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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静态保护"到动态活化”:奉国寺文化遗产的传承困境与突破路径
、奉国寺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与保护现状
奉国寺位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修建于辽开泰九年(1022 年)。奉国寺是当时辽代皇族为了纪念母亲所建造的一座佛寺,是一座具有深厚皇族背景的佛寺。奉国寺屹立于辽西地区逾千年不倒,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奉国寺样貌基本保持了的历史原貌。奉国寺同样也是一见证历史的建筑,中记载“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从统制苗傅以其军八千人驻奉国寺。”《宋史》中亦有“帝怒稍解,仍令禁锢于奉国寺,凡六年,艰苦万状。”通过《辽史》的记载,可见,奉国寺作为一座古老的建筑见证了许多历史兴亡,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一)奉国寺的历史沿革与文化价值
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1022 年),距今有将近 1000 多年的历史。在这千年的历史兴衰中,奉国寺屹立不倒。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有关奉国寺的修缮与扩建主要是在金熹宗天眷三年(1140)和皇统元年(1141)。而我们现在所见的奉国寺在1141 年之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它的原貌以较为完整的形式展现在世人的眼前,让世人感受其独有的魅力。
时至今日,奉国寺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活力,现在很多高校为了能够感受到辽代的历史文化,会举行相关的研学活动并有讲解员来为大家讲解,我们可深深感受到奉国寺的文化价值。奉国寺的历史文化会让我们感受到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民族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也让我们体会到在战火纷争的年代下也能感受到文化的余温。
(二)奉国寺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
文化遗产随着我国文旅保护事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奉国寺的“静态保护”也在近几年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奉国寺的“静态保护”除了在建筑设施的修缮以外,还在一些文化传播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在建筑设施保护方面,奉国寺每年都会找相应的人员对奉国寺进行相应的整体性保护与维修。在文化遗产领域,整体性保护理论发轫于 1964 年《威尼斯宪章》中的“古迹整体保护”概念 ,该宪章明确指出“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较早确立了将环境视为文化遗产保护内容的认知基础。所以,对于奉国寺的“静态保护”也是适用的。奉国寺可以说在建筑设施保护方面做了足够的努力让奉国寺的原真性体现出来。这对于其他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实践也是一个借鉴与参考。
奉国寺在文化传播的保护实践上也做了足够的努力。奉国寺在大雄宝殿左下侧有几家关于奉国寺的文创商店,这几家文创商店的共性是:各种商品的图案、元素以及反映的核心精神都是关于奉国寺的。奉国寺具有丰厚的传统图像资源,选取最具特色的传统纹样,从中提炼代表性符号元素,运用现代设计手段,融入时尚、创新的因素,兼具适宜的使用功能,提升产品自身价值,力求将奉国寺的传统文化艺术通过文化创意产品这一载体,重现其应有的价值所在。这就让奉国寺的文化魅力以间接的形式得以流播与传承,甚至这样的效果要比以口头讲解那种直接灌输的形式效果要好很多。通过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自然资源和历史底蕴,开发具有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能够有效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三)“静态保护”模式下奉国寺遗产保护的成效与局限
奉国寺在进行“静态保护”的过程中所花费的费用和做出的努力对奉国寺有了极大的收获。有了“静态保护”的实践,让奉国寺的原真样貌得以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在实践下,奉国寺吸引了很多的中外游客到此参观,游客量的增加就会带动相应的经济发展,例如:餐旅行业、服装行业等等。还有奉国寺的文化产业,上文提到,文创产品设计的灵感来自于奉国寺的文化元素,而文化产业做的好也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为奉国寺带来更多的游客量,二者的相互促进与循环可以让奉国寺焕发更大的活力。二者在某种角度来说是共生共存的。“静态保护”模式下更多的是展现奉国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静态保护”模式之下的奉国寺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这种实践模式之下的奉国寺更加注重的是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做出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足够的创新点来让奉国寺拓展更多的业务范围。通过查阅前人研究成果与奉国寺保护当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奉国寺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知名度较小。二是奉国寺可能会局限于传统古老的保护方式,保护的创新点不多。三是奉国寺的独特性不够标新立异。若将这三个问题逐一的解决,那么奉国寺的“静态保护”会转移到“动态活化”的路径上来。
二、奉国寺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到“动态活化”的现实困境(一)静态保护的路径依赖与活化认知偏差
奉国寺作为辽代皇家寺院、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以“抢救第一、保护为主”为核心原则,形成了以物理封存、被动看护为特征的静态保护模式。这种模式在文物本体安全维护上成效显著,通过禁烟禁火、最小干预修缮、专业修复工程等措施,有效延缓了大雄殿木构、泥塑彩绘、元代壁画的自然损耗。但长期固化的保护理念,导致管理主体与社会层面普遍存在“重保护、轻利用”“怕活化、惧破坏”的认知偏差,将“动态活化”简单等同于商业开发,担忧过度利用会损害文物原真性,进而对活化探索持保守、审慎甚至排斥态度。
同时,部分认知走向另一极端,将“活化”窄化为旅游开发、香火经济,忽视奉国寺辽代建筑、佛教艺术、民族交融的核心文化价值,试图以简单商业化替代深度文化传承,陷入“活化异化”误区。这种认知两极分化,使得奉国寺在“静态保护”与“动态活化”之间缺乏平衡共识,难以形成“保护为基、活化赋能”的协同理念,成为转型首要障碍。
(二)价值认知碎片化与当代转化不足
奉国寺的价值体系涵盖建筑、艺术、历史、宗教、社会等多重维度,但当前价值认知呈现碎片化特征:文物部门侧重建筑与文物本体的历史艺术价值,文旅部门侧重旅游经济价值,地方政府侧重公共文化与城市名片价值,缺乏系统性整合。这种碎片化认知导致活化利用难以精准锚定核心价值,要么局限于文物陈列、观光游览的浅层呈现,要么脱离文化内核进行功利化开发,无法实现传统价值与当代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
此外,对奉国寺所承载的辽代民族交融、营造技艺、宗教世俗化等深层文化内涵挖掘不足,未能将其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传播的当代文化产品,使得千年遗产与现代生活脱节,难以激发公众的文化认同与参与热情,动态活化缺乏价值内核支撑。
(三)文物本体的自然损耗与不可逆风险
奉国寺历经千年岁月,文物遗存面临严峻的自然老化问题:大雄殿作为中国现存最大辽代木构建筑,木构件受温湿度变化、虫害、结构应力影响,存在梁柱走闪、斗拱残损、木材质变等隐患;殿内七尊大佛、十四尊胁侍菩萨及元代壁画,出现彩绘脱落、泥塑开裂、壁画起甲龟裂等病害,部分壁画因修复难度大,自 2002 年立项后至今未确定完整修复方案;鸟类排泄物、粉尘堆积等外部因素,进一步加剧文物损坏,且常规清理方式易造成二次损伤。
文物本体的高度脆弱性,决定了奉国寺的活化利用必须以严格保护为前提,任何空间改造、功能调整、人流导入都可能带来不可逆破坏,这使得动态活化的空间边界、承载容量、实施方式受到极大限制,形成“保护越严格,活化越受限”的现实矛盾。
(四)保护技术与专业力量的双重短板
基层文物保护专业力量薄弱是奉国寺面临的突出问题:义县文保团队人员老化、年轻专业人才匮乏,缺乏壁画修复、木构加固、彩绘保护等高端技术人才,省内尚无具备奉国寺壁画修复资质的专业机构,核心修复工作需依赖省外团队,技术响应与持续维护能力不足。
保护技术层面存在明显局限:预防性保护体系不完善,环境监测、病害预警、数字化存档等技术应用滞后,难以实现文物状态的实时监控与科学干预;传统修复技术与现代科技融合不足,壁画、泥塑的修复材料与工艺难以兼顾原真性与耐久性;数字化保护虽已启动,但三维建模、数据库建设等成果尚未有效转化为活化利用资源,技术赋能效应未充分发挥。技术与人才的双重短板,既制约了静态保护的质量,也阻碍了动态活化的创新探索。
三、机制困境:管理体制的碎片化与运营模式的僵化
(一)多头管理与权责失衡
奉国寺的保护与利用涉及文物、文旅、宗教、住建、财政等多个部门,形成“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的体制格局:文物部门负责文物本体保护,文旅部门负责旅游开发与宣传,地方政府负责统筹协调,各部门权责边界模糊、协同机制缺失。这种碎片化管理导致政策执行脱节、资源配置分散,保护规划与活化方案难以衔接,出现“保护部门管不好利用、利用部门管不好保护”的困境。
同时,基层管理单位权限不足,奉国寺的修缮立项、资金使用、业态调整等重大事项需逐级上报至国家文物局审批,流程繁琐、周期漫长,难以适应动态活化的灵活调整需求,错失发展机遇。此外,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不畅,民间资本、专业机构、志愿者团队等难以有效介入保护与活化工作,形成“政府单打独斗”的单一治理模式。
(二)资金投入不足与运营造血能力缺失
资金是奉国寺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活化的核心瓶颈:保护资金高度依赖财政拨款,来源单一且总量有限,难以覆盖木构加固、壁画修复、数字化保护等高额成本,部分保护项目因资金短缺推进缓慢;活化利用资金投入不足,文创开发、研学基地建设、数字展陈打造等缺乏持续资金支持,难以形成规模化、高品质的活化业态。
运营层面,奉国寺长期依赖门票收入,盈利模式单一,造血能力薄弱:文创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核心IP与创意设计,附加值低;研学、文化体验、夜间经济等新业态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稳定收益;宗教功能弱化后,未能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场景,无法实现“以利用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陷入“保护缺钱、活化无力”的恶性循环。
四、实践困境:活化业态的浅层化与传播效能的不足(一)活化业态单一与体验深度缺失
当前奉国寺的活化利用仍停留在浅层观光层面,业态单一、体验不足:参观以静态游览为主,缺乏互动性、沉浸式体验项目;文化活动以庙会、节庆展演为主,形式传统、内容固化,难以满足年轻群体需求;东宫、西宫改造的文化会客厅、研学中心等空间,功能利用不充分,未形成常态化、品牌化运营。
同时,活化业态与文物保护存在冲突:为保障文物安全,严格限制人流密度、参观动线与活动形式,导致体验场景受限;部分业态开发缺乏科学规划,与奉国寺辽代文化内核脱节,如商业化餐饮、低端文创等,破坏文化氛围,引发“过度商业化”争议。这种“浅层化、同质化、冲突化”的业态现状,无法实现动态活化的核心目标——让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
(二)传播体系滞后与品牌影响力薄弱
奉国寺的文化传播存在渠道单一、方式传统、效能不足的问题:线下传播依赖景区讲解与地方宣传,覆盖面有限;线上传播虽有直播、短视频等尝试,但内容同质化、专业化不足,缺乏系统性运营,难以形成持续传播力;对《一代宗师》《黑神话:悟空》取景等热点IP的利用不充分,未能转化为长效品牌效应。
此外,传播内容侧重文物外观与历史背景,对辽代建筑技艺、民族交融故事、营造智慧等深层内涵解读不足,难以引发公众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品牌定位模糊,缺乏统一的视觉形象、传播口号与IP体系,在全国文化遗产中辨识度不高,影响力局限于区域范围,动态活化缺乏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
五、社会困境:文化传承的断层与公众参与的不足(一)传承主体断层与文化生态弱化
奉国寺所承载的辽代营造技艺、佛教仪轨、地方民俗等活态文化,面临传承主体断层危机:传统技艺传承人老龄化,年轻一代传承意愿低,营造技艺、彩绘工艺等面临失传风险;宗教功能弱化后,相关仪轨传承中断,文化生态完整性受损;地方民众对奉国寺的历史文化认知浅薄,仅将其视为旅游景点,缺乏文化守护意识。
文化生态的弱化,使得奉国寺的动态活化失去本土根基,难以形成“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社会守护”的传承氛围,遗产保护与活化沦为专业机构与政府的“独角戏”,缺乏可持续的社会动力。
(二)公众参与不足与文化认同薄弱
公众参与渠道狭窄是奉国寺活化利用的重要短板:普通民众、学生群体、文化爱好者等缺乏参与保护、研究、传播的有效途径,志愿者服务、研学实践、文化共创等机制不健全;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不足,存在随意触摸、违规拍摄等行为,增加保护压力。
同时,奉国寺的文化价值未能有效融入地方教育、社区生活,青少年群体对辽代历史、古建文化的了解匮乏,文化认同薄弱;外地游客多为“打卡式”游览,缺乏深度体验与文化感知,难以形成口碑传播与持续关注,动态活化缺乏广泛的社会参与基础。
参考文献:
[1]《宋史》卷 25《高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56 页。
[2]张颖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平衡悖论及破解路径》,《中国文物报》2024 年 1 月 12日,第 5 版。
[3]徐拥军,陈晶晶:《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的理论溯源与模型构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 年第1 期,第73 页。
[4]沈晓东,《基于奉国寺文化遗存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美术大观》2017 年第5 期,第 115 页。
[5]单霁翔:《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3 期,第6-15 页。
[6]张颖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平衡悖论及破解路径》,《中国文物报》2024 年 1 月 12日,第 5 版。
项目名称:光影交错间,聆听奉国寺的千年回响项目编号:S2025101670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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