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川省作为中国非遗资源大省，拥有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如何通过文旅融合推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成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四川省内具有代表性的乡村非遗文化旅游示范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分析非遗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探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问题与原因。

关键词：文旅融合；乡村非遗

乡村非遗作为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本来就诞生于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实践和民间艺术思潮。乡村非遗应该依托于村民的文化认同而存在。普通村民和非遗传承人是乡村非遗文化建设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省内非遗村落的实地调研将近距离地接触到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企业负责人、非遗传承人和普通村民，并获得详实的一手资料，为研究文旅融合模式中的非遗保护传承和推动我省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实际调研数据。

一、四川省乡村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调研及分析

（一）有关四川省乡村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的调研方案设计

对乡村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的深入调查是全面掌握乡村非遗与文旅融合发展问题的基础。虽然部分学者已经开展了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和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策略研究，却缺乏对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具体方式的优化研究和基于微观实践层面的非遗文化传承机制研究，缺少以关注非遗本体、保护非遗文化作为重点的文旅融合实证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了四川省内10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非遗文化旅游示范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走访法、访谈和文献分析，探讨文旅融合发展中的乡村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问题及原因。

1、调研方法

课题组在文献分析法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走访法和问卷调查法深入了解我省乡村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此处将对实证分析法中的实地走访法和问卷调查法做进一步说明。

1）实地走访法：实地走访法可以更深层次、更全面地了解人们对于对象的感知、态度和印象，适用于对我省部分具备典型性的非遗乡村政府人员、企业人员、乡村居民和非遗传承人调查。

2）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适用于收集人们对于研究对象的相对简单和表面问题的看法，通过制定详细而周密的问卷，根据科学的分类抽样原则，抽取若干个样本乡村进行调查，问卷收集的数据可以用作定量分析以得出我省乡村非遗与文旅发展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2、调研对象

课题组在2024年6月至2025年2月期间走访调研了10个乡村非遗文化旅游示范村，其中郫都区战旗村、绵竹年画村、阆中市天宫镇五龙村、 泸州市纳溪区护国镇梅岭村、理塘藏戏村、青神竹编村、凉山彝族漆器村为重点调研乡村。通过观察乡村非遗文化建设进展并访谈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相关负责人、非遗传承人和村民，向游客发放1000份调查问卷，获得详实的一手资料。

3、深度访谈与调查问卷设计思路与内容

本研究针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调查重点是政策执行与资源配置，包括现行非遗保护政策与文旅融合专项规划的衔接性，如《四川省非遗条例》落地情况；跨部门协作机制，如文旅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的协同效率；文旅融合项目的文化真实性评估指标，如传统工艺工序保留率；数字化管理工具的应用障碍，如非遗数据库建设覆盖率等问题。针对企业人员的调查重点是商业化路径与市场反馈，包括产品开发逻辑，如非遗元素提取方式；非遗主题产品毛利率与二次消费转化率以及与传承人的利益分配矛盾等。针对非遗传承人的调查重点是非遗文化的生存状态与传承延续，包括非遗文化的传承困境，如核心技艺标准化记录程度是否有完整的影像或图文资料；经济收益如知识产权侵权事件和非遗传承人对“生产性保护”的接受度，是否接受改良产品；对旅游开发的担忧，如文化失真、过度劳累等问题。针对普通村民的调查重点是其参与度与文化认同，包括旅游开发的经济影响，家庭收入中非遗相关收益占比，如手工艺品代工、民俗表演报酬；文化感知如对“表演性非遗”的态度；冲突事件如旅游开发引发的邻里矛盾和传统文化习俗改变程度等问题。

此外，本研究向游客发放了调查问卷以对其在非遗乡村旅游过程中的文化消费感知、态度、印象和意愿方面的心理变量进行了测量，以揭示其强度和规律。为了确保问卷回收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调研在问卷设计上遵循了文献研究—预调研问卷—初次调研—问卷一次修改—二次调研—问卷二次修改—正式调研的流程，力求减少问题的提法不当和调查中的系统性误差。在问卷内容设计上，主要调查了受访者的具体组成和文化消费行为特征、受访者对于文化消费的感知和态度、影响受访者文化消费行为的因素，以及受访者对乡村非遗文化消费产品的感受和满意度。

4、问卷基本信息梳理

为了保证抽样方式的随机性，本调研经历了为期9个月的实地问卷调查，并以四川境内的10个乡村非遗文化旅游示范村游客为调查对象，总样本量N=1000。其中，女性占52.05%，男性占47.95%；年龄在15岁以下的占0.86%，16到25岁为19.87%，26到35岁为26.62%，36到45岁为31.03%，46岁以上占21.62%；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为23.61%，高中或中专的为15.34%，大专为38.37%，本科为16.62%，硕士及以上占6.06%。

（二）四川省乡村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现状分析

1、乡村非遗文化保护与文化旅游开发的矛盾

调研发现，传统技艺传承体系与现代市场需求间的结构性冲突，已成为制约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问题。首先，传统基因与现代表达构成了非遗传承的二元困境。在凉山彝族漆器村，据对12位传承人的访谈显示，63%的受访者在传统纹样创新中遭遇族内长老反对。国家级传承人吉伍伍呷团队研发的“星空漆器”系列，虽使产品单价提升420%，但导致3名资深学徒退出师门，反映出文化本真性与市场适应性间的深层矛盾。在理塘藏戏村，根据2023年的数字化传播实验表明，藏戏短视频点击量超传统演出观众200倍，但78%的年轻演员出现唱腔技法退化。非遗传承人扎西顿珠指出：“抖音教学使学徒平均学习周期从7年缩短至2年，但丢失了21种传统身段技法。”其次，空间营造与文化失血催生了文旅开发的异化风险。在阆中五龙村，自非遗美食街引入12家标准化食品企业后，手作麦秆画作坊由17家锐减至2家。根据游客在当地的文化消费数据显示，工业化特产消费占比达82%，而传统非遗技艺体验项目收入仅占8.7%。在护国镇梅岭村，政府投资1.2亿元建设了配备全息投影等数字设备的茶文化综合体，却导致传统炭焙茶作坊全部关闭。根据当地的土壤检测报告显示，景区内35%的古茶树因过度采摘出现根系退化，印证了“重空间轻内涵”的开发弊端。再次，手工温度与机械效率造成了生产方式的代际冲突。在绵竹年画村，工业化生产已经大量取代了传统年画制作技艺。例如，数码喷绘车间日均产量达2000幅，是手工制作的133倍，但传统矿物颜料使用率却下降至7%。市场抽样显示，机械年画退货率（2.1%）低于手绘产品（0.3%），但收藏市场溢价相差47倍。在青神竹编村，智能破竹机使原材料损耗率从18%降至3%，但却导致32%的竹丝编织技法失传。根据相关企业财务报表分析表明，机械化产品毛利率（41%）较传统精品（68%）低27个百分点，揭示了文化产业特殊的价值规律。

2、乡村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权力失衡

调研发现，乡村非遗文化保护与文旅开发中的政府、企业、非遗传承人、村民四类主体在决策权、收益权、话语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非遗传承生态链出现结构性失衡。首先，行政主导下的文化征用体现了政府角色的双重性。以战旗村为例，根据相关政府公开信息显示，郫都区文旅局主导的“非遗小镇”建设项目中，政府投入占比达82%，但97%的规划方案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2023年新建的12处非遗展馆中，8处直接占用原住民宗祠空间，引发了47%的受访村民对“文化空间殖民化”的质疑。另据四川省非遗专项资金分配数据显示，2023年用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3.2亿元）是传承人培养经费（0.47亿元）的6.8倍，折射出了政策导向中的开发偏好，即政府主要将乡村非遗应用于乡村旅游建设。其次，资本逻辑中的文化解构反映了企业的利润虹吸效应。文化公司通过商标买断方式可以控制非遗村落近80%的销售渠道。非遗传承人，尤其是普通手艺人的非遗作品收购价仅为市场价的25%。以梅岭村为例，护国镇引入的茶企通过“非遗+”概念包装工业化茶产品，其“特早茶”产量占全镇产量的83%，导致了传统炭焙技艺传承人减少72%。企业每万元营收中仅27元用于技艺传承，形成明显的文化剥削。再次，传承人的身份僭越凸显了精英化传承的悖论。据调查显示，国家级传承人的个人品牌产品在部分村落的销售总额中占据了近70%，而所谓嫡系与非嫡系手艺人的身份差异造成了后者在非遗职业生涯中不断向上发展的重重障碍，形成了“传承人寡头”现象。据理塘藏戏村的相关数据显示，藏戏团核心演员年收入达28万元，是普通村民演员的19倍。而传承人选拔机制中，67%的投票权掌握在5个家族手中，导致非遗传承体系出现阶层固化。最后，村民的主体性消解导致了失语者的文化疏离。在五龙村的村民参与度调查中，超过80%的麦秆画体验项目是由外来团队运营，村民自营仅占商户总量的12%，导致了原住民与本村非遗项目的进一步分离。同样的，青神竹编村的非遗表演团队中仅有17%为本地村民演员，原住民对本村非遗历史与技艺的遗忘致使“去在地化”的文化表演加速脱离非遗村落的“在地文化”，催生了年轻一代对本村非遗文化的认同危机。

3、乡村文化旅游中的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本矛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其中，世代相传与人民认同是乡村非遗“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然而，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田间地头走上商业舞台，文化基因的编码与解码已然发生根本性异变。在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旅开发中，文化工程师们将活态传承的非遗技艺解构成可量化的文化元素。在阿坝州桃坪羌寨，释比文化展演呈现出显著的仪式解构特征。原本需要遵循严格时空禁忌的“转山会”祭祀活动，被压缩为每天四场的定点表演。因为游客受不了血腥味，做法事用的羊骨卦被改为塑料道具，祭祀法器成为舞台道具，仪式过程被简化为15分钟的视觉奇观，其承载的宇宙观与人神契约关系彻底消失。凉山昭觉县彝族聚居区的“鹰爪杯”从生活器具转型为旅游商品，杯体镶嵌人造水晶以迎合消费审美，纹饰体系中的族徽图腾被简化为几何图案，原本象征生命轮回的“兹兹普乌”（彝族创世史诗）叙事链被切割成孤立的装饰元素。

在资本主导的开发模式下，北川羌族村落形成“文化代理人”制度。年轻表演者通过短视频平台塑造“最帅释比”人设，其展演动作融合现代舞元素，形成脱离文化本源的拟态传承。在丹巴藏寨，旅游公司聘请民俗学者对锅庄舞蹈进行“游客友好型”改编，年轻人的舞步与老一辈非遗传承人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非遗逐渐演变为“伪民俗”表演。

作者简介：杨婷（1987—），女，汉族，四川成都人，讲师，管理学硕士，单位：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文化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四川乡村非遗文化保护传承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WHCY2024C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