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反对本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对本本主义的认识始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面临全国执政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局面，共产党自身发展面临全新的背景，基于此共产党人对本本主义的认识又初步探索到逐渐深化。在革命时期反对本本主义工作经验总结中，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对本本主义作出了忽视调查研究、理论与实际脱离、唯经验主义的三个论断。新时代下，本本主义以其他形式出现，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造成损害，我国坚持反对本本主义，根据变化的实际开展工作，同时将反对本本主义工作常态化，促进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落到实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本本主义；批判；启示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1930年毛泽东反对当时红军队伍中的教条主义现象创作的，该文显示了毛泽东对实地调查研究的重视，对党和国家任务的完成起到重要作用。本本主义是指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调查研究，过度地依靠经验，关注理论的表面阐释，一切从具体的定义、公式、结论出发，而忽视理论的核心精神，轻视实践，造成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思想和行为。本本主义者往往把理论当作教条，视具体理论为行动唯一标准，将个别成功经验神圣化，对理论和经验生搬硬套而不对具体的问题和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以实践为检验的标准。本本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出现的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斗争，以工人阶级为革命主力，包括在面对围剿时候采取与国民党正面抗争的行为都是从本本处出发，未充分考虑到共产党的党情和中国的具体国情，阻碍了共产党的发展和实力的壮大，甚至打击了共产党的力量，使力量相对弱小的共产党一度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全新的国情、世情、党情，本本主义的思想有可能出现，错误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延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共产党迅速地站稳脚跟，获得执政的合法地位造成困扰。新时代下，我国再一次面临国家和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更要防止本本主义以各种形式出现，妨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开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共产党人在任何时期，在完成不同目标中始终坚决地反对本本主义，减少本本主义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对本本主义的认识过程

中国共产党对本本主义的认识主要涉及共产党执政过程和党的自身建设两个方面。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1930年提出的论断，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中，对本本主义的认识由初步了解到逐步深化，对本本主义本质的把握呈现螺旋式上升。

在首次提出对待本本主义的态度时，中国共产党在党派林立的环境下，于夹缝中生存，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实践经验不足，力量较弱。在政权方面，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的状态，1927年建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湘赣边界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立苏维埃政权。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救亡图存成为国民的任务，整个中国处于革命战争状态。中国共产党内存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社会革命条件和方式的具体的论断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模式的简单模仿的倾向，秉持“拿本本来”的原则，尤其在军队中实行教条主义。毛泽东提出了调查研究的方式，在寻乌、兴国、东塘等地调查后，提出“反对本本主义”。这有效地纠正了工作中不符合实际的作风，维护了苏维埃政权。在延安、西柏坡时期，共产党人面对地区执政局面，处于革命的年代，反对本本主义的目标依靠于此。“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1]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人民民主的时代，从道路、制度、思想文化上全方面结束了被压迫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处于新政治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成为全国的合法的执政党，处于组织、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和延安两个地区主要进行的是农村的生产和小范围城镇生产和管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全国的治理和社会建设，经验缺乏。共产党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面临的境遇、所承担的任务发生变化。我国历经诸多战争，生产萎缩、企业倒闭、经济萧条、国家破败，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部分地区未实现解放、土匪活动频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西方国家的冷战封锁等事务错综复杂。“整个来说，当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2]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成为中心任务。共产党人要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接受新的挑战，恢复生产，然而生产方式总要受到客观的环境的影响，由于国家暂时的落后，生产力和水平无法短期内得到极大的提升。在此种环境中本本主义有重新出现和生存的土壤。单纯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盲目地制定目标，完成预期指标，或者不契合各地实际，统一地进行标准规定，会造成生产资源的浪费造成经济的更加下滑。盲目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的描述和当时苏联的经验，无法以较高的效率完成国家的接管与改造，损坏人民的利益，因为破坏了共产党的形象。

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共产党人对本本主义的认识逐步深入，反对本本主义工作由着重于思想建设方面而延伸、渗透至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共产党从根据地执政变为全国的执政，执政范围和地位发生变化，面对变化了的条件，如何保持党的本色不发生变异，是一个挑战。在民主革命时期，本本主义造成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3]的思想路线，否认从本本出发，单纯依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机械接受国际共产主义的建议。这也是共产党人第一次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注重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作风建设仍处于重要位置。部分党员干部在征粮、减租、土改等工作中，单纯为了完成任务，就简单粗暴地方法，不联系群众，听取群众的建议。在对破坏分子问题上，部门党员干部未进行思想的转换，未能遵守制度和法律，依据程序，进行审判。在组织建设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干部队伍发生变化。尤其南下干部成为南方地区重要人员，到各省级、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担任领导职务。南下干部和本地的干部存在生活习惯、工作作风不同。单纯以本地党员干部要求界定南下干部的工作成效或者以南下干部的标准而要求本地干部无条件地追随都无法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导致党员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不利于党员的团结一致。对于党员的考核，认为“不追不逼”政策就是该批评的也不批评了，“组织处理从宽”就是该处分的也不处分等现象出现。对党员吸收问题，沿用对待关门主义的问题，因而过度地降低入党的标准，影响党员的整体素质。如此片面地解读政策，不实事求是的做法降低了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共产党自我的发展和进步造成阻碍。本本主义的负面影响作用于共产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造成共产党的自我建设各方面问题，而且各部分的建设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其中某一方面受到本本主义的影响，其他方面也因此受到牵连。最终，从整体上造成共产党的发展的延缓，共产党的合法性地位受到挑战。在新中国成立后，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深入到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不仅仅为思想、作风建设，同时涉及组织、制度等方面，从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反对本本主义，是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需求。

二、批判本本主义“闭门造车”的盲目性

本本主义最开始的提出是毛泽东对于党内的不符合实际，将苏联成功经验神圣化的现象作出的论断。“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4]新中国成立后，本本主义的字眼出现较少，共产党人强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大力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本本主义的表现依旧存在，只是随着实际的变化进行相应变更，反对本本主义工作仍然需要开展。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对本本主义作出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工作；没有做到理论结合实际；唯经验马首是瞻，存在经验主义的倾向三个论断。

首先是关于调查研究的问题。《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原标题为《调查工作》，毛泽东将深入调查作为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依据。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变化的客观实际，毛泽东依然强调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毛泽东向来注重调查研究，早在1927年，对湘潭、湘乡、衡山等地进行了32天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对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进行细微划分。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存在否认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言论，这是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得出的错误结论，给红军和根据地发展造成负面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强调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避免发生本本主义的错误。“不了解情况，不检查工作，不研究政策……陷入了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泥坑。”[5]毛泽东经常听取工业、农业、商业等部门报告，继续深入一线调查，判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据调查制定国家发展路线。书斋里的逻辑演绎只会脱离实践，不进行实地的调查，只会影响现实的行动开展。缺少调查研究而产生的新理论、制定的新政策只会脱离实际，给社会建设和党的自身发展造成损失。“不少领导干部高高在上，缺乏调查研究，缺少对情况的了解，缺乏检查和总结工作。”[6]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党员干部单纯为了任务盲目开展工作，对目前的情况不进行实地调查，不关注群众的现实需求，脱离群众，“闭门造车”进行工作。任务下达后，不对具体的过程进行监督和实际情况进行及时的调整，对工作的实际成效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面对中国的建设，部分党员干部从主观条件出发，以极高的热情进行工作，但由于缺少调查研究，造成事务主义的结果，只注重过程与态度，忽略了工作的结果。诸如：在扫除城市和农村的文盲工作过程中，在农忙时期，不顾农民的现实需求，只是简单根据扫盲的目的和指示，强迫群众认字，妨碍群众正常农业生产，由此造成农业方面的损失，农民怨声载道，扫盲工作无法取得良好效果。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开展中，不深入实际勘察，本本主义的思想在工作中造成左倾或右倾的行为，影响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度。共产党人注重检查工作，在调查中发现问题，进行及时的检查与更正。中央机关派干部去地方、基层进行深入考察，听取下面机关对上层机关及领导的意见。对于具体的问题，不能过于机械化地处理，有些问题是干部缺乏经验，有些问题是形式主义所引起，不应该一概而论，在调查过程中，对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归类和判断，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方法加以解决。拘泥于之前历史条件下做出的个别判断和具体政策，本本主义就会产生，社会建设的各项事业无法顺利开展。

三、批判本本主义“生搬硬套”的片面性

其次是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理论揭示事物的本质，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理论作为意识需要与客观实际相结合，脱离实际、“生搬硬套”的理论是空洞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值得始终遵循，但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方法和要义，具体的情况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的路线。在井冈山时期，部分共产党人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主观地认为我国应该在城市开展起义，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忽视农民的革命地位。在战争战术上否定游击战、麻雀战等战略，错误地进行阵地战，由此理论与实际脱钩，导致本本主义的错误产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党员干部在实际的工作开展中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有所兴盛。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由于党员干部对群众的情况和实际的工作情况不了解，只是教条式地发号施令，执行中央的文件，不关心群众的疾苦，本质是本本主义的体现。尤其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指示下，现实生产中出现盲目制定生产指标现象导致产品的滞销，且盲目增加工人工作量，出现工厂停工等现象。这是由于实际操作者未结合现实的情况，以中央的指标为唯一标尺，局限于条条框框而造成失误。社会主义的建设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面对现实的情况应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分析。“人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8]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人始终深入实际，作出客观分析，将实际与理论相结合，尽力避免发生本本主义的行为。1950年面对私营工商业，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主张社会主义以国营占主导地位，但是对私营工商业做到一视同仁。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由过去的征收富农的做法，变为保存富农土地，在战争时期没收地主的一切财产，在新的条件下进行适当的放宽。理论是针对某一个阶段性的认识和判断，随着实践的变化，需要新的归纳和总结。理论来自于实践，并由实践进行完善和检验。实践过程中会出现理论未涉及的具体问题，缺少现成答案，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实践，用实践丰富理论。理论与实际为“矢”和“地”的关系，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克服本本主义的错误思维和方法，掌握丰富、全面、真实的资料，根据实际情形对理论及政策进行恰当的运用，而非对现实中出现的而理论未提及的问题置若罔闻或生搬硬套。

四、批判本本主义“经验万能”的机械性

最后是关于如何对待经验的问题。经验是在诸多的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的认识，经历过时空的考验。如果墨守成规、片面地依赖于经验办事，认为“经验万能”，缺乏创新精神，则是本本主义的表现。固执于过去成功的经验，根据经验和惯性思维办事，忽略了与经验中所涉及的不同的实施背景。过度地依靠经验，固化党员干部的思维，形成一定惰性。老党员与老干部大多经验丰富，在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做出贡献，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威，在面对社会建设任务时多以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来完成。共产党由根据地，零散的执政变为全国统一的执政，地区执政的成功经验部分具有借鉴作用，如果忽略实际的需求和状况，将全部的经验推行至全国，就会产生唯经验的做法，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新中国成立，社会的各个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如果依照于过去战争和革命时期对待各种问题的经验，会造成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务繁杂，领导干部忙于处于日常的管理国家的事务，依据经验办事，缺乏对理论的重视和学习。同时也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机械地运用了所谓的经验，进行了国家和社会建设。“经验主义、地方主义和闹独立性的倾向，在今天是绝对不能允许的。”[9]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进行了三次整风运动，其中在1952年开始与“三反”“五反”运动相结合。同时国内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我们很多干部，甚至是负责任的重要干部，斗争经验丰富，可是理论水平不高。”[10]部分干部依据经验主义处事，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缺乏了解。部分干部只关注工作和具体的事物，但是未学习理论，没有很好地遵守党的纪律，自我主义强烈。学习基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文化常识，是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和要义进行准确把握，形成科学的真理性的认识，避免单纯注重经验，以经验为实践的准绳，从而犯经验主义错误。与此同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较短的时间由贫穷走向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国，在实力上与美国形成抗衡，苏联的成功经验成为我国学习内容，学习与模仿是必要的。但是苏联建设中出现一些弊端，而且苏联的实际情况与我国存在不同，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国家的建设受到挫折，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民族缺少创新精神的表现。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的进程、民主政治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等都需要摒弃经验主义的倾向，尝试突破经验主义的认知和行为图式，勇于创新，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将马克主义理论本土化、时代化，由此国家才能实现良好发展，社会才能充满生机活力。

五、中国共产党反对本本主义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本本主义的问题上有深刻的认识，反对本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发展壮大，坚持与本本主义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步入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本本主义的深化认识和应对措施等对于新时代下反对本本主义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启示作用。新时代下，对本本主义的认识和应对要做到实事求是，同时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要常态化，落到实处。由此，在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过程中减少本本主义思想和行为的产生，并以有力的行为主动应对本本主义。

开展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因时势而变。当前整个世界处于发展转型时期，各个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发生改变，世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发生着变化。我国面临着被部分西方国家及势力牵制、阻挠的局面，合理把握在世界发展的关键点，趋利避害，把握机会，成为重要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国内面临经济转型发展和各项制度进行改革的局面。信仰缺失、意识形态面临冲击、贫富差距拉大等改革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显现。当前社会注重经济效益与自身自由发展，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挑战，这个挑战与革命年代注重精神世界的满足及集体主义和国家统一的情怀有所差别。“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1]在百年未有的局面中，共产党人若没有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对理论进行更新，固守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论述和静态的政策、文件及领导人讲话，本本主义将在新时代以新的样态呈现，阻碍国家存续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实现。党员干部如果仅仅根据中央的宏观的文件，在拟定具体的文件和政策时，不深入调查，不听取民众的意见，不因地制宜，对新型出现的科技等不进行合理的运用，这也是新时代本本主义的体现。在具体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党员干部不认真学习最新的政策文件，依靠以往的经验办事；根据党和国家的宏观的指示在具体的政策上一成不变又或者机械地根据党和国家的文件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紧密联系群众，关照群众的利益。在政策的执行中，存在着只注重结果而忽略动机与过程，注重形象工程的建设和短期效益的获得和所谓指标的完成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2]在风云变幻的国情和世情中，中国共产党人要时刻警惕以各种或明或暗形式出现的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始终是进行时，一方面，政策制定者要正确地认识实情，考察国内外客观形势，认清优势和劣势，不骄傲自满，又不自卑失望。做到及时更新政策，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政策执行者在工作中，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和行动指南，在具体的问题中进行具体的考察，寻找理论与实际的耦合点，形成经验，对政策及理论进行完善，回应实际诉求。另一方面，共产党人要对本本主义的出现有高度的感知力，挖掘本本主义，及时发现本本主义新的表现形式，并在恰当时机进行纠正，将发生本本主义的思想及行为泯灭在苗头阶段。党和国家根据实际的变化对本本主义内涵、表现等进行界定，从而使得领导干部和群众及时对本本主义形成认知和判断，为反对本本主义工作的开展提供基础。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多以整风、学习运动形式进行，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任务。新时代下，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更需要常态化。常态化的形成需要将反对本本主义的思维嵌入领导干部日常的事务处理中。同时以具体的制度促进反对本本主义工作的长期存在。日常事务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内容，充实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日常生活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场域。日常事物处理具有琐碎性和重复性，但是一个个具体事务的处理构成整个的国家治理。反对本本主义常态化发展要融入共产党执政的日常事物中。在共产党的建设中，勇于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在党的执政过程中，透过日常治理工作总结反对本本主义的有效形式，使得反对本本主义的理念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与此同时，反对本本主义需要制度的保障。“制度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周期发生的行为模式。”[13]制度不是短期的和随意的，而是稳定的、连续的。制度犹如一条条边界，限制着领导干部行为，出现本本主义现象受到惩戒。将反对本本主义工作纳入体制机制中，以制度的形式进行保障，有利于减少领导干部出现本本主义行为的概率，形成长效机制。有效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能够对党员干部的消极懈怠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整，对于联系实际、密切群众的做法进行及时褒扬，规范着党员干部的行动，引导着党员干部的思想，由此形成良好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效果。在长时期的行为持续中，反对本本主义的做法转为习惯和观念，嵌入记忆，自觉内生于领导干部心中，以内化的方式存在并发挥作用。并且这种观念并非只是个体的行为而且成为集体的意志。“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14]好的制度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党和国家制定良好的对待本本主义的制度，保障规则的正确性，同时制度并不是用于违反的，在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克服制度被认为曲解、弱化的，使得制度名存实亡的结果。最终在制度的制定、实施等过程中坚持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保证其进入常态化轨道。

新时代下，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落到实处依靠法律法规的保证，而检验是否落到实处的标准为是否满足了人民的利益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支配着社会的各项资源，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和自身建设如果出现本本主义错误，将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将会使党的先进性遭到破坏。一方面，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和自身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有法律条例的约束。“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15]在国家治理中诸如领导干部的行事规则条例要进行完善和切实实行，透明、及时的公务公开有法律的保障，网络媒体的舆论有法律规则的跟进等。具体的关于本本主义及其相关错误理念的界定、监督、惩罚的法律条例相继出台，以法律的形式将反对本本主义落到实处，敦促共产党人执政过程中本本主义行为的改正。尤其对于共产党而言，“需建立一种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16]党内法规建设，并且要切实执行和完善，保证党内法规的科学，形成配套完整、运行顺畅的体系。如此党员自身从源头上减少本本主义错误发生，在本本主义错误发生后，以最小的损失进行弥补。在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共产党人加强领导立法、守法、执法的能力，不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法治思维。领导干部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运用法律可操作、可预见、可弥补的优势，以具体的法律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制和管控。法治是最低控制，是共产党人执政遵循底线性的规则。当然在党内进行法律条例建设时，共产党将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进行法律的刚性要求与纪律的软性要求的共同满足，由此最大程度消除本本主义的产生可能性，使得党的政策及时实行，得到更高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反对本本主义的工作要落到实处，关键要看是否实现人民的利益。无论是革命时期的为人民服务还是新时代下的“以人民为中心”，本质都是爱民靠民，秉持以人民为主体和人民至上的理念。群众的观点是共产党执政的最高理念，也是共产党保持自身建设的目标和检验标准。本本主义是共产党执政和自身建设中要避免出现的错误。反对本本主义落到实处，是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听取群众的呼声，以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为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以较少的工作获得群众的较多利益。如果人民的合理利益未得到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反对本本主义失去意义，也没有落到实处。“执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举，在于察其疾苦。”[17]对于人民的问题，不能由于政策中未提到而漠然置之。共产党人要将人民的困难及时提上议事日程，细化条例，及时给予解决措施，并以此进行经验总结，进而丰富理论发展，尽力做到不以政策、理论为本本，切实关注人民诉求。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1.

[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6.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116.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十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9.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十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8.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8]转引自魏胤亭.实事求是论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149.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十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53.

[10]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8.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

[12]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1.

[1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69.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17]转引自黄锦奎.黄锦奎选集（第四卷） 政治学卷 政治学原理与执政政治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16.

基金项目：2021年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名称：党建引领中国政治生态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体制研究，编号：21G2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柳（1993-），女，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范虹邑（1993-），女，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地方党史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