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通常认为，全球化的开端就是“世界历史”的开始，今天的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直接结果。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各民族之间处于长期孤立的状态。直到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生产工具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将所有地区和国家联系到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而指出，资本主义工业书写了世界历史，从而为建立全球影响力做出了贡献。人们也因此将目光放到陆地和海洋的联系上。1492年全球化的第四次浪潮将非洲陆地和亚欧联系到一起，连接美洲、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最终的太平洋岛屿，才构成了世界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全球化。

关键词：全球化与国际关系；航运史；海上运输业

一、第四次全球化浪潮的开始

15世纪的西方正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这一时代一直持续到17世纪，在此期间欧洲船只在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周游世界以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历史学家经常将“大航海时代”称为先驱葡萄牙和后来的西班牙长途海上旅行，为了黄金、白银和香料而寻找通往“东印度群岛”的替代贸易路线。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遇到并绘制了他们以前不知道的土地，改变了欧洲对世界的看法。

欧洲的扩张：欧洲得天独厚地位于几个通航海域之间，通航的河流以极大地速度促进了海上交通和商业的发展。哥伦布对东方的描绘使欧洲的思潮再一次转向了传说中的东方。无论是像货币主义者所认为的这些探索的原因是为了更多的黄金和白银，还是因为土耳其人控制君士坦丁堡后，东部贸易路线被奥斯曼帝国控制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求出路，不可置否的是，这一浪潮正式打开了西方对东方扩张和殖民的历史，也促使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在1500年之前，欧洲经济体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仅辅之以与亚洲和非洲的少量贸易。然而，在下一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经济体通过新的全球贸易路线的兴起而慢慢一体化；欧洲政治力量、商业和文化对亚洲的早期冲击导致利润丰厚的商品贸易不断增长——这是当今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一个关键节点。

中国明朝远征：在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中国明朝为了扩大实力、增加贸易开展了一次海上行动。1405年郑和率领舰队，开始了长达33年的远征时期。在他的七次下西洋期间，郑和访问了遍布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在永乐皇帝统治下，这项海军事业主要是作为信件的递送者，要求向中央王朝进贡和效忠。强悍的国家实力和丰厚的馈赠成功连接了48个新的朝贡国家，并涌入了180多种新的贸易商品。明王朝的远征扩大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外交优势并加强了在该地区的经济联系。

二、海上运输与经济全球化

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埃及沿海和河流帆船的贸易运输开始，海上运输一直是全球贸易的主要支撑。到公元前1200年，埃及船只贸易发展到苏门答腊，是当时最长的海上航线之一。到公元10世纪，中国商人频繁出入南海和印度洋，建立区域贸易网络，但是在郑和下西洋后便开始闭关锁国，退出了海上的远征，然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海上力量的投射成为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战略利益。欧洲殖民列强，在16世纪率先建立了可靠的全球海上贸易网络。大多数海运活动集中在地中海、北印度洋、太平洋和北大西洋，包括加勒比海。因此，贸易商品的获取在历史上和当代仍然是海上网络设置的主要驱动力。

进入蒸汽时代后，帆船之后的蒸汽船和机动船横空出世，使贸易成为可能，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的联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一辆二人驾驶的八驾宽轮马车从伦敦运送近四吨货物去往爱丁堡，来回共需要6周，在相同的时间内，一艘往返于伦敦和利斯的船只通常可以运送200吨货物，水运的便利可以为各类产品打开世界市场，因此，手工业自然会在水运发达的地方优先发展起来，再向内陆蔓延。遍布河流、海岸和大洋的海上运输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员流动和物资交换的面貌，海洋也就成为了全球化最有力的推手。参与世界贸易的船只，在数量和规模两方面在19世纪里都保持着增长的态势。它们的净容积总吨在1850-1911年从900万吨上升到3460万吨。1900年前后，英国船舶以930万吨的总吨位雄霸全球，德国以190万吨位居第二，其次是挪威（150万吨）和法国（104万吨）。

从文明古国的木帆船发展到19世纪蒸汽船的发明，再到现代内燃机，海上运输经历了重大的技术变革。这些进步提高了运输能力、速度和效率，使货物能够远距离运输。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20世纪中叶集装箱化的引入进一步革新了该行业，使货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化处理、储存和运输成为可能。这些历史里程碑推动该行业成为全球贸易和商业的中心舞台。2021年，海运贸易量约为110亿公吨。另一方面，在1990年，只有40亿吨货物通过港口运输，这意味着这个数字在20年内增长了近两倍。海运的永久服务、国际性、大容量等优势，一方面大大提升全球贸易的效率、节省了成本，另一方面则加速了全球化的步伐，第四次全球化浪就像是给全球发展装上了发动机，加速技术的更新迭代和跨国交流。

三、全球海权的争夺

在航行的积累和相互作用中，海上生活带来了相遇、交流、外交和信任，也带来了战争、屠杀和统治，这一切都源于对海洋权利的追求和争夺。

在政治上，海上力量的投射增强了一个国家为追求国家利益而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能力，并且可以威慑流氓和敌对分子，无论是国家行为者还是非国家行为者。在经济上，控制海洋将使一个国家能够轻松获取海洋资源，并安全地运输和交易商品和服务。

在历史上，作为力量体的象征，海洋国家是成为大国的基础条件。无论是意大利的复兴，还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兴起，乃至英国、法国、美国等的强盛，无一不是海洋大国。从世界各国海洋发展史来看，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海权发展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世界性海洋霸权大国，以美英为代表，第二种是挑战世界海权的传统型海洋强国，如日本、俄罗斯，第三种是印度的“崛起中的新兴海洋大国”，第四种是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中的海洋国家”。

英国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击败拿破仑，开启了英国长期在海上称霸的时代。在接手了南非、锡兰和马六甲等荷兰领地之后，进一步将印度洋变成了英国的“内海”。英国在印度洋地区拥有众多港口和据点。除了原来的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以外，又兴起了诸多新的港口和贸易中心，如开普敦、毛里求斯和科伦坡，以及后来的德班、亚丁、卡拉奇、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铁路把现代化的港口与内陆连通起来，而苏伊士运河把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毒品，英国“复仇女神号”等蒸汽船舰队逆流而上，使英军在鸦片战争中拥有了巨大优势，甚至一度攻打到首都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放为通商口岸，允许欧洲人在此进行贸易。此外，还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

十多年后，美国海军指挥官马修·C.佩里率领一支炮舰舰队开人了东京湾，为美国打开了日本市场。日本随即展开了明治维新。幕府倒台，维新政府主导了改革。日本人学习西方科技，将封建国家改造成了工业国。改革措施包括组建新式海军，于1894-1895年打败中国，占领了朝鲜。日本海上力量的崛起，引发了欧洲人的不安。

尽管英国依靠皇家海军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太平洋还是逐渐成了美国人的地盘。按照门罗主义的主张，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也被他们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继菲律宾之后，关岛、夏威夷、波多黎各也相继被美国人占领。美国人想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称霸。苏伊士运河的设计师费迪南曾在19世纪80年代进行过第一次尝试，但由于沼泽地中肆虐的疟疾和黄热病，修建工程最终以失败告终。罗斯福总统领导美国发起了第二次尝试，并获得成功。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建成通航。直至1979年，运河区都处在美国的管控下。

印度刚独立初期，印度海军系统的最高指挥官一直由英国海军军官担任，并负责制定印度的海洋战略，其海洋战略特点主要表现为英国主导下的近海防御战略，具有重陆轻海的典型特征。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失败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印度洋，印度提出了建设“远洋海军”计划，于1976年在科钦成立了南部海军司令部。2001年，印度又组建了安达曼-尼科巴司令部。通过在其他国家的港口访问、与其他国家举行联合演习等增强与其他国家海军的交流互动和扩展印度海军的影响力。近年来，印度海洋战略经历了一个扩散过程，即从传统注重印度洋地区开始扩散到印太区域。2017年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印太”地区被列为了美国的优先区域。对印度而言，将其海洋战略利益扩展到整个印太地区有追求地缘经济利益的考量，例如与东南亚、印度洋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及发展“蓝色经济”等。从其政治意愿和发展潜力来说，印度未来无疑有望建设成为一个处于全球第二梯队的海洋大国，并可能在和平时期真正成为印度洋地区的主导性海洋力量。

四、海洋秩序的新变化

国际海洋秩序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令世界关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争夺和控制海洋由过去主要为军事目的转变为主要为经济利益，尤其是一些沿海中小国家开始参与海洋经济治愈权的争夺和对海洋经济利益的控制；二是由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战略通道的争夺转变为对岛屿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理解，管住了海域就能管住资源；其三，由过去各大海上强国竞相逐海，转变为广大沿海国家竞相逐鹿的局面。第四，认识到海洋科技能力是获取最大海洋利益的根本，把加强海洋可技术的研发作为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筹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竞争能力，都开始重视海洋科技的投入；第五，各国在裁军控制军力规模的同时，都在调整军事战略，着力加强海军力量建设，以适应新的海洋竞争形势。

可以说每一个认真对待21世纪地缘政治的国家都无法逃避海洋的作用。任何真正对地缘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不能忽视海上力量对我们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生活和福祉的影响。与18世纪相比，海上控制权的行使将发生很大变化，但海上力量的持久价值依然存在。就像160年前的英国一样，世界的未来将由“一片海”决定。正如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总结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岛国，以海洋为界，并在全球商业和世界海洋的战略航道上得到培育。没有海洋和我们航行的能力，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将大大削弱。

但是，应当理解，绝对海权不能根据上述因素和条件来计算，因为海权是一个相对概念；只能估计，不能确定。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对某个国家如何有效运用其海上力量的看法，尤其是在实现其追求的国家目标方面。海权的重要性永远不应被低估。

五、总结

海洋的全球化和运输业的发展不仅将各个国家链接在一起，随之还带来了各国对海权的争夺，海洋权利的此消彼长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海洋秩序，对于政府而言，对利用海权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公共领域的海洋意识，从而将所有努力引导到有效和更高效地利用海洋以促进国家利益。对于海军来说，对海权的研究将使他们能够与陆军和空军发展出以海域为重点的有效联合作战概念。毕竟，浩瀚无垠的海洋因其作为国家、地区和大陆之间的桥梁或屏障的多功能性而成为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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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鹂（1999.08），女，土家族，湖北恩施，暨南大学，学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