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色档案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珍贵历史记录，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本文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知网 1129篇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包括年度发文量、发文机构、学科分布、关键词聚类和研究热点，并对红色档案未来研究趋势进行探讨，以期为红色档案建设发展提供参考。关键词：红色档案；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红色档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原始记录，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红色底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为红色档案的保护、研究与利用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上，红色档案研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与使命担当。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分析红色档案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对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术体系、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文献来源，检索主题关键词“红色档案”（检索时间：2025 年 7 月 21日），经过数据预处理和人工筛选，得到目标文献 1129 篇，以此为样本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二）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使用知网文献分析和 Citespace 软件，对知网收录的红色档案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形成年度发文量趋势图、研究机构统计表、关键词时区图、学科分布图、关键词聚类图、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分布图等直观图形，分析统计图表和图谱关系，梳理红色档案研究现状、研究热点，探析未来发展趋势。

二、当前红色档案研究现状

（一）年度发文量趋势分析

图1. 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图2. 关键词时区图

结合图 1 年度发文量趋势图和图 2 关键词时区图可以看出，2000 年以前，“红色档案”主题的研究文章非常少，且多数为新闻宣传类文章。进入 2000 年以后，红色档案概念逐步被关注，并展开关于红色档案概念、理论基础、开发利用等多方位的研究。根据图表情况，可以将这个过程可分为3 个阶段，大致每10 年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0 年-2010 年，此时对红色档案的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研究文章年发文量低于 7 篇。2011 年 -2018 年，该领域受到一定的关注，年发文量有所增长 ， 每年发文 12-17 篇。2019 年 -2025 年，研究文献数量呈井喷式增长，2019 年发文量猛增至 63 篇，2021 年突破到 299 篇，2025 年知网预测将达到576 篇。

研究表明，自 2019 年起，对红色档案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文献数量迅猛增长，研究机构也扩展到政府、学术机构和社会公众。出现这一情况源于多方面推动。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为红色档案的保护、研究与利用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历史节点上，红色档案研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与使命担当。其次，从政策层面看，国家档案局《“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红色档案资源的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促使各地档案部门积极开展红色档案征集、整理与数字化等工作。再次，从学术层面看，跨学科研究发展推动红色档案研究突破传统党史研究的范畴，与文化遗产保护、数字人文、传播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红色档案开发利用开辟新的路径。

（二）发文机构分析

利用 EXCEL 透视表对 1129 篇文献发文机构梳理进行统计（如表 1 所示），总发文机构共695 家，其中大学约400 家，各地档案馆（局）256 家，其余为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据统计，发文量前 10 的机构发文总数为 190 篇，即 1.44% 的机构发表了 16.83% 的文章。其中上海大学发表37 篇，数量居榜首；发文数在20-30 篇的有中国人民大学（29 篇）、辽宁大学（22 篇）、广西民族大学（21 篇）；发文数在 11-20 篇的有湘潭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江苏省档案馆、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黑龙江大学。

表1. 发文机构统计表

从研究机构类型来看，高等院校是红色档案研究的主力，这得益于高校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科研力量，尤其是上海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等设有档案学专业的高校，在基础理论研究、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理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产出成果丰富且质量较高。各地档案馆（局）保管丰富的红色档案实体，在研究上侧重于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宣传教育等方面。

从机构地域分布来看，红色档案研究机构也具有一定的地域特点，如上海、北京、东三省、冀鲁豫、两湖两广等。一是以重要城市为核心，我党在这些地方留下了重要的红色活动轨迹，在党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丰富的红色资源沉淀了深厚的红色文化。二是以高校为中心，形成了红色档案资源研究力量的聚力，更有利于研究主题的延续性探索和研究精神力的传承发展。

（三）学科分布情况

图3. 学科分布图

通过知网发文量前 10 的学科分布可视化分析图（图 4），可以看出，档案及博物馆作为红色档案的本体学科，发文量占比为61.43%，是研究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中国共产党党史分别占比 25.3%、9.00%、8.81%，反映出红色档案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资政价值在各学科领域的拓展与升华；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学科发文有 105 篇，占比 4.09%，代表着新兴技术与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相结合的探索具有一定的规模。其次，文化、旅游、新闻与传媒、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等学科虽然占比低于 2%，但发文量也有29-52 篇，体现了红色档案与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很强的结合点。

研究表明，红色档案研究正经历从传统史料整理向多学科交叉、从实体保护向数字活化、从单一学术研究向社会价值转化的深刻变革，呈现出资源整合系统化、技术应用智能化、价值挖掘深层化的显著特征。未来红色档案研究将更加注重数智技术赋能下的活态传承与创新表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三、研究热点分析

（一）关键词聚时间线分析

将 1129 篇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件，生成关键词共现聚类知识图谱（图 5）和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图6）。软件共生成新媒体、数字人文、高校、红色文化、开发利用、知识发展、实现路径、档案管理、社交媒体 9 个聚类。当聚类模块值 Q>0.3 时，表示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 S>0.7 时表示聚类合理 ， 本研究 Q=0 .472， ΔS=0 .8919，关键词聚类满足条件，因此聚类具备一定可信度。

图4. 红色档案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二）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图 5）展示的是研究文献中关键词聚类情况和各聚类之间的交叉融合关系，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图 6）从时间、聚类二维角度展示红色档案研究的阶段性发展情况和研究热点变化情况。根据知识图谱情况，可将关键词聚类分布图分为 4 个区，这4 个区分别代表国内档案学界对红色档案的研究方向。

图5. 红色档案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

1. 一区：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档案研究的多维探索

自 2019 年，红色档案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此时新媒体技术也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借力时代机遇，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档案建设发展成为重要研究方向。王红霞系统分析了红色档案传播的特征，结合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面临的挑战，提出做好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要强化新媒体意识，完善新媒体档案宣传制度，全面整合资源，建构红色档案信息资源库，加大档案网站宣传力度，提高党史教育效果。[1] 赵雪芹等基于 31 个省级综合档案馆借阅网站、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开发红色档案资源情况，提出红色档案资源开发要拓宽新媒体平台征集渠道，借助主流新媒体平台扩大开发主体，丰富红色档案资源新媒体开发形式，创新红色档案开发成果宣传方式。[2] 赵彦昌等提出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在宏观上要从政策指引、科学管理和转变理念出发，构建整体开发布局，在微观上要建立区域性资源数据库、打造全国性共享平台、优化开发环境、打造融媒传播品牌。[3] 王鑫通过对比分析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阐释了融媒体背景下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的必要性，提出加快口述史料采集、加强媒体融合、跨界合作、提速人才队伍建设。[4] 刘刚旦基于多元协同视角，提出构建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协同整合与利用的跨区域协同方式，统筹推进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协同开发与利用工作，明确相关主体的职责，建立相关主体间多元协同长效机制。

2. 二区：红色档案文化价值赓续传承主体更广泛

红色档案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承载着蕴含红色精神的先进文化，传承并发扬红色文化是时代的需求，也是每个国人的必须课。郭正华研究认为，新时代背景下红色档案文化传承面临着传播形式单一、互动体验缺乏等困境，难以激发青年一代的情感认同，提出构建“叙事活化—知识发现—精神共鸣”三维路径体系，加强技术集成的平台构建、数字资源的智能管理、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创建，推动红色档案从静态保存向动态应用转型，以实现红色档案文化的有效传播。[6] 吕明等提出高校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存在认识不足、缺乏系统管理、利用形式有待丰富和缺乏延续性开发的问题，提出应构建开发利用长效机制、拓展红色档案编研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构建共享数据库。[7]“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推动旅游业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8]王国才通过分析红色档案资源与红色旅游资源的关系，揭示了红色档案资源蕴含着教育价值、传承价值、情感价值和经济价值，提出红色档案资源价值的实现路径：突破传统保护观念，加强红色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好红色档案专题数据库；丰富红色精神谱系，建设好红色铁路文博场馆；应用新媒体传播方式，让红色档案文化基因薪火相传。[9]

3. 三区：红色档案价值开发利用维度更加多元

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已经突破传统的展览、出版等单一形式，发展为多媒介融合、多主体参与、多维度价值的生态系统。黄夏基等在调研我国 31 个省级综合档案馆网站后，发现当前我国红色档案数字叙事存在叙事素材孤立、叙事视角单一、叙事结构固化的问题，提出叙事外视角勾勒与内视角聚焦相结合、资源内容关联与聚合、突出沉浸式体验、以互动需求为叙事发展动力的实践优化建议。[10] 赵丹阳等关注红色档案与公众用户情感价值关系，提出采用创建智能化情感触发系统、打造情感传递链路和实现情感价值升华等策略，构建红色档案情感价值实现的新模式，以够满足用户需求，提升红色档案情感价值实现的质量和效果。[11] 王冠等探索利用“元宇宙”技术的情境赋能、情感赋能、共在赋能等，促进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的条件生成，通过实施分众化传播模式营造认知共情场景、挖掘高度感性化内容增加情感共情机会、构建参与式串联机制优化行为共情效果等策略，以推动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的过程实现。[12] 杨建梁等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红色档案资源的深度融合路径，以《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为例，数字化处理红色档案资源，构建基于选定文本的知识库与向量数据库，搭建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红色档案资源交互式知识发现框架，通过结合检索增强生成和结构化多轮问答应用大语言模型，进行实体抽取、人物轨迹提取等任务，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红色档案资源相结合的新路径。[13]

4. 四区：新技术与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互动更加多样

国家提出文化数字化战略，旨在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保存、传承、发展文化遗产，最终形成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红色档案资源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王天琪等分析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红色档案资源建设构建路径：构建政策导向基础架构、深入资源挖掘促进优化整合、以技术创新为推动、以组织协作与民众参与为双轮驱动。[14] 栾碧雅对数字人文和高校红色档案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 并调查全国 42 所“双一流”高校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现状 ， 针对开发主体单一、成果形式单调、内容挖掘乏力等三方面的问题 ， 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开发服务平台、加快新兴技术应用普及、聚焦红色资源故事化呈现的策略 ， 以提升高校红色档案开发利用效果。[15] 薛凤从知识图谱和语义分析技术的角度，聚焦公共图书馆红色档案资源，探索当前红色档案的知识发现方法，阐述了红色档案知识图谱在构建知识服务平台、个性化知识推荐、支持知识发现与挖掘、智慧档案馆红色教育服务等方面的应用实践。[16]

四、红色档案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红色档案研究作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的关键纽带，其未来发展将从静态的历史记录转变为动态的文化资源，从学术研究的对象扩展为社会教育的载体，从民族记忆的组成部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未来的红色档案研究必将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驱动的范式革命

新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档案的形态，更彻底革新了研究的方法论。首先是科技的发展将助力推动档案的全面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加快档案事业数字化进程。其次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档案工作的结合，如 OCR 智能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大数据分析，能够批量、快速处理档案业务，将工作人员从繁冗的机械操中解放出来，并提高检索效率，丰富趋势分析维度。

虚拟 VR、元宇宙等技术能够实现历史场景重建，多维度展现红色档案的价值，让公众沉浸式感受红色档案的魅力。

（二）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视角的多元化

红色档案的研究不再是历史学的“独角戏”，而是汇聚多个学科智慧的“交响乐”。红色档案与历史学、数据科学、数字人文结合，将促使计算史学成为主流研究方法之一。与政治学、社会学深度对话，未来研究将更侧重于利用档案揭示制度背后的逻辑、政策的执行与变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心理学、传播学结合，分析党内教育文本、宣传材料，研究其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构建过程。与艺术史、建筑学结合，研究红色美术、音乐、戏剧、建筑的创作背景、传播效果及其政治象征意义。

（三）研究主题的深化与拓展：从宏观叙事到微观历史

红色档案研究焦点将从“是什么”进一步深入到“为什么”和“怎么样”。研究将更加关注地方、基层乃至个人的历史，通过县域档案甚至个人日记、书信来揭示宏大叙事下的具体实践、日常经验和情感世界。在制度史与组织史研究上更加深化，超越静态的制度描述，精细剖析如干部制度、宣传制度、信访制度等特定制度的起源、演变和实际运作机制。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出发，不仅关注政治和军事，更关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变迁、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等。

（四）档案利用与公共历史：从学术圈走向大众

红色档案的价值将超越学术研究，更广泛地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在公共服务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数字化档案库将成为在线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平台，通过举办线上展览、开发教育课程、制作纪录片等形式，让红色档案“活”起来。在助力文创与文旅产业方面，档案中的设计元素、故事、人物 IP 可以被授权用于开发高质量的文创产品，赋能红色旅游，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资政育人方面，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度挖掘和总结，为政策参考、思政教育提供参考，发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王红霞 . 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J]. 黑龙江档案 ，2022（6）：185-187.

[2]赵雪芹 ， 李金璐 . 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优化路径——以 31 个省级综合档案馆为例 [J]. 档案与建设 ，2023 年 （2）：P54-P57.

[3]赵彦昌. 融媒体视域下红色档案资源开发路径探析[J]. 浙江档案，2023（4）：26-29

4]王鑫 . 媒体视角下红色档案开发与利用革新 [J]. 记者摇篮 ，2024（4）：24-26.

[5]刘刚旦 . 多元协同视域下红色档案数字化资源整合与利用策略研究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3）：145-147.

[6]郭正华 . 沉浸式学习赋能红色档案文化传承的理论基础、核心路径与支撑体系 [J].山西档案 ，2025（7）：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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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十 四 五 ” 旅 游 业 发 展 规 划 [EB/OL].[2022-03-25].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2203/t20220325_13202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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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夏基 ， 卢泽蓉 . 我国红色档案数字叙事研究——基于省级综合档案馆门户网站的调查分析 [J]. 档案与建设 ，2023（6）：31-34.

[11] 赵丹阳 ， 杜甜甜 ， 基于用户需求的红色档案情感价值实现模式研究 [J]. 档案 ，2025（4）：10-14.

[12] 王冠， 邢变变.“元宇宙”赋能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条件生成与过程实现[J].档案管理 ，2024（5）：47-50.

[13] 杨建梁 ， 王一多 ， 黄美雯 ， 巴桑仓木决 ， 张彦清 ， 刘越男 .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红色档案资源交互式知识发现研究——以《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为例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5（15）：112-123.

[14] 王天琪，祝鑫一. 数智时代红色档案资源建设的现实路径[J]. 兰台世界，2025（S1）：16-18.

[15] 栾碧雅 . 数字人文视域下高校红色档案开发与利用 [J]. 兰台世界 ，2023（09）：50-53.

[16] 薛凤 . 知识图谱和语义分析技术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红色档案的知识发现研究 [J].山西档案 ，2024（9）：60-62）.

作者简介 1. 刘恩伶，1985.02 出生，山东沂水人，研究生学历，馆员。2，丁俊芳，1981 年4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后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