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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能否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准自然实验
摘要:如何利用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出口贸易由“以量取胜”向“质量提升”转变,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构建数理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固定成本效率两个维度,剖析公共数据平台赋能出口产品质量的内在机理。利用2000-2015 年中国微观企业匹配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公共数据平台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 j± 品质量。机制分析证实,平台通过打破信息孤岛、降低交易成本,有效促进了质量升级。本文创新性地从公共数据平台这一政府供给侧视角切入,结合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微观证据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公共数据平台;出口产品质量;准自然实验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凭借劳动力优势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实现了出口的快速增长。然而,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以量取胜的优势逐渐减弱,中国想要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领先地位,就要求中国企业从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高层会议频频指出,要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由此可知,“稳外贸”仍是当前维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不仅依赖于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管理能力,还需要构建更为高效的外部支持体系。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双重驱动下,数据资源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在质量提升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公共数据平台正是利用公开数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它通过政府,企业数据公开,能够为企业提供全面的质量改进支持。
2015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强调“大力推动政府部门数据共享”“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将公共数据平台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规划层面。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大力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公共数据开放成为增加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推动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渠道。近年来,我国通过建设公共数据平台,提供政府、市场、产业等多维度数据,帮助企业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能力,增强国内市场竞争力。公共数据平台通过开放和共享数据资源,为企业提供了关于政策法规、行业标准和市场需求的及时信息,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不断优化产品质量,以满足日益严格的质量标准和消费需求。
二、文献综述
公共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其开放与共享已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现有文献多基于公共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从微观企业赋能与宏观环境优化两个维度,深刻揭示了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驱动机制。
在微观层面,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增强企业核心能力,为出口质量升级提供了内生动力。这一动力主要源于投资优化、效率提升与数字化转型三个方面。第一,在提振投资与优化产能方面,叶永卫等(2024)指出,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企业对政策和市场的不确定性感知,缓解了银企信息不对称,从而显著增加企业实体投资并抑制金融化趋势;王海等(2024)进一步从质量视角发现,这能缓解信息摩擦、改善竞争环境,提升产能利用率并提振“有效投资”。第二,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创新方面,马永军和黄睿轩(2024)证实,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郭家堂(2025)的研究则强调,数据要素释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三,在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方面,李佳林等(2021)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有效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与能力。
在宏观层面,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正外部性优化营商环境,为质量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学者们主要从打破壁垒、改善治理与提升福祉三个角度展开讨论。第一,方锦程等(2023)的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打破了“信息孤岛”与市场分割,弥合了区域资源差距,这种市场整合效应助推企业在更广阔空间内寻找优质投入品。第二,钱俊伯和白艳萍(2024)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提高了政府透明度并强化外部监督,显著抑制了企业寻租行为,促使资源从非生产性活动转移至生产性活动,营造了公平竞争环境。宏观经济环境的整体优化,促使企业得以摒弃低价成本竞争,专注于产品品质的升级。
本文将在现有文献基础上进行拓展与研究,尤其是探究了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如何影响中国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及内在机制。对目前尚未充分讨论公共数据平台建设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点。第一,拓展研究视角。将研究焦点从宽泛的数字经济收束至公共数据平台,首次系统评估这一政策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丰富了研究视角;第二,强化实证识别。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精准识别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因果效应及传导路径,并结合区域与企业异质性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提供经验依据。
三、公共数据平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内在机理
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涉及生产效率跃升、成本结构优化以及市场需求匹配的系统工程。本文认为公共数据平台主要通过以下两条核心机制赋能出口产品质量。
(一)数据要素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企业出口表现的根本动力。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中的要素非竞争性视角,数据要素具有区别于资本和劳动的独特经济属性。Jones&Tonetti(2020)的研究指出,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即数据的广泛共享与重复使用不会损耗其价值,反而能通过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传统的市场环境下,数据往往被分割在不同的行政部门与企业内部,形成“数据孤岛”,抑制了其要素价值的释放。公共数据平台作为政府主导的数据要素供给基础设施,打破了这一困境。郭家堂(2025)的研究指出,公共数据平台通过释放大量标准化数据,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要素投入约束,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一步地,张吉昌与龙静(2024)发现,这种公共数据的集聚效应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营商环境,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高质量创新。彭远怀(2023)则发现政府数据开放能够通过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增强企业能力,促进高质量创新三条路径从而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鉴于此,本文认为:公共数据平台通过汇聚和开放数据资源,优化了资本、劳动与技术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有能力生产高质量产品。因此,公共数据平台为出口质量升级提供了内生动力。
(二)制度性成本降低与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
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固定投入成本。根据信息搜寻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国际贸易中存在着因地理距离和制度差异引发的严重信息摩擦。Allen(2014)在研究中指出,信息搜寻成本是导致市场分割和贸易效率低下的主要障碍,高昂的信息获取成本直接构成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门槛。公共数据平台具有显著的“公共品”属性,在降低企业固定成本方面发挥了替代作用。一方面,平台提供的一站式政策法规与行业标准信息,大幅降低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李佳林等(2021)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门槛,从而提升了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与能力。另一方面,王海等(2024)指出,公共数据平台改善了竞争环境并缓解了信息摩擦,使得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维持运营。鉴于此,本文认为:公共数据平台通过数字技术降低企业信息搜寻成本,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从而使企业能在同等约束条件下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
四、实证研究设计
设定出口产品质量为因变量,公共数据平台开放状态(处理组和对照组)和时间交互项为自变量,目前,上海和北京在2012年先行试点建立公共数据平台,后续各省市陆续建设公共数据平台,本文将根据建设公共数据平台的城市区分对照组和实验组,构建以下多时期DID模型:
Qualityfti=α+β(Time×Treati)+ ∑ Controls+ 
其中 Qualityfti 表示城市 i 企业 f 在时间 t 的出口产品质量;(Time×Treati) 是核心解释变量 DID,表示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Controls 是控制变量,δ 为时间固定效应,;μ 为个体固定效应。
(一)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公共数据平台开放 * 时间”,具体而言,公共数据平台的上线时间作为政策冲击,虚拟变量则表示平台开放的状态。 引入公共数据平台上线的虚拟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用以测度公共数据平台开放对企 的影响。具体而言, 公共数据平台的上线时间作为政策冲击,虚拟变量则表示平台开放的状态(0 为未开放,1 为开放)。通过该交互项,模型可以识别出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公共数据平台开放是否对企业的产品质量 显著影响,从而推断出公共数据平台的建设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动态影响路径。
(二)被解释变量
借鉴施炳展等(2014)的研究,代表 f 企业在 t 年在城市 i 向 c 目的地出口产品 j 的数量,满足以下回归方程,运用残差测算产品质量:
lnqfitcj+σlnpfitcj=xj+xct+εfitcj
其中 q 和 p 分别为 t 年省份 i 的 j 产品在出口目的国 c 的需求量和价格 xj 为 HS6 位码产品固定效应;x 为目的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qualityfitcj=εfitcj/σ-1
企业的每种产品出口质量就是估计出的残差 εfitcj 除以 σ0-1 ,若替代弹性 σ 的值已知,产品替代弹性
参考Fan et al.(2015)的做法,便就可以计算出产品的出口质量。然后产品质量标准化:

我们得到了企业—城市—年份—产品—出口目的地的五维观测值。
为了得到企业—年份—城市三个维度的出口产品质量 , 本文使用出口价值份额作为权重将产品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加总到企业层面, 计算公式为:

此时即可获得i 城市的企业f 在t 时期的出口产品质量。
控制变量
为了降低因遗漏变量 企业的年龄意味着在市场上的生存时间 提升,因此选取企业年龄 业往往 能发挥规模优势 业总资产的对数值作为企业 也存在失败风险,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之 业往往更具实力,更有资 其产品质量也可能够高, 市场前景,有动机去提升产品质量赚取利润,选用总 owth) 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 2000 年 -2015 年的上市公司。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 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同时 , 为保证实证结果可靠 , 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清洗:第一 , 剔除已退市的上市公司 ;第二 , 剔除 ST、∗ST 的上市公司,第三,剔除金融类、保险类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第四,剔除部分财务异常的公司。部分缺失值使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四、双重差分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公共数据平台作为政府所推动的公共数据资源制度建设的重要工具,是促进企业核心能力平稳发展,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的有效工具平台。本文运用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模型(1)—(3)均为双向固定效应下控制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依次加入企业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研发投入、托宾 Q、总资产净利率、总资产增长率。从结果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公共数据平台建设都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这一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性的提升。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是双重差分估计的前提,在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公共数据平台建设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时,需要满足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共同趋势假定。
图1 汇报了政策实 95% 且汇报了当被解释变量为qua 时,公共数据 上海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实施 量含义与前文模型保持一致。 期,并以政策实施前 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不 。在公共数据平台建设 生效。从整体动态效应来 显著异于0,且出现成上升 质量提升的效果逐渐显现。综上所述, 作用,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五、稳健性检验
(一)安慰剂检验
在分析公共数据平台建设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时,可能存在一些未被观察到的因素或虚假的相关性。某些无法观测的城市特征也可能会导致基准回归结果出现偏差,安慰剂检验能够帮助排除这些外部干扰因素造成的虚假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参考刘满凤和陈梁(2020)的方法,选取随机生成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本文从总研究样本中随机抽取城市作为虚拟处理组,并对安慰剂检验的随机过程重复了 500次检验,结果如图所示。伪回归下的伪回归系数以 0 值为轴对称分布,并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且伪回归系数数值集中于 -0.01 至 0.01 之间,显著异于基准回归结果 0.021,因此通过安慰剂检验,且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图2 安慰剂检验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本文的样本期内存在众 混淆本文的回归结果。因此,本文手动搜集了3 智慧城市建设同属提供新型城市数字公 表 2 列(1)中 did 的系数仍然显 的效应不受智慧城市政策冲击的影响 要环节,因此本文将宽带中国与 而宽带中国试点的系数不显著,
影响。第三,跨境电子商务 表 2 列(3)中 did的系数仍 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不受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 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2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六、异质性分析
(一)区域异质性
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在制度环境、市场化进程及数据要素流转机制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各地区公共数据平台的政策红利释放可能具有非均衡性。为了更深入地考察平台建设赋能的效应,本文进一步根据企业注册地的地理区位特征,将全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组回归检验,以探究该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异质性结果如表 3 所示。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对东部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而中西部的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对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外部数据市场差异。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数据要素质量更高更标准。虽然中西部地区也已上线了公共数据平台,但中西部地区部分平台可能仍处于基础建设期,数据的可用性和质量较低。二是企业能力的差异,东部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更高,更能吸收数据要素进入企业生产之中,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助力。
表3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七、机制检验
(一)生产率效应
根据前文理论,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为了验证公共数据平台建设是否通过“生产率效应”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选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机制变量进行检验。考虑到TFP 测算的敏感性,本文同时采用了 LP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对应表 4 的列(1)。在列(1)的回归结果中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对用 LP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能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表明该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企业生产率

固定成本效率效应
现有文献指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受固定成本使用效率影响。为了验证公共数据平台是否通过这一“固定成本效率效应”赋能企业,研发效率表示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参考苏丹妮等 (2018) 的方法使用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一般来说,企业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企业的商标权、专利权等,因此与企业的研发行为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发现公共数据平台在 1% 的水平下对企业固定成本使用效率有正向影响,根据前文研究可以得到固定成本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表5 固定成本使用效率

八、政策结论
基于本文实证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数据要素供给,畅通“产—销”信息渠道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针对生产率效应,政府应致力于打破制造端与贸易端的信息壁垒,构建生产需求一体化的公共数据枢纽。通过引导企业利用大数据分析全球趋势,实现“以需定 j* ,优化生产流程并降低边际成本,缩短产品迭代周期。第二,深化数据场景应用,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门槛与交易成本。针对固定成本效率效应,推动平台从单纯的数据汇聚向“场景赋能”转型。一方面,建立垂直领域的“外贸数据专区”,整合多维数据为企业提供精准的市场预测与信用评级;另一方面,借鉴区块链溯源模式构建数字信任体系,通过全流程可视化解决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倒逼企业从“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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