏兵于山下，并令百户姜隆率壮士潜绕至倭船队停泊之处附近，截其归路，与诸将相约：“旗举伏起，鸣炮奋撃，不用命者，以军法从事。”不久，倭寇进至堡下，刘江举旗鸣炮，伏兵尽起，“都指挥钱真等领马队其归路，都指挥徐刚等领步队逆战”，两路并进，倭寇大败，死伤很多，余寇逃入樱桃园空堡中准备负隅顽抗，刘江随即带兵包围空堡，以围三缺一的打法对堡内残寇进行合击，“自辰至酉，擒戮尽绝，生获百十三人，斩首千余级”，双方战斗持续长达六个时辰，可见双方战斗之激烈。[25]极少数残寇从刘江特意留出的西侧缺口逃出，逃至马雄岛停船之处，又为早已等候于此的姜隆抓获，即《水东日记》所载：“间有潜脱而走舟□酋者，又为隆等所缚，岸无一人得脱。”[26]此战，登陆来犯望海埚之倭寇无一人逃脱。另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停泊在马雄岛的倭寇船队也受到明军的攻击，明军“奪賊船十餘艘”，其余倭船见大势已去，匆忙撤退离去。其后刘江向朝廷奏捷，朱棣令刘江进京朝见，刘江派兵将战死及被俘倭寇“以车五两（辆）载首级， 五十两（辆）载俘， 悉送于京。”[27]很多人或有疑问，为何朝鲜官员和明朝金山卫奏报的倭船90余艘，最后变成了《明太宗实录》里的31艘，笔者分析后认为，这或为倭寇在海上行动的一种欺骗手法。因为船队不可能距离过近，极可能的做法是将30余艘船走了两三遍，经过之后在绕经外洋重新回来走一次，类似于先秦时期孙膑当年增灶减兵、减灶增兵之类的把戏。当然，如有相关史料直接佐证这一点当为更好。而最终刘江受封广宁伯，也说明朱棣最终对刘江功绩的认可。

同年九月，朱棣封刘江为广宁伯，“食禄千百二石，子孙世袭”，因刘江为替父从军，此次朱棣也准其恢复其刘荣的本名。[28]12天后，根据刘江所上将士功册，又对刘江以下294名将士赏赐钞币有差。[29]同年十一月，朱棣令刘荣归，仍镇辽东。永乐十八年四月，刘荣卒于辽东镇任所，时年61岁，讣告传至京师，朱棣十分哀痛，“辍视朝三日，遣官谕祭，追封广宁侯，谥忠武，官为营葬，赙恤甚厚。复给舟车归其丧，令所经州郡皆致祭。”[30]

二、望海埚之战后的朝鲜己巳东征

作为对入犯倭寇打击的一部分，除了明朝辽东总兵发起的望海埚之战，紧随其后的还有朝鲜发起的己巳东征，在此略加梳理。

永乐十七年五月十四日，朝鲜君臣在李芳远的坚定支持下，也决定发动己亥东征对日本倭寇进行报复性的打击，朝鲜君臣当时密议的“乘虚殄歼对马， 退邀贼还”之策发生在望海埚之战发生之前的五月中旬，提前了一个月，其军事计划付诸实施则在六月，当时朝鲜君臣尚未得到辽东方面取得望海埚大捷的消息。李芳远提出的攻击对马岛的具体方案为：“乘虚伐之， 取其妻孥， 退师巨济， 待贼还邀击之， 夺其船而焚之，为商贩而来者及留船者， 并皆拘留。苟有逆命者， 则剪除之， 其九州岛倭人，毋令拘留惊动。”随即，敕命以长川君李从茂为三军都体察使统帅中军， 以禹博、李叔亩、黄象为中军节制使，以柳湿为左军都节制使，以朴础、朴实为左军节制使，以李之实为右军都节制使，金乙和、李顺蒙为右军节制使， 统率庆尚、全罗、忠淸三道兵船二百艘，并决定广泛征调“下番甲士、别牌、侍卫牌及守城军营属才人、禾尺、闲良人民、乡吏、日守两班中有能骑船者及骑船军丁等”，预定于六月八日完成集结。[31]六月十七日，朝鲜东征军集结完毕，京畿、忠淸、全罗、庆尚四道共征调兵船227艘，从征将士17285人，包括自京赴征诸将以下官军及从人669人，甲士、别牌、侍卫、营镇属及自募强勇杂色军、元骑船军16666人，“赍六十五日粮以行”。[32]

六月二十日，朝鲜军先头部队十余艘船率先到达对马岛，当时望海埚逃离的倭寇船只尚未归国，当地倭寇误将朝鲜军当作归倭，持酒肉出来款待，朝鲜大军继至，船队泊于豆知浦，日本倭寇除50余人略作抵抗外，其余皆逃散进入险阻之地躲避。朝鲜军先是派人投书于对马岛主都熊瓦（即宗贞盛），未获回复，随即分道展开搜捕，获得倭船129艘，择留其中可用者20艘，余皆焚毁；“又焚贼户千九百三十九。 前后斩首百十四， 擒生口二十一， 芟除田上禾谷， 获被虏中国男妇百三十一名。 诸将问所获汉人， 知岛中饥甚，且仓卒虽富者不过持粮一二斗而走， 以为久围， 则必饿死， 遂置栅于训乃串， 以遏贼往来之冲， 以示久留之意。”[33]其后，朝鲜军又在搜捕行动中“火其户六十八， 焚其船十五艘， 斩贼九级， 获汉人男妇十五名、本国人八名。”六月二十六日，朝鲜军进至尼老郡（即仁位郡），左右军先登陆，左军节制使朴实部突遇倭寇的伏击，兵败，褊将朴弘信、朴茂阳、金该、金熹等战死，朴实收拢部队回撤上船，倭寇乘胜追击，左军战死及坠崖而死者100多人；右军节制使李顺蒙、兵马使金孝诚等部亦遇到倭寇，力战，倭寇乃退，而李从茂的中军则始终没有登陆参战。[34]这是《朝鲜王朝实录》记载的朝鲜军的伤亡数字，日本方面的《对马编年略》则称当时日军战死123人，朝鲜军伤亡2500余人。[35]尼老郡失利之后，对马岛主都熊瓦恐朝鲜军久留，“奉书乞退师修好”，并提醒李从茂： “七月之间， 恒有风变，不宜久留。”[36]朝鲜军遂回师，于七月九日回到朝鲜。

出师不利，朝鲜上王李芳远欲组织第二次东征，询诸右议政李原及朴訔，二人都持反对意见，李原劝谏李芳远：“士卒锐气既衰，舟（揖）〔楫〕机械又弊， 加以天渐风高， 远涉不测之险，倘有不虞， 悔不可追。更待风和，整军复征， 未为晩也。”[37]恰好七月十二日自北京返回的千秋使通事金听奏报了刘江在金州卫获得大捷、倭寇损失惨重的消息，李芳远于是传旨“罢再征对马之举，令〔诸〕将于全罗、庆尚道要害处，严备以待，贼过追捕。”[38]

三、结语

综上，望海埚之战与朝鲜的己亥东征二者，接连实施，共同对日本西南诸藩及日本国内政局产生强烈的震慑作用，对马、壹岐等地的倭寇精锐受到明军的重创损失很大，倭寇的故乡之一对马岛又紧随之后受到朝鲜军的猛烈打击，虽然后来朝鲜战败回师，但日本的倭寇也在中朝两国的分别打击之下元气大伤。在这之后的数年里，日本西南诸藩的倭寇都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船队对朝鲜或明朝沿海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中朝两国带来了数年海疆比较安定的时期。

永乐十七年的望海埚之战，实际上成为当时的国际事件，朝鲜和日本政府都卷入其中，有其各自的角色，因此摆脱单纯的利用国内史料，注意利用中日朝三国史料的梳理和比勘，将使我们对当年那场战争的始末获得一个更全面、细致、客观的认识，在更多的资料占有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明初的倭寇问题，更加理解洪武朝海禁政策出台背后的无奈，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朱棣当时对刘江镇守辽东的期望、肯定与倚重。当然，本文也有一些分析只能视为基于现有史料的一种推测、假说，如获得更多中朝日史料的支撑自然更好，这个只能留待以后了。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卷235，洪武二十七年冬十月己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另，下文所引各《明实录》皆为此版本，不再注出。

[2]《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41—842页。另，下文所引《明史纪事本末》皆为此版本，不再注出。

[3]《明太宗实录》卷171，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己丑。

[4]《明太宗实录》卷183，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第842页。

[5]《明太宗实录》卷203，永乐十六年八月癸未。

[6]《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二，世宗即位年十二月丙戌，第147页。

[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三，世宗元年正月戊午，第178页。

[8]《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三，世宗元年正月己未，第178—179页。

[9]《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三，世宗元年正月己巳，第183页。

[10]《明太宗实录》卷209，永乐十七年二月辛卯。

[11]《明太宗实录》卷210，永乐十七年三月丁卯。

[12]《明太宗实录》卷211，永乐十七年夏四月丙戌。

[13]《明太宗实录》卷211，永乐十七年夏四月辛卯。

[14]《明太宗实录》卷202，永乐十六年秋七月庚戌。

[15]《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七月乙卯、癸亥，第287、296页。

[16]《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五月己酉，第246页。

[1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五月辛亥，第246—250页。

[18]《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五月丁巳，第250—251页。

[19]《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五月甲寅，第249页。

[20]《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五月甲寅，第250页。

[21]《明太宗实录》卷213，永乐十七年六月丁丑。

[22] 王宗沐：《海运志》卷1，第20、12页，国家图书馆藏。

[23] 李辅：《全辽志》卷1《海道》，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5页。

[24][26][30]叶盛：《水东日记》卷37《广宁伯父子名讳》，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62、360—362、361页。

[25]参见《明太宗实录》卷211，永乐十七年六月戊子；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第842—843页。

[2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七月乙卯，第288页。

[28]《明太宗实录》卷216，永乐十七年秋九月壬子。

[29] 《明太宗实录》卷216，永乐十七年秋九月甲子。

[31]《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五月戊午，第252—253页。

[3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六月庚寅，第276页。

[33]《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六月癸巳，第278页。

[34]《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六月壬寅，第283页。

[35]（日）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61—62页。

[36]《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六月壬寅，第283页。

[3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七月壬子，第286—287页。

[38]《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世宗元年七月乙卯、戊午，第287—288、291页。

【作者简介】陈志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