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内卷现象日益凸显，具体表现为教育系统内部精细化下的内耗，教育发展深受外部资源约束，导致个体发展模式单一固化，教育的投入产出无效的竞争，教育目标的的偏离等问题。本文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政策文本分析与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儒家文化为视角探究教育内卷化的原因及解决策略。研究表明，纾解内卷化困境，仅靠外部政策规制难以根治，必须进行内在的文化反思与价值重建。

关键词：儒家文化；内卷化；教育内卷化

1引言

近年来，“内卷化”一词不断突破学术研究的边界，成为解读中国社会竞争生态的关键隐喻，同样也揭示了基础教育领域的深层困境。伟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太苦太累，办学中的一些做法太短视太功利”，同时强调“学前教育、基础教育普遍存在超前教育、过度教育现象，既有损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也加重家庭经济和精力负担”，这些论述精准揭示了基础教育内卷化的现实困境。更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对这种异化状态虽有共识，却仍深陷其中，形成一种“明知故犯”的集体行动困境。基础教育内卷化不仅是一个社会现象，更是一个教育理念问题。它既源于外部社会焦虑的传导，也根植于内在教育理念的迷失。特别是“学而优则仕”、“养不教，父之过”等儒家传统观念强化了功利化教育倾向。若不能从理念层面进行深刻反思与重构，仅在技术或政策层面调整，恐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困境。因此，为推动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厘清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在新时代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实现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奠定基础教育基石。

2基础教育内卷化的多维表现

我国基础教育的内卷化，并非单一维度的危机，而是系统性的生态失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2.1系统内部精细化下的内耗

内卷化首先表现为教育系统内部结构的无限精细化与复杂化。教育管理层面，科室设置繁多，流程日益复杂，虽旨在精细化管理，却在无形中加剧了行政负担，挤占了教学为本的核心资源。例如一项调查发现，中小学教师工作内容至少达20项，其中非教学工作主要包括学校内部事务、学校外部社会性事务等，涉及公众号信息处理、备检迎检等高达12项。这种过密化的行政结构，犹如一个自我复制的漩涡，使系统陷入内卷而不自知。教学实践层面，"精致教育"理念导向下，备课、提问、作业布置等环节追求极致的分层与预设，虽初衷良好，但在实践中极易滑向形式主义与过度设计。“精致教育的理念引导人们目光前移，从重结果到重过程，争取让教育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细微处的精致”。这种“内耗型”精细化，消耗了大量能量，却未带来教育质量的实质性飞跃。

2.2外部约束下固化的发展模式

教育发展深受外部资源约束，导致个体发展模式单一固化。历史上重点学校制度形成的“名校”光环效应持续至今，优质教育资源如师资、生源、政策等倾斜的马太效应显著。在“唯名校论”的社会认知下，获取优质资源被视为实现阶层跃迁的几乎唯一通道。尽管相关部门出台政策禁止对学校进行重点与非重点的划分，并推行“就近入学”政策以推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但原重点学校依托此前积累的优势，仍维持着较高的办学质量、较高的升学率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这迫使家庭与学生深度绑定，陷入对有限资源的惨烈争夺，极大地压缩了多元化、个性化成长的空间，形成了难以突破的路径依赖。住房与学区绑定催生天价学区房，进而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聚集，学区划片与拔尖招生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均衡，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这种争夺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更使教育异化为一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复合竞赛，普通家庭在这场竞赛中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却又不得不被动卷入。

2.3投入产出无效的竞争

内卷化的核心特征是边际效益递减。当下“鸡娃”成为普遍现象。所谓“鸡娃”是指父母为孩子倾尽所有的资源及精力，“打鸡血似的”给孩子安排各种课内学习活动和课外拓展课程。这种家长通过“密集型”教养方式，将资本巨量投入于学科补习与“素养”包装，并非基于孩子的内在兴趣与潜能，而是对标招生筛选标准的功利化计算。其结果是大投入换来的仅是相对排位的微小提升，而非个体能力的绝对值飞跃。从全局看，这是一种零和甚至负和的“军备竞赛”，导致整体性的教育焦虑与效益低下。

2.4教育目标的的偏离

最终，内卷化导致了教育目标的根本性偏离。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在极端应试竞争下，教育功能退化为单一的筛选功能。升学的压力自劳动力市场层层下移，直至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学习的目的被异化为“考好大学、找好工作”的工具性链条，学生的好奇心、创造力和综合素养在反复刷题中消磨殆尽。功利化教育以结果为核心导向，将考试成绩作为评判学校办学质量与教育成效的核心标准，弱化教育过程的内在价值；同时呈现显著的短视性与急功近利特征，常为追求学生或学校的即时利益，忽视教育系统的整体发展与学生未来生活的长远规划，弱化对生活意义的终极思考。为快速达成目标，教育被工具化降格为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及教育行政人员均以实用主义心态参与日常教育活动。

3儒家文化视角下基础教育内卷化的深层成因

从儒家文化视角审视基础教育内卷化的成因，需立足于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要义。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寄托“立德树人”的价值理想，也隐含着“阶层流动”与“家族荣誉”的现实诉求。教育内卷在本质上可理解为一种“过度竞争下的教育异化”，其形成与儒家文化中部分观念在历史进程中的延续与扭曲密切相关。具体可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学而优则仕”的功利化异变：教育目的的工具化窄化

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本意是倡导学者应心怀天下，承担社会责任，其逻辑是“修身”而后“治国平天下”。然而，自科举制度确立以来，该理念逐渐被窄化为“教育—科举—仕途”的单一路径，成为社会阶层跃迁的核心机制。这一功利化取向沉淀为集体无意识，延续至今。在这一传统影响下，读书被普遍视为改变命运的核心途径，直至今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仍深刻影响着社会教育行为，持续升温的公务员报考热潮即是明证。当教育被窄化为争夺稀缺社会地位的工具时，其完善人格、启迪智慧的内在价值便被遮蔽，必然引发所有人涌入同一赛道进行过度竞争。历史上，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稀缺，却吸引无数人投身其中，甚至有人一生耗费在备考上。《儒林外史》中范进未中举时备受冷遇，鲁迅刻画的孔乙己在困顿中遭人嘲弄，这些典型形象恰恰说明，“唯有读书高”的口号，并未真正赋予所有读书人崇高的社会地位。但这种观念仍深植于社会心理中，驱动着无休止的教育竞争。当优质社会资源相对有限时，个体倾向于通过教育竞争获取优势，导致普遍性的“超前学习”、“重复刷题”和“课外补习”等现象，从而加剧系统内卷。

（二）家庭代际期望的道德压力：教育承载的家族荣耀与伦理负担

儒家伦理极为重视家庭与代际责任。“光宗耀祖”、“子承父志”是孝道的重要体现。这本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力量，但在现代竞争语境下，它异化为沉重的道德绑架。子女的教育成功不再仅是个人事务，而是关乎家族荣誉、父母面子的核心指标。尤其在高竞争环境下，家长常将通过教育成功光宗耀祖视为己任，甚至以此弥补自身人生遗憾。“养不教，父之过”的古训，演变为家长对教育不计成本的投入和高企的期望。子女亦在“听话”“考好成绩”即为孝的文化心理暗示下，被迫内化这种压力，即使身心俱疲也难以退出竞争，从而形成了家族联动的内卷格局。此外，儒家文化重视“礼”与“秩序”，也隐含邻里、宗族间的相互参照—古代宗族内会比较“谁家子弟中举”，现代则演变为“谁家孩子报了更多补习班”“谁的分数更高”，家长为避免“家族颜面受损”，不得不被动卷入竞争。

（三）科举制度的评价惯性：“唯分数论”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科举制，以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公平，打破了世袭垄断，但也奠定了“以文取人”、“一考定终身”的单一评价范式。这种历时千年的制度遗产，塑造了社会对人才选拔的深刻认知：评价必须是量化的、可比的、刚性的。这正是当代“唯分数论”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如今中考、高考分数线成为社会评价学校的金标准，学校升学率成为衡量教师绩效的硬指标，同时也是家长选择学校的第一标准。其结果是一切教育行为围绕提分展开，学生个性化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被严重边缘化。一旦艺术、体育等素养与升学无关，便容易被家庭和学校放弃，最终导致所有学生涌入同一赛道，形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内卷局面。当多元、综合的评价体系难以建立时，所有参与者只能在这一元尺度上无限“增密”投入，导致全面的同质化竞争。

（四）“中庸”思想的集体误读：从适度原则到恐慌性从众

“中庸”本为儒家重要思想，主张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反对“过”与“不及”，是一种极高的智慧。《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贤呢？孔子说子张为人处世太过，而子夏则不及，孔子明确指出“过犹不及”。然而，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竞争环境中，大众对其产生了集体性误读，将其异化为“随大流”、“怕落后”的跟风哲学。家长们的决策逻辑不再是“我的孩子适合什么”，而是“别人家的孩子做了什么”。这种“恐后”焦虑，驱使行为模式高度趋同：别人奥数我必奥数，别人考级我必考级。真正的“中庸”——基于自身特质的个性化、适度发展——反而被视为冒险。集体的保守与跟风，彻底锁死了教育生态，使得“所有人站着看戏”的剧场效应成为难以打破的困境。这种从众心理在教育中的典型表现是：即便明知某些做法不合理，如过度补习，但因担心落后，仍不得不参与其中，最终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困境。这种扭曲的“中庸”，实则为一种焦虑驱动下的从众行为，背离了儒家尊重个体差异、主张循序渐进的教育理念。现实中，“不卷即落后”已成为一种普遍社会心理，最终造成所有人被迫参与无效竞争的困境。

4纾解基础教育内卷化的文化路径

破解教育内卷化不能仅依靠政策调控，更需从文化层面进行深层反思与价值重建，尤其应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强调教育发展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为走出内卷困境提供了根本指引。文化路径的建构，旨在回归教育本质，重塑社会共识，淡化教育的功利色彩，强化其育人功能，从而在观念、伦理、评价和发展方式上实现系统性转变。

4.1重塑“学而优则仕”的现代内涵：从工具理性回归价值理性

纾解教育内卷，首要在重塑教育目的观。《纲要》强调“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要求我们弘扬儒家“修己以安人”的古典理想，将教育从“阶层跃迁工具”的窄化定位中解放出来，回归其“立德树人”、培养健全人格的根本使命。教育的核心不仅是“成材”，更是“成人”，即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为最终目标。

为实现这一转型，需从教育目标、内容及成功标准三方面系统推进。在教育目标上，应推动从知识灌输向全人教育转变，重视学生的综合素养与人格培育。《纲要》要求“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例如通过减少机械性刷题，引入项目式学习（PBL）、跨学科探究等模式，让学生在真实问题情境中体验学习的意义，培养批判思维、合作与创新等能力。这类实践表明，只有当学生从被动应试转向主动探索，教育才能真正激发内在动力，避免陷入低效竞争。

在教育内容方面，应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学生理解“读书明理”“知行合一”的传统智慧。《纲要》提出“深入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推出‘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多地中小学开展“经典诵读”“非遗进校园”“戏曲体验”等活动，不仅拓宽文化视野，更帮助学生在传统价值中寻找精神依托，抵抗功利学习的异化。

在成功标准上，需全社会共同倡导多元成才观，打破“唯名校论”“唯学历论”的桎梏。《纲要》明确“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政府、媒体和社会组织应宣传不同职业、不同成长路径的成功案例，凸显技能型人才、艺术工作者、社会服务者等的价值。

4.2转化家庭代际伦理：从期望压力转向情感支持

家庭作为教育压力的重要来源，亟需实现从“代际压力传导”到“代际情感支持”的范式转换。《纲要》指出需“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这要求家庭回归儒家“孝”的本质是“敬”与“爱”，而非光宗耀祖的工具性负担。现代家庭应尊重子女的独特性与自主性，将焦虑投射转化为理性陪伴。

家长教育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纲要》强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并延伸至家长教育领域。实践表明，家校协同新模式能有效降低教育焦虑。更重要的是，此类实践推动了家庭伦理的现代调适：父母逐渐从“监督者”转变为“支持者”，关注重心从成绩排名转向子女的情感需求、兴趣发展和人格健全。这种转变不仅缓解了学生的心理压力，也恢复了家庭作为情感港湾的功能，从根本上削弱了教育内卷的家庭动因。

4.3超越科举遗产：构建多元综合的教育评价体系

要破除教育内卷，必须彻底打破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惯性。《纲要》要求“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明确提出“有序推进中考改革”和“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这与儒家“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全面考察观并不相悖，而是其现代发展。

应深入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构建融合过程性、发展性与综合性的评价体系，将品德、身心健康、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纳入评价核心。首先，应探索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落地机制。《纲要》强调“加强对学习困难学生的辅导”和“强化核心素养培育”。

其次，应将身心健康发展置于评价的核心位置。《纲要》明确“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要求“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并“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全国学生心理健康监测预警系统”。这要求中小学保证每日体育活动时间，将体能测试结果作为升学重要参考；同时，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实现心理咨询室全覆盖，并建立学生心理档案，进行动态跟踪与支持。

此外，需鼓励基层创新评价模式。《纲要》提出“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提升学生动手实践能力。上海市初中学生社会实践管理工作实施办法中提出初中学生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考察、公益劳动、职业体验、安全实训等。学校要按照课程计划的要求，切实落实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实施和评价，树立正确的学生发展观和评价观。这类实践不仅培养了劳动观念和责任意识，也使评价更加关注人的真实成长。

4.4回归“中庸”本义：倡导适度与个性化的教育生态

社会与家庭需共同纠正对“中庸”的误读，将其从“恐后从众”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回归其“因材施教”“适度发展”的本义。《纲要》要求“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这要求教育决策应基于孩子的天性禀赋与内在兴趣，而非盲目与他人看齐。政府和媒体应加强舆论引导，宣传“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表彰多元化成功的榜样，缓解集体性焦虑。

在实践层面，首先应推广分类教育、特色发展的模式。《纲要》提出“促进普通高中多样特色发展”，例如通过项目化学习、选修课程群、校企合作课程等，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成长路径，使每个人都能基于自身兴趣发展，而非挤入同一赛道。

其次，应强化生活教育与生涯规划。《纲要》强调“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和“加强学生生活实践、劳动技术和职业体验教育”。例如艾瑞德学校开辟了300亩教育农场，在这里可以种植并观察农作物的生长，学生不仅在自然环境中学习劳动、生物、地理和环境科学等相关知识，而且体验了收获的过程，使得课堂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中学阶段开展职业教育课程能帮助学生积极认知自我，主动建立职业生涯规划观念，明晰发展路径，进而构建初步人生规划。

最终目标是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教育生态，使教育回归其丰富人性、发展潜能的本质，从而在根源上消除内卷化的文化心理基础。

4.5政策支持与社会协同：构建去内卷化的制度环境

文化转型需制度环境的支撑。《纲要》2025年教育变革所规划的六大方向，为构建公平与创新导向的教育生态提供了系统政策框架。

在招生政策上，要坚决破除“掐尖”竞争，推进资源均衡配置。《纲要》要求“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明确提出“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义务教育阶段应全面取消以文化课考试、竞赛证书为依据的招生方式，严禁设立重点班、快慢班；推行“入学一件事”数字平台，实现材料审核、录取结果公示线上化，增强透明度和公平性；严格落实多校划片、公民同招，禁止跨区域掐尖招生，淡化学校等级差异。

在职业教育层面，应打通升学与就业双通道，提升职业教育定位。《纲要》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通过设立“工程学位”等专业学位，深化中高职—应用型本科贯通培养；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共建实训基地、共定课程标准，切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待遇和社会地位，缩小与白领岗位的收入差距。

在教育公平上，须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纲要》强调“建立基础教育各学段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和“优化中小学和幼儿园布局”。通过集团化办学、教师轮岗、在线课程共享等方式提升薄弱校质量；同时保障残疾儿童、随迁子女等特殊群体的教育权利，将残疾儿童入学率目标提高至97%，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教育并参加升学考试。

只有通过文化重建与制度创新的双重努力，才能逐步纾解基础教育内卷化，构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健康教育生态，真正实现《纲要》所规划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建成，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稳居世界前列”的2035年远景目标。

5结论与展望

教育内卷化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社会现象。本文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切入，分析了其“学而优则仕”、“代际伦理”、“科举评价”及“中庸”思想在历史流变中如何被异化，并成为催生和加剧内卷化的深层文化成因。研究表明，纾解内卷化困境，仅靠外部政策规制难以根治，必须进行内在的文化反思与价值重建。

未来的教育治理，需在政策设计与文化引导上双管齐下。一方面，继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促进资源均衡；另一方面，亟需启动一场全社会范围内的教育思想大讨论，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弘扬其“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修身立德”的精华，摒弃其工具化、等级化、功利化的糟粕。真正的教育变革，始于我们对教育本质的重新发现，以及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唯有如此，方能构筑一个允许试错、鼓励多元、尊重生命节奏的健康教育生态，让教育真正回归其滋养人、发展人、成就人的美好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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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疆乡村学校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XGL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思伟（1997—5—），女，回族，新疆乌鲁木齐，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