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萨曼莎·哈维获布克奖的小说《轨道》（Orbital）被视为“对地球、美丽和人类愿望的精心冥想”。本文基于后人类与共同体理论框架，论证该文本如何在极端技术环境中想象一种新型共同体。借由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隐喻与让- 吕克·南希的“共通存在”思想，文章指出：宇航员们通过感知重塑、物质中介与伦理反思，构建了一个基于“敞开”与“关系”的后人类飘浮家庭。

关键词：萨曼莎·哈维；《轨道》；后人类；共同体

一、引言

萨曼莎·哈维被称为“我们时代的伍尔夫”，热衷于探索“人类认知的极限”[1]。她的太空田园小说《轨道》在2023 年出版，于2024 年荣获布克奖，迅速引发了广泛的文学关注。作家亚历山德拉·哈里斯在《卫报》的评论中表示它是“对地球、美丽和人类愿望的精心冥想”[2]。有学者认为总观效应与行星际主体性是理解小说的核心 [3]。文章的研究建立在后人类与共同体的框架之上。唐娜·哈拉维通过赛博格隐喻，宣告了人与机器、人与动物以及自然与文化之间传统二元边界的瓦解[4]，为探讨新型的混合身份提供了路径。南希的“共通存在”提供了一种更具存在主义程度的共同体可能性：不再基于“共同的本质”，而是基于成员之间“共通敞开状态”[5]xxxviii，这契合了宇航员们共同在轨与回望地球状态的深刻联结。

文章从后人类的角度研究这部科幻小说《轨道》，论述文本如何想象和建构极端技术环境中的后人类共同体。文章将系统地进行论证：共同体得以成立的前提，分析宇航员如何在轨道时间中重塑感知并构筑飘浮家庭；维系该共同体的物质中介，论证空间站如何作为合成身体及回望地球的影像如何作为情感纽带；这一共同体的伦理图景与内在局限。

二、后人类主体的生成：时空错位与感知融合

在《轨道》所想象的极端技术环境中，新型共同体的诞生要求其成员（宇航员）摆脱旧有的身份归属与感知框架，即解构以民族国家、个体肉身和线性时间为坐标的传统人类主体。传统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共享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社会成员借此相信自己彼此在稳固的时间巧合中同步前进[6]。然而，宇航员们被置于脱离地球地域性的极致空间，旧有的社会时间被一种断裂、暴力且受物理法则支配的非人类节律所取代。

小说开篇就体现了这场人类时间（协调世界时 UTC）与非人时间（轨道节律）的激烈的主权争执。地面机组试图通过协调世界时来维持地球时间的统治，命令宇航员“多看手表，以此来锚定自己的思维”[7]8。“锚定”一词精妙地隐喻了人类主体在面对时空漂移时的本体论焦虑：他们需要一个坚实的坐标系来固定自我的存在感。然而，这种人为的、抽象的协调世界时在轨道环境的物理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太空试图让他们摆脱固有时间概念……但太空在他们的二十四小时内粗暴地强塞给他们十六个白天和十六个黑夜。”[7]19-20 人类的时间成为了一个无效的谎言，而太空的循环节律则成为一个不容置辩的现实。空间站及其运行轨道正是超客体包裹着宇航员，时间将它们弯曲、压平[8]55。

宇航员罗曼的个人挣扎，将这种后人类转型的主体经验具象化。罗曼“一直保持着计数的习惯”，通过在记事纸上划线来“将时间与计数连接起来”[7]7。他试图用线性的计数和书写来对抗这种时空漂移，试图维持可叙事的自我历史，但这种基于旧有人类感知的抵抗注定失败。首先，轨道时间的绝对参照系颠覆了人类的生物本能：“你飘浮的时间太长，你身体里的时钟已经走慢了。[7]98”接着，这种错位从时间蔓延到空间：“迷失了空间的人，也迷失了时间。你正在失去掌控”。[7]99。在失重的环境中，身体与意志的统一被打破，四肢迷失了空间，旧有的“超凡自我”。[7]99 随之瓦解。但这并非纯粹的毁灭，而是一种解放：他们不再是时间的使用者，而是成为了时间的媒介，标志着他们已转变为一种感知被重塑、与非人类系统逻辑同步的后人类主体。这种身心剥离的状态被哈维隐喻为一种永恒的“坠落”。宇航员不是在主动飞翔（一个象征掌控与自由的动作），而是在“以每小时一万七千英里的速度”被动地“坠落”（一个象征失控与沉降的动作）[7]163。这种永远无法着陆、永远处于过程中的悬置状态，彻底消解了传统人文主义身体的边界，进而为一种新的集体感知创造了条件。

随着个体私密边界的消融，一种类似于扩展心智的行星际主体性开始浮现。小说中共享梦境的意象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六个独立的大脑开始运行同一个信息模式，个体意识汇入集体潜意识，进而构成了一种“关于分布式智能或扩展心智理论的叙事实验”[3]。宇航员们的心智不再局限于各自的颅骨，而是扩展、渗透到了彼此的意识之中。他们共同梦见的“分形、蓝色星球、被黑暗吞噬的熟悉面孔”[7]1，其内容本身就超越了个人记忆，构成了一种集体共享的轨道潜意识。感知重塑和身体边界消解消解了宇航员们旧有的主体性，催生社会关系的重组。宇航员们公然无视象征地缘政治的国家厕所，拒绝了基于国籍的非己即他的划分，转而拥抱一种基于绝对物质依赖的赛博格现实：“我们不会被分开，因为我们无法分开。我们喝彼此的回收尿液，我们呼吸彼此的回收空气。”[7]96 生存层面的深度纠缠使他们成为了一个“飘浮家庭”[7]27。这个新型共同体不再基于某种共同的本质或国族神话，而是基于“共通存在”[5]xxxix。他们在狭小的空间中彼此敞开，共同面对生命的有限性，从而凝聚成一个无国界、无边界的前哨。

三、共同体的物质中介：空间站身体与行星凝视的辩证法

飘浮家庭共同体的维系，不仅依赖于精神上的共情，更依赖于坚实的物质中介。首先是作为内部中介的空间站。在后人类的生存情境中，人与工具的界限已然模糊，空间站“并非被动背景，而是意义生产过程中的共同行动者 [10]”，是共同体得以成立的主动中介。宇航员的生物器官功能实际上已被空间站的循环系统所接管，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赛博格共生体。哈维用精妙的比喻指出，六名宇航员不再独立的个体，而是空间站这个合成身体的各个器官：“安东是宇宙飞船的心脏；彼得罗是它的大脑；罗曼是它的手；肖恩是它的灵魂；千惠是它的良知；内尔是它的呼吸器官。[7]29”这呼应了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作为“生机勃勃有机体”[11] 的定义。空间站从冰冷的机器转变为“被称为身体的生命维持机器 [7]30”，宇航员通过将自身嵌入这一系统，实现了共同存在的物质化。

与此同时，回望地球的行为构成了共同体的外部物质中介。这种凝视并非简单的审美体验，而是一种包含着深刻伦理张力的辩证法。空间站赋予了宇航员们一种“神的视角”，使他们能够“九个月对地球的凝视”[7]110。宇航员们通过回望那个无国界的地球影像，开始将人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行星物种，从而超越了旧有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起初，夜色中的地球以灯火展示了人类文明的辉煌：“人类就是城市的光和道路上的照明灯 [7]21”；却也赤裸裸地暴露了白天不可见的政治边界——印巴边境“一条灯火通明的长道 [7]108”，这残酷的政治现实瞬间击碎了和谐整体的幻想，引发了宇航员的认知失调。然而，白昼视角的地球又呈现为一个无国界的、神圣的盖亚：“白天，陆地和海洋都很干净淳朴，见不到人。地球就在那里呼吸着，像一只动物 [7]108”，“看不到国境线，只看到一个不可分割的旋转球体……更别提战争了 [7]109”，这一视觉经验不仅颠覆了共同体必须拥有边界的论断，而且催生了宇航员保护这颗星球的伦理冲动。昼夜双重影像最终导向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宇航员们意识到，地球并非纯粹的自然，而是一个被“欲望政治”——“增长和索取的政治，主旨即是亿万次对更多欲望的推断 [7]112”——雕刻的产物；而他们自己，作为乘坐高耗能火箭升空的探索者，正是这种欲望推断的一部分。回望的行为因此完成了升华：它始于对神圣盖亚的发现，终结于对自身作为政治共谋者的确认。

当宇航员千惠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共同视觉体验则升华为一种共享的慰藉和超越性的情感纽带。他们“不知道如何安慰一个在太空轨道上经历丧亲之痛的人 [7]13-14”，因为地球的语言在此刻已经失效。他们唯一的语言，就是共同的回望：“这个遥远、玻璃般透亮、带着独一无二光芒的美丽星球就是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天堂。[7]14”这一刻，回望这一物质行为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宗教仪式，“既奇异地熟悉，又熟悉地奇异[8]132”地球影像成为了他们的终极关怀。它既是他们（作为共谋者）欲望政治的对象，也是他们（作为坠落者）来世的天堂。通过共同承担这种神圣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飘浮家庭完成了最终的凝聚。

四、后人类共同体的伦理图景与内在局限

在《轨道》中，后人类共同体的想象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二重性：它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超越了政治隔阂，实现了“飘浮家庭”式的共情；然而，当这种伦理关系遭遇到非人他者时，其深刻的内在局限便暴露无遗。小说通过宇航员千惠与实验鼠的互动，精准地勾勒了这种后人类想象的伦理边界。

哈拉维在分析现代科学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实验学科中，动物的地位极其模糊：它们既是“知识的可塑性原材料”，又是了人类对“前理性、前管理性”的“自然”乡愁的寄托[4]。《轨道》中的实验鼠完美地印证了这种“模糊性”。在空间站这个终极的实验室里，老鼠首先是被工具化的数据载体：它们或“从未被科学之手直接干预”，或被“定期接受注射”，或是“天生经过基因改造”[7]77。然而，对于刚刚经历丧母之痛的千惠而言，这些老鼠也是她哀思的投射对象，一个微缩的、承载着地球自然生命与死亡的乡愁符号。她轻抚它们突出的脊柱，低声安慰，鼓励它们体验失重的感觉，试图赋予它们短暂的生命以意义。但这种温情充满了虚伪的张力——她像神职人员一样进行告解与安抚，随即又必须像科学家一样冷酷地执行注射，它们献身科学的最终命运早已注定。这种支配性的照料揭示了飘浮家庭的伦理短板：尽管宇航员自身已赛博格化，但他们对待动物的方式依旧延续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未能建立真正平等的跨物种纠缠。

然而，这种伦理困境在宇航员的自我认知中得到了本体论层面的修正。宇航员肖恩在处理样本时意识到，在宏大的航天工程面前，他们不过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实验鼠[7]142”。这种自我物化的视角贯穿了文本——“他们是标本，是研究对象，他们正在为自己的被超越铺平道路……他们仅仅是数据而已，这是他们的首要属性。他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7]142”传统的政治共同体往往试图融合为一个单一的主体或作品，并在此过程中消耗自身的统一性[5]xii ；而《轨道》中的宇航员们彻底放弃了成为单一事物的企图，仅由彼此的有限性和共同的命运维系。他们将自己短暂、偶然的在轨牺牲，置于一个“朝火星上的红色灯塔进发[7]142”的“无限未来 [5]1”中。通过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宏大的星际梦想的追求，他们将自己作为手段的偶然，升华为人类探索命运的必然。

飘浮家庭这一“异类共同体 [4]”的构建，源于宇航员们通过共同回望，拒绝了地球上的民族国家叙事，在承认自身局限与工具性的基础上，转向探索超越国界与物种的全新联结方式。他们所形成的精神共同体，“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纯粹地相互影响、彼此协调 [12]”。《轨道》展现的后人类共同体，它的目的不是像传统共同体那样生产封闭的作品，而是在于“创造关系”[5]31。小说不断质询的“我们该如何书写人类的未来 [7]156”，其答案就蕴含在回望与共情之中：即以一种超越国界的沟通为核心纽带，重新创造人与人、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

萨曼莎·哈维在《轨道》中并未提供一个完美的乌托邦，而是呈现了一个充满矛盾、极端脆弱却因此更显真实的共同体原型。飘浮家庭的根基在于一种深刻的双重性：他们是与机器共生的赛博格，却难以与动物完全共情；他们拥有神圣的行星视野，却也清醒于自身的政治共谋身份。小说的深刻启示在于：一个真正的后人类共同体，或许并不诞生于对旧有身份的彻底超越，而是诞生于对自身局限性的清醒认知和共同承担。通过回望地球这一核心动作，哈维将共同体的目的从传统的生产与征服，转向了脆弱而持续的联结。在人与技术、人与地球关系日益紧张的时代，这种基于共情、差异与反思的想象，为我们书写人类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极具伦理深度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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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茜 . 多克托罗小说中的共同体书写 [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5，（03）：213-223.

作者简介：陈小柯（2002.10），女，汉族，湖南永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