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哈尔滨人并不是来自于土著居民的后裔，而是百余年来，来自于全国各地操着不同方言、不同习俗且背井离乡的移民。这些移民通过自己辛勤的劳作，在此地安身立命，并且经过几代人的过渡才最终完成了离乡离土移民到长久定居都市人的转变。自由开放的城市文化环境、众多外国企业的进驻、宽泛的城市文化氛围与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品位，吸引了众多移民从四面八方汇集于哈尔滨，并迅速准备融入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与此同时，哈尔滨城市也因源源不断的移民涌入，开始不断发生嬗变，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崛起为国际都市。

关键词：哈尔滨；移民；人口

历史学者曾经探讨过“真正哈尔滨土著居民是什么样子”，“它的数量是多少”这类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根本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居民可以称之为哈尔滨土著居民”。评判标准不同，答案也随之不同，这让问题本身成为了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一、哈尔滨一地的移民流入数据考证

由于95%以上的人口是来自于全国各地，使得哈尔滨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之城。移民的过程表现为行动规模庞大、速度迅捷、人员庞杂，非一般城市不能比拟。我们列出两组不同年份的数据，可以清楚看到这一变化。

数据组一，在清政府未开禁放垦之前，哈尔滨地区是土著居民、八旗驻守官兵和流人流民的活动场所。在开禁之后，人口大规模增加，汉族人口成为主要人口，比重很大。孙占文先生在《黑龙江省史探索》一书中提到：1780年时，呼兰等地只有4400余人，其中汉族人口只1700余人，占总人口不足39%；而至1909年时，人口激增至673000余，汉族人口则增至665000，几乎占总人口99%。即汉族人口于百余年间增长近40倍（而此间土著居民人口增长仅3倍）。

数据组二，1934年伪满洲国以“为即位大典纪念事业”为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哈尔滨特别市户口调查。这是一次较为规范的人口调查，共设户口、职业、年龄、教育、配偶、出生地、来往年、居住等8大项，另有民族构成、中外人口构成、性别构成、职业构成、人口密度等小项，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该调查论证民族构成时有如下表述：1934年时，哈尔滨中国人口总数为420383人。其中：汉族人口385920人，占其人口总数的91.80%；满族人口26064人，占6.2%；回族、蒙族人口3756人，占0.9%；其他（指加入中国国籍的俄国人）4643人，占1.1%。

这两组数据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哈尔滨人口的增加并非自然增长，而是机械增长所致。（一）时间短，增量大。第一组数据是在129年间，汉族人口数增加了近391倍，这绝非自然增长所能做到。第二组数据是哈尔滨从1898年到1934年，在36年的时间里人口从近万人增加到了42万人。仅仅两代人的时间跨度里，能有如此规模的人口数量也不是自然增长的结果。（二）汉族增长快，其他民族却增长缓慢。如果是自然增长，那么汉族即使人口基数大，增长数量多，也会同其他民族人口增长的比率基本是一样的，差别不会太大。由此可见，哈尔滨地区从很早之前就是移民之地，哈尔滨城市也早已被打上了移民的烙印。

从移民身份角度来看，哈尔滨市民阶层绝大多数都是关内北方诸省的贫困农民转变而成。这些农民基本是为生活所迫，无奈离开家乡，希望找到一个安心立命的场所，但是很快他们感觉到哈尔滨城市所提供的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动态的社会环境，这就需要这些农民在短时间必须接受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变化，且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是与其原来对世界的认识有着巨大差异。在哈尔滨，移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去迎合这座城市的“节奏”，需要他们打破过去理念的束缚，重新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寻找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重新“长大”。移民进入城市后，被迫摆脱原来的大部分社会关系，重新融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重新建立私人关系。哈尔滨能够提供给移民的是以地缘、业缘关系为主的商会、公会和同乡会等形式的关系网络，赋予并强化了移民利权、利源的市场意识，最终孕育出中国式的现代工商观念。还有的移民走进了哈尔滨城市的特殊区域，那就是中东铁路哈尔滨附属地内，走进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在这里，相比居住在国人聚居区，这些移民更加摆脱了清政府的控制和宗族关系的束缚，游离于中外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中，必然表现出文化交融混化，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的多元态势。

二、哈尔滨一地移民流入的成因考证

当然，进入哈尔滨的移民并非清一色的乡村人，还有全国各省和地区的富商巨贾、商业精英和留学归国人员，以及从事各行各业的文化精英。自从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城市，并陆续自行开埠后，中外移民纷至沓来，哈尔滨迅速成为了国际大都市，并汇集了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等诸多的资源。新事物层出不穷，因此引得很多投资者来此经商，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士也越来越多地聚集到这里，留学归国人员更是把这里看成是希望的所在，因此这里充满异域的社会氛围，可以很快地适应。这些都市移民不同于乡村移民，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探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才来到哈尔滨一展拳脚。那么，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成因一：相比内地省份，哈尔滨城市文化环境较为开放和自由。由于中东铁路哈尔滨附属地内居住着许多的外国人，其所属的企业、学校和器物，都为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国人耳濡目染，自然要比内地省份有着更为开阔的见识，进而社会风气也表现得更为开放自由。如1911年9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奉天选送男女优秀学生30人进哈尔滨俄国商务学堂就学，学制10年。后来哈尔滨历史上的名人关鸿翼、李绍庚、张国忱等，均为此次的选送学生。

成因二：外国企业多，精英人才在哈尔滨“吃洋行饭”成为一种诱惑和趋势。哈尔滨国际都市化的最大变化就是涉外企业很多，主要是以俄语为主，这样凡是以俄语见长的学生都可以得到好的工作机会。当时从俄国学校毕业的学生多数被中东铁路部门留用。其中最为成功者就是关鸿翼，当时为中东铁路理事会俄文秘书，后来又随中国银行董事长赴俄国、东欧及德、法等国考察，归来兼任哈尔滨估捐委员会委员，成为哈埠历史上的知名人士。哈尔滨“洋行饭”甚至吸引了北京俄文专修馆的毕业学生来此谋职工作。1920年北京俄文专修馆在哈尔滨的毕业生组织同学会，仅到会商议组织事宜者即达20余人。

成因三：哈尔滨为留学归来人员发挥才能提供了重要平台。清末的洋务运动推动了教育改革，将很多未成年的学子送到国外学习。然而，在这些学子学成归来，却发现并没有很多合适的岗位可以一展才华。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本化程度大大落后，无法安置归来人才，无法使其学以致用。有人对此曾评论道：“留学国外之学生，归国之时，大抵皆有专长。只可惜国内经济状况过于贫弱，建设事业多废而未兴，凡学有专长者，一概无处可用。例如，学医者无医院为其服务之所，学工者无工厂为其实练之处，学农者无农场为其实验之区。其他一切专业，皆无处展其所学。”此时的哈尔滨多元的社会氛围更能让归国不久的众多学子感到适应，在洋人企业中的工作也更为顺手。

成因四：较之清王朝的严苛统治，哈尔滨相对宽泛的文化氛围更能吸引卓越人才的到来。东西方国家文化的聚集使得哈尔滨劲刮“西学东渐”之风，多元的文化构成营造出宽泛的社会氛围。哈尔滨社会肌体上的每一个毛孔都侵染在西方文化之中，进而剥去了哈尔滨城市器物、精神、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语言习俗等等的传统之气，透露出现代化的色彩，是文化人发展创业的绝佳之地。如当时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等一些名流，都是因仰慕哈尔滨的文化环境迁居于此的。

成因五：哈尔滨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城市品位吸引着高消费群体。西方产业革命和科技发展创造出的最新成果和产品都会很快出现在哈尔滨，并由哈尔滨迅速向东北乃至全国扩散。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中国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哈尔滨也成为其展示的重要“橱窗”。反之，哈尔滨也享受着欧洲产业革命的成果。按人口平均计算，东北人均消费外国商品的水准高于国内其他地方。以1911年为例，该年度东北北部地区纯输入商品3670万卢布，东北南部地区纯输入商品5500万卢布。东北北部人口570万，南部人口1230万，东北北部人均购买外国商品6.44卢布，南部人均购买外国商品4.47卢布，北部是南部的1.4倍。

总之，移民都从四面八方汇集于哈尔滨，并迅速准备融入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为有源头活水来”，哈尔滨城市也正是有了不断的移民加入，不停的注入新的力量，才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崛起为国际都市。

三、 移民与哈尔滨城市发展的关系考证

约100年间，黑龙江区域的移民人口数量增长了7.3倍，主要是人口的机械增长所致，由此也巩固了黑龙江区域人口的基数。最初进入黑龙江区域的移民先奔往土质肥沃的松花江流域垦殖，而随着生荒地的日益减少才在全区域范围内渐次铺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移民的绝大多数是从事农业垦殖的农民，而当时的哈尔滨并不是从事农业垦殖移民的理想地。

最初哈尔滨本地人口数量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中东铁路开建之前，哈尔滨的人口数量是很少的。据记载，当时的田家烧锅周围二百余户人家，按每户6人计算，在1500人左右；秦家岗当时是“丘陵起伏，草木丛生，茅舍三五”的荒野边塞，人口有限；埠头本是低洼的江滩，除渔人躲风避雨的茅棚草屋，人烟稀少；傅家店是1890年前后形成居民点，到1898年形成村屯，但也只能在二三百户人家，约2000人左右。所以，中东铁路开建之前，哈尔滨的人口不过三五千人。

中东铁路的开建，加上当时工程技术水平不及当代，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持。特别是作为枢纽之地的哈尔滨来说，因其南向、东向和西向铁路同时动工，更加需要大量的劳力，客观上刺激了国内移民向哈尔滨地区移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多波隆阿沃夫在其所著的《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一书中，多次提到中东铁路到关内各省招工，招工人数多达十数万人。这些国内的筑路工人在中东铁路通车后，少部分人回到了家乡，而其他人少则七八万，多则十万以上都留在了自己曾工作过六年时间的这座城市中谋生。中东铁路哈尔滨附属地集中在今天的道里和南岗等地，这里满街洋楼、满目洋人、满耳洋话，这使得这些筑路工人并不适应，他们开始在城市寻找一隅聚居而生，这个地方就是傅家店。因此傅家店很快就成为了哈尔滨国人聚居的重要地点，也是哈尔滨人口机械增长最快的一个地方。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陆战主要集中在辽东半岛上进行，辽阳、金州、旅顺口是双方交战的主要区域。哈尔滨成为俄国军队的后勤基地，军队集散、伤员救治、物资运储等等都不断在提升这座城市的功能。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俄国舰队的当天，沙皇尼古拉二世便电谕中东铁路管理局，宣布进入军事状态。中东铁路立即戒严，铁路运输完全处于军事当局的控制之下。但是中东铁路的运力无法满足前线的战略物资的需要，沙俄政府又以航运来弥补铁路运力的不足，可是日本很早就已经封锁黄海海面，因此沙俄政府只能采取内河航运，由黑龙江经松花江将物资运到哈尔滨，然后再转搭列车输送到前线。战争导致的人员数量的增加，极大地刺激了哈尔滨的工商服务业和机器加工业的发展。俄国工商业者为了追求利润，都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以提高产量，满足市场，“从1904年到1905年，哈尔滨出现了使用新式蒸汽机的制粉厂、麦酒厂、葡萄酒厂、肥皂厂、皮革厂、玻璃工厂、通心粉厂、糕点厂、家具厂、铁器和机器厂、锻冶厂、裁缝厂等。” “一个小型肥皂厂，一年中赚得的钱相当于企业耗费资本的50～100倍。毫不奇怪，乃有大量投资用于新建企业”。这些新建的企业吸纳了大批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基本上是从本地招募，这样大量的国内移民承担下来，成为推动工厂生产的主要动力。

在日俄战争后，哈尔滨自行开埠通商，追逐利润的外国资本大量进入，又有大批移民进入哈尔滨，保障了劳动力需求。工商经济的嬗变转型、文化教育的新颖实用、城市社会的繁华摩登等等，都成为各色人等涌入哈尔滨的诱因，不出二三十年的光景哈尔滨便由昔日的乡村发展成国际都市，完成了由丑小鸭向白天鹅的蜕变。

参考文献：

[1]《远东报》，1920年9月5日。

[2]周谷城：《教育新论》，载《教育杂志》第20卷第1号。

[3]孔经纬、朱显平：《帝俄对哈尔滨一带的经济掠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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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东铁路管理局：《东省铁路沿革史》俄文版，哈尔滨，1923年，第127～131页。

[6]（苏）什捷英费利德：《俄国在满洲的事业》俄文版，哈尔滨，1910年，第88页。

[7]苏林：《北满与哈尔滨的工业》，中东铁路经济调查局出版社，1928年，第49页。

[8]日本满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第35页。

作者简介：肖洪（1979-- ），女，回族，辽宁省丹东市人，现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哈尔滨地方史及外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