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贞德聚焦于中古时期的生育文化，将性别视角代入了医疗史研究中，成果集结为专书《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该书利用中国古代医书文献和出土材料，对汉唐时期的生育文化、医护活动、乳母与女性医疗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出在宋代妇科出现以前女性的医疗生活与文化。一方面开拓了汉唐医疗史研究的视野，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发，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女性的关怀。

关键词：汉唐；医疗史；女性史；生育文化

在台湾地区新史学的发展中，从性别的角度看中国史，是近些年来新兴的史学范式，医疗史亦不例外。最初医疗史与性别视角的结合更多的体现在对女性的关注，尤其是生育文化，当然像房中术、阴门阵之类的讨论也是性别与医疗相结合的研究范畴。将性别和医疗结合起来研究，起始较早且成果较丰的是李贞德，她对中古时期的生育文化尤为关注，相关学术论文结集成此书——《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无论是题目中的“中国医疗史”，还是书中作者频频引用到的《外台秘要》、《医心方》、《胎产书》等中国古代医书文献，都足以说明这本书与医疗史有关。同时，作者又将性别与医疗结合起来研究，通过梳理传统文献，整理实际案例，展现出古代女性健康照护者在面对社会角色冲突下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始终带有现实的关怀，通过传统女性与医疗历史的考索，她指出“女性在家庭与医疗界的地位极需改善”，而这种改善不止是制度层面的调整，还“需要广泛的大众有一个两性平等的观念”。

全书从唐代王焘辑录而成的综合性医书——《外台秘要》中所收录的一则有关妇女分娩、高僧助产的故事出发，从故事中衍生出种种思考，探讨了许多面向的议题，比如生产前高僧在对产房的布置中设置了一根从房梁上垂下的横木，以供产妇生产时攀援借力；产妇阵痛发作时，高僧令其坐卧任意，却不许任何人进入房内陪产；高僧认为富贵人家难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陪产者、助产众多，造成扰嚷惊怖的问题。根据这则故事，不仅可以想象古代女子生产时的一般景象：一群经验老道的女子围绕在产妇身边，有人帮她梳理散乱的头发、有人帮她用冷水擦脸、有人为她按摩腹部，有人告诉她该在什么时候用力。但在这则故事中，原本实际从事产育活动的女性被掌握话语权的男性医疗家品头论足，甚至容易影响他人的认知与见解。因此，作者李贞德围绕求子、生产、堕胎、绝育、生子不举、哺育、参与医疗活动，及家庭照顾等多个与妇女生活息息相关且影响重大的生育环节，将中国古代的妇女分成作为被照顾者和担负医疗照顾之责的两个面向，研究汉唐之间女性的医疗照顾形象。

在导论里，作者借用男性所记载的故事中女性参与医疗活动的故事表明在中国古代，女性参与生老病死的活动从来不曾间断，由此说明本书研究的方法及内容：从生育文化入手，介绍求子、怀胎、分娩的方法，乃至避孕、堕胎的手段，藉由重建各种医方及其论述，说明中国古代妇科医学在汉唐之间逐渐成熟，以及女性在其中所能施展的空间，然后经由生育文化的重要边缘人物——乳母，过渡到讨论女性作为照顾者，乃至医疗者时，所面临的待遇、评价与挑战。同时在这一部分作者也说明了本书运用的材料主要来自收录在日本平安朝的医书《医心方》中。

李建民先生认为：医疗史的研究基本上有几种不同的取向，一是一般性历史性背景的介绍与研究；二为文献考订与理论整理；三是医案的研究；四是文化史或生活礼俗。就台湾学界对医疗史的研究来说，向来着重于医理、方药、医家等方面，中央研究院史语言所“疾病、医疗与文化”研讨小组，则以社会史的角度切入，侧重医疗所体现的历史、社会现象与文化意义，与传统医疗科技史有所不同。

但大多数有关医疗史的研究较少关乎妇女，及时涉及亦仅注意到女性作为病人的历史，而忽略妇女在医疗生育上的贡献。实际上，家庭中的养生送死、医疗与照顾工作大都由女性担任，她们也提供许多社会服务。因而，李贞德这本书以性别作为医疗史的观察角度，阐明医学文化的多元论。本文将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论述笔者的心得：

一、生产之道与女性经验

莫言在《丰乳肥臀》中运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上官鲁氏的生产，从其阵痛初始时“轻车熟路”地撑着土炕，将身子端正放在浮土上等待生产的悠闲、镇静；到难产时性命垂危，却在婆婆提出由驴马大夫樊三为其接生时的愤怒、耻辱；再到孙大姑粗暴地从其产道中拖拽出孩子时撕心裂肺的痛苦。三个阶段，勾勒出了传统社会里落后的医疗条件下妇女生产的不易，这样有关生育苦难的描写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然而，在文学性的描述以外，那些中国古代社会中真实存在过的女性们，她们在分娩与接生时的就医对象、就医地点、就医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在传统中国父系家族为主的社会中，女性最主要的身份是以掌管中馈和绵延后嗣为首要任务的妇。由于受到“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的影响，后者的重要性更为显著。对于妇女而言，生育是对其女性身份的肯定，也是对其在夫家地位的确定；对于家庭和社会而言，子孙昌盛是家族繁荣的象征，是对政府鼓励生养政策的相应。因此，即便在当时因生产而死亡的概率极大，仍然会有无数妇女为此前仆后继。在整个产育过程中，生产无疑是头等大事，毕竟“生产对于产妇而言是存亡关头，对于其所在的家庭而言亦是成败之机”。

作者从妇女进入妊娠的第十个月（宋代以后的医书中称为“入月”）、分娩，以及产后这生产的三个阶段，结合传世医方（《医心方》、《外台秘要》等）和出土文献（马王堆出土《胎产书》、出土石像等）对古代妇女生产过程中的安胎、生产准备、难产应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妇女进入妊娠的第十个月后，除了遵照医方服药滑胎以促进顺产外（在现代医学中，“滑胎”指的是连续发生三次以上的自然流产，即习惯性流产。但本书中的滑胎指的是中医疗法中使用润胎益气药，使子易生。）另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是为妊娠末期的孕妇寻找和预备分娩的场地，场地可能置于室内也可能置于室外，其设置需要依据《产图》来选定。“生产依产图行事，先秦以来即然。”为此作者列举了《医心方》中的“十二月产图”，这些产图安排了针对不同月份生产妇女的设帐、安产与埋胞。从性质上看，规定详细的《产图》与睡虎地秦简中明确时日、方位吉凶的《日书》相近，那么《产图》是否也能如《日书》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所存在的那个世界的文化习俗与精神信仰呢？这个问题作者未加探讨，主要是由于中古时代的产书大量亡佚，现存最早的产科专著《产宝》是唐人所著，而大量的产图则出现则要在宋以后的产科著作中，并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内。

无论是古代妇女的生产抑或是现代妇女的生产，都存在难产的风险。作者发现，在汉魏六朝的妇女生活中，妇女的婚年大多集中在十四岁到十八岁之家，而妇女寿年的统计，则显示二十岁到三十岁是死亡的高峰之一。由此，作者高度怀疑难产是造成这一时期妇女死亡高的重要原因。

《史记》中记载了在世时因难产而死的长陵女子，死后降生于妯娌宛若身上，最后成为受到汉武帝礼遇的寿宫神君的故事：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後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班固在《汉书》中同样记载了这一故事：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馆。神君者，长陵女子，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二者记载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长陵女子的死因，班固言神君“以乳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人及鸟生子曰乳”。这则记载使人不由得思考，为难产而死的年轻女子修建神庙，使其得受香火供养，究竟是武帝个人的信仰取向还是整个汉代的民间信仰取向？

二、堕胎、绝育和生子不举

作者在这一部分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来讨论汉唐之间的“不举子”现象、成因及解决之道。“生子不举”，指的是不乳养从己所出的子女，既包括消极地弃之不顾，也包括积极地置诸死地。

秦汉时期，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材料中都有对“不举子”现象的记载，例如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就将“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列入秦律的说明文件中：“擅杀子，黥为城旦舂……直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即弗举而杀之，可（何）论？为杀子。”而为汉成帝皇后的赵飞燕出生时就曾遭父母不举：“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可见，汉代的“不举子”现象并不局限于某一个阶层。文献中除了泛指的“民多不举子”外，具体的人物传记中也有对“不举子”行为的记载，一般情况下，能在史书中拥有姓名之人，都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说明不仅普通百姓会“不举子”，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同样会做出“不举子”的行为。

紧接着，作者探讨了汉唐之间出现“不举子”现象的原因，并认为因产育禁忌而生子不举和以生子不举来节制家庭人口是导致这一时期出现“不举子”的主要原因。在梳理完汉唐之间“不举子”的概况后，可以进一步总结，这一时期的“不举子”为生下胎儿却不将其抚养成人，具体的“不举”方式又可以分为：弃子和杀子。两汉时期明确记载“不举子”方式的史料一共有八条，其中弃子六条，杀子只有两条。这说明两汉时期“不举子”的方式应以弃子居多。弃子虽未直接伤害婴幼儿的性命，但婴幼儿没有自保和养活自己的能力，生命十分脆弱，如果没有父母的保护和抚育很容易丧命，遗弃便是将婴儿置于家庭保护之外使其自生自灭。

根据汉唐之间“不举子”的各种现象，作者发现关于地域、方式与时代分布等问题值得关注，整理出了文献记载中因产育禁忌而生子不举和以生子不举节制家庭人口两种现象中的地域分布，进而指出：因产育禁忌而造成的生子不举，地域较广，时代也较长；而平民因饥饿苦役而生子不举，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及南。从作者列举的文献来看得出这样的结论似是理所应当，然而问题在于：汉唐间正史记录中对于“生子不举”记载的局限性，首先是有关生子不举的记载往往比较简略，既无发生时间，也无发生地点，比如“延从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

弃于沟中。”如此简略的记载，很难说明这一现象存在地域性；其次，汉唐之间有关“生子不举”现象的文本记载往往指向特定地区，缺乏代表性。例如，作者在文中所指出的：六朝案例大多发生在扬州治下诸郡县（吴兴、东阳、义兴、会稽皆属之。）而扬州在六朝为军事要地。文献记载主要集中在核心政治区，但汉唐之间疆域辽阔，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习俗与信仰等原因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不同原因的“生子不举”问题。

此外，另一个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即为了养活他子而不举己子的现象。例如东汉时期的魏谭就为了在饥馑之时养活哥哥的儿子而选择弃养自己的女儿：“魏谭有一孤兄子，年一二岁， 常自养视，遭饥馑，分升合以相生活。谭时有一女，生裁数月，念无谷食，终不能两全，弃其女，养活兄子，州郡高其义。”

刘平也在逃难时为了保住死去弟弟的遗腹女而选择丢弃自己的儿子：“仲遗腹女始一岁，平抱仲女而弃其子。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遂去不顾。”这样的现象在两汉时期并不少见，行为人也无不被史书夸赞其“德行”、“纯”、“笃甚”，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很值得分析。

三、女性医疗者

正如作者所说“唐以前女性从事医疗活动的历史颇乏人问津” ，对于我国古代女性从事医疗活动的历史，唐以后的论述较多，唐以前则受制于资料的稀少而受到较少关注。即便存在资料上的困难，作者仍以正史、碑刻、医书、政书和宗教典籍等资料为主，探讨汉唐之间女性从事医疗活动的种种面向。

现存史料中所见汉唐之间的女性医疗者仅有29人，根据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中的“壬寅生子，不女为医，女子为也”等文字可知医书和商贾或巫祝类似，是当时女子所从事的众多活动甚至行业之一。从汉唐之间与女性医疗者相关的史料记载可以发现，尽管汉代在医学方面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是受到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的限制，以及信仰力量的制约，民间依然存在比较普遍的详细疾病的发生与鬼神等神秘力量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受到广泛认可的医疗手段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原始宗教的内容。在汉代治疗疾病的诸多手段中，曹魏时期的寿春农民之妻，以教人饮水治病，号为登女，但数年后，魏明帝患病，饮水无效，登女也因此被杀。以“巫术”治病在汉唐之间十分流行，一方面是对“巫术”治病的信仰，一方面是见证了“巫术”无效后的失亡/抵制，这和第三章“生子之道与女性经验”中，应对妇女难产时所信奉的种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应对方式一样，也能够反映出民间信仰世界。

四、结语

作者从中国古代医疗史中的女性这一视角所做的长时段考察，首先非常直观地告诉了我们，在历史文献记载相当零散且意涵不够确定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利用其他的材料，系统地书写学术论文。也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生育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医学发达的当下，汉唐之间的种种治疗手段、医方被我们视为是“落后”的，“迷信”的，然而当今女性在求子、妇科疾病的诊治、生产等方面仍和汉唐之际的种种情况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这正是值得我们探求的方面。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

[5]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2008年。

[6]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7]刘俊峰：《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8]李建民：《传统医疗史研究的若干省思——<陈胜崑医师全集>》，《新史学》，第3卷，第3期，1992年。

作者简介：符雪荣（1997年），女，河南省信阳市，硕士研究生，郑州大学学生，主要研究女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