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低碳转型加速的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制度创新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跃迁。作为价值传导的关键节点，企业在绿色金融生态中展现出双重属性：不仅是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直接受益者，也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行动者。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和ESG实践，可以减少环境外部不经济性，促进绿色发展。这种双向互动机制正在重构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路径，因此本项目通过企业视角切入，以期为企业和金融机构在ESG评价、绿色信贷评估、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推动中国绿色金融领域的ESG发展。

二、绿色金融与我国绿色市场发展现状

着眼当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绿色金融立体发展体系，涵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支持和风险保障，从而促进了我国绿色市场规模的迅速增长。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34.76万亿元，较2023年同期增长28.5%，增速较全口径贷款高出20.2个百分点，仅上半年增量即达4.68万亿元。这一超预期增长轨迹不仅印证了"双碳"战略的政策效能，更反映了市场主体的在绿色转型中的积极响应。随着绿色投资理念的普及，企业端的需求旺盛，进一步带动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积极性，并推动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发展。通过上述链条，使得这种需求带动市场发展的正向循环完成闭环，中国企业的对绿色金融工具的应用已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创新，企业这一需求端视角对理解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格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企业视角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共性特征

（一）市场机制的协同性

中国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谱系呈现出功能耦合与层级嵌套的协同特征，这种互补性制度安排精准适配了产业转型的差异化需求。在信贷主导的市场格局下，绿色贷款以78%的占比构筑起基础性融资通道，其定向支持特性在传统制造业低碳化改造中发挥主力作用，而债券市场的功能定位则向长期资本配置端延伸。

此外，市场信号传导机制在碳金融与绿色金融的交互作用中完成效能升级，形成价格发现与资本配置的复合激励系统。全国碳市场78元/吨的均衡价格不仅量化了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更通过跨市场套利机制向金融领域传导——绿色信贷平均利率较基准下浮15%的价差空间，实质构成了监管部门对低碳转型的隐性补贴，这种价差信号也深度影响了企业投融资决策。这种多层次工具协同与跨市场价格联动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生态维度的映射。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工具协同度指数每提升1个单位，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相应下降0.8%，这种量化关联验证了制度设计对绿色转型的实际驱动力。

（二）企业参与的战略共性

中国ESG治理的制度性嵌入正驱动企业战略架构的深层重构，这种组织变革使得环境社会价值开始实质性参与资本配置决策。资本市场的强制性披露要求与市场主体自发实践形成共振效应，推动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率从2020年的19%跃升至2023年的47%，这种制度性变革的深化显著压缩了企业绿色转型的代理成本空间。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创新性构建"战略传导-绩效捆绑-资源协同"的三维治理模型，不仅将绿色信贷占比等18项指标纳入分行行长考核体系，更通过创设"绿色投行部"实现信贷审批与股权投资的能力耦合。该模式运行两年间，其支持的离岸风电项目平均融资周期缩短40%，不良率控制在0.8%以下，验证了治理架构创新对交易成本的压缩效应。当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催生新型贸易壁垒时，我国企业的技术实践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了解决方案。

（三）共性问题与优化路径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在深化演进中遭遇的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为制度性摩擦与市场分割的双重困境。ESG评级领域的标准离散化已超越技术分歧范畴，演化为市场信号失真的系统性风险——MSCI与中证ESG评级对同一企业的分位差常达20个位阶，其背后是环境数据颗粒度差异与治理维度权重设置的制度性博弈。

这种评级异质性直接导致资本市场定价机制紊乱， 破解这些症结需构建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协同治理框架。对于市场分割难题，可设计"碳减排绩效梯级贴息"机制，当中小企业单位产值的碳强度下降超过行业基准时，贴息幅度从30%非线性递增至150%，这种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已在浙江纺织产业集群试点中使民营企业绿色融资占比提升22个百分点。针对高碳行业转型的"制度悬崖"效应，鞍钢集团试点发行的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提供了新思路，其票息利率与氢能炼钢技术商业化进度直接挂钩，成功将转型风险转化为技术突破的财务激励。

四、企业视角下绿色金融的独特性与理论深化

（一）研究范式的认知转型

传统绿色金融研究主要围绕宏观政策、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及环境效益量化展开，普遍将企业视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然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响应政策的工具，而是其战略决策、市场竞争和技术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绿色金融实践受到经济理性驱动，其行为模式呈现非对称性激励特征，且在微观传导机制上存在信息摩擦与技术壁垒。这种视角转换揭示了企业在绿色金融实践中与一般理解的显著差异，为深入研究绿色金融的微观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企业绿色金融决策的双重驱动因素

从驱动力来看，传统研究强调政策规制（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社会责任（如ESG投资趋势）对企业绿色金融决策的主导作用，而企业实践显示其核心动机是经济理性与市场竞争。某新能源汽车集团通过发行碳中和ABS证券化产品，将融资成本压缩至LPR基准下浮110个基点，同时凭借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成功将供应链合作商数量扩展2.3倍，市场份额年增幅达19%。

这种微观动力机制的再发现，本质上解构了绿色金融工具的中介属性，揭示其作为企业动态能力构建要素的战略价值。当学界聚焦于环境效益的计量方法时，市场已自发形成环境风险溢价的内生定价机制。这种资本市场的自发现象倒逼企业将绿色金融实践从合规层面提升至战略维度，重塑绿色金融理论中"制度驱动-企业响应"的单向传导假设，为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制度-市场-企业"三元互动模型提供实证基础。

（三）企业绿色金融的实践创新

从实践路径来看，企业正在突破传统中介角色，演化为主体能力与金融工具的创新性驱动载体。企业在绿色金融中的角色远不止是政策要求的被动执行者，而是积极利用ESG数据、供应链金融创新及技术赋能来优化融资结构。这种数据资本化的实践本质是信号理论在环境金融领域的延伸——当环境治理信息转化为可验证的信用背书时，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议价能力呈现非线性提升，监测数据显示ESG披露颗粒度每细化1个层级，绿色债券定价优势也可相应扩大。同时，企业通过供应链金融，将自身ESG评级传导至供应商体系，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绿色金融覆盖率。这些创新不仅提升了企业的融资效率，也推动了绿色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发展，在技术赋能下，金融工具也逐步突破传统绿色资产的边界定义。

五、结论

本文基于企业视角的绿色金融体系分析的关键突破在于解构了“被动合规者”的传统认知，揭示企业通过ESG数据资产化和技术赋能重构金融工具的战略能力，揭示了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呈现的制度共性与实践差异的辩证统一。从共性视角看，金融机构与企业需求共同构建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基座；差异性特征集中体现于市场主体行为的分化，暴露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悖论。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制度普惠性与市场选择性的张力映射，揭示了绿色金融产品设计在统一框架下嵌入差异化定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