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库在现代社会分工中承担着人类生产知识和思想的重要职能，是推动各国、各民族、各文明之间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本文从国内外学者对智库的认识视角，梳理了关于智库的内涵、功能、运行机制，梳理了教育智库的内涵、功能、运行机制，以期对国内教育智库、尤其是新型高校教育智库的建立运行和发展前景有所启示。

关键词：智库；教育智库；内涵；功能；运行机制

一、智库研究：内涵、功能与运行

智库作为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在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也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智库参与政策决策过程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西方学术界对智库的研究主要围绕政治学研究路径、政策过程研究路径、知识运用研究路径（朱旭峰，2007），在探讨智库对政策过程影响的研究中，学者通常采用多元主义模型、精英主义模型、多源流模型等理论模型（段宝强，2009），研究的方法也不再局限于质性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广泛采用问卷、数据比较等方法以加强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智库的研究开始转向现实层面，越来越多学者关注于智库的运作、功能等方面。

自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森（Paul Dickson）提出“智库”概念并展开研究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智库的特性与功能展开了大量研究。研究数据表明，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会力量参与政策决策的积极性增强，人们对于智库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英美等西方国家，当然，这也与智库自身的发展和成熟密切相关；相较之下，国内学者对于智库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推进。

1.智库的内涵：关于特征的讨论

在对智库的研究中，学者首先围绕智库的涵义展开探索，尤其是智库的性质。早期的学者关注于智库的机构定位与主体。保罗·迪克森（1971）认为智库存在三个特性：第一，智库是一个长期的组织，而不是为了某一目标组成的暂时性机构；第二，智库的目标是在政策制定和科学研究之间搭建桥梁；第三，智库是科学方法论取向的。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学者在沿袭迪克森观点的基础上，围绕智库是否是“独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展开了长期讨论。韦弗和麦甘（Weaver& Mcgann，2000）提出智库是独立于政府和其他各类利益团体之外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研究机构；哈特维希（Hartwig Pautz，2012）对韦弗和麦甘的定义进行逐一分析后，提出智库的两项特征：非政府性和独立性，但对于智库否应具有“非营利”的特点，他认为不可一概而论。近几年来，学者则更关注于智库的功能定位。韦登鲍姆（Weidenbaum，2010）将智库定义为为了调查、提出复杂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组织、专家或者研究者；在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 2014）看来，智库是公共政策研究、分析机构，并针对国内与国际事务展开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与建议，从而为政策制定者与公众做决策服务。

国内学者同样围绕智库是否需要具备“独立、非营利、非政府”性质展开了讨论。吴康宁（2014）提出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关键是不“独立”，尤其是在独立存在、独立研究和独立表达等方面所受的限制严重阻碍了中国智库走向成熟。相反，赛明成（2000）则认为西方学者对智库的理解不能简单地适应中国的环境，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出调整，他提出中国智库成立拥有“使领袖政治地位合法化、帮助领导为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问题提供更好解决方案”等目的，是独立于官方机构与独立机构之间的、职能是过滤信息和为政策辩护并介绍新思想的机构，因而不能简单地用“独立性”来要求中国的智库。与严格要求智库的独立性不同，薛澜和朱旭峰（2006）认为“只要某个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咨询的机构在行政上不属于政府机关且独立运作（主要根据其是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该组织就可以认为是智库”，按照他们的定义，中国国内诸如社会科学研究院、高等院校等均可被认为是智库，智库不可能完全斩断与政府的联系，现实也需要其同政府有所关联。可以看出，学者普遍赞成智库的“独立从事研究”特点，然而对于智库是否必须是独立于政治体制外的组织，并未达成共识。

2.智库的功能：基于分类的功能研究

不同类型的智库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学者们对于智库的功能研究主要基于分类的视角。学者们将智库视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如乔治娜·穆雷和道格拉斯·帕切科（Geogina Murray & Douglas Pacheco，2004）主张智库应在混乱的大环境中充当守门人的角色；薛澜（2014）提出，智库在推动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中具有“发挥政府理性决策外脑的职能、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念有冲突时成为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职能。

影响政策决策与执行是智库行使“第五种权力”的核心途径，因而学者们对于智库的功能研究多从此角度出发，并在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论证与建议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就影响政策的路径与影响政策类型的不同，学者展开了围绕智库的分类研究。1989年，韦弗提出将智库分为三种类型： 以研究为导向的机构、以接受合同（委托）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倡导型智库。2002年，阿贝尔森（Abelson， D. E.）在韦弗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遗产型智库”和“政策社团”两种类型。2009年，美国宾州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又将智库分为“政策制定型、政党代言型、影子型、学者型和社会活动家型”五种类型。

另一类分类标准是智库的主体定位。丁煌（1997）将美国的智库划分为四类：官方咨询研究机构、半官方咨询研究机构、民间咨询研究机构、大学咨询研究机构等；许共城（2010）认为欧洲智库与美国智库不同，拥有其自身的特点，英国一般有工程咨询类、技术服务咨询类和管理咨询类三种智库；德国有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兼有投资功能的咨询机构、以技术转让为主的咨询机构和纯盈利性的咨询机构等；在前人的基础上，薜澜和朱旭峰（2006）结合中国实情，将中国智库分为事业单位法人型、企业型、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和大学下属型四种类型。

3.智库的运行：如何参与政策决策

智库旨在通过影响政策进而发挥“第五种权力”，而不同国家的智库在参与政策决策中采纳着不同的路径，学者也正是透过智库参与政策决策的各类案例来分析智库的内在运行与功能发挥模式。

最早的智库研究者迪克森（1971）将关注焦点落在兰德公司的起源与发展上，尤其是分析兰德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中与政府构建的不同关系模式，进而解释其参与决策的过程；在迪克森的基础上，阿贝尔森（2009）采用国际比较的分析路径，对比了美国、加拿大两国智库的运行模式，提出智库主要通过影响公众舆论、吸引公众和决策者注意力来实现各项功能。安淑新（2011）从组织运行的角度，探讨智库运行的人、财、物基础，她认为开放竞争的选拔机制、多学科交叉的矩阵研究机制、客观严格的考核激励机制和完善的人才培养交流机制是保障智库人才选拔和使用的关键；基金会的支持、个人的捐赠、政府的支持、公司的赞助或其他渠道构成了智库的资金来源。

不同国家的智库具有不同的参与政策决策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官员有智库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智库成为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同时拥有丰富政界经验的人进入智库进一步强化智库咨询服务的人缘资源和实效（许共城，2010）。而就美国产生“旋转门”机制的原因，王莉丽（2010）将其归纳为“政治文化创造了思想基础、政治体制提供了旋转空间、相对独立性保证了持续运转”。

二、教育智库研究：功能与案例

较之于智库的研究，学者对教育智库的研究与关注少了很多。通过文献检索得知，最早的教育智库研究始于1975年，但在之后的23年间无人问津，直到1998年开始，才逐步有学者展开教育智库的研究，尤其是2003年之后，有关教育智库的研究数量进入较快增长时期。学者对教育智库的研究与智库研究不同，更关注于教育智库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的功能以及参与的模式，而对教育智库本身的研究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智库是智库的一类，其内涵与智库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因为国际、国内顶尖的教育智库不多，因而专门的教育智库研究较少。

1.教育智库的功能研究：提供教育政策建议

教育智库在教育政策决策中的参与是学者研究教育智库的主要关注点，而在此类研究中，学者并未对教育智库的定位有严格限制，而是放眼所有智库，以参与的政策是教育类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的边界。

黄忠敬（2009）将美国的教育智库划分为政府性质（如美国联邦教育部的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公司性质（如兰德公司）、社团性质（如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和大学的智库（如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他认为教育智库对政府和决策者的政策制定、社会和大众舆论等均有重要的影响；李晓军（2007）对美国教育智库的功能方面，提出了“培养和储备人才”的功能，他认为美国教育智库未来“将在教育政策研究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等发展趋势。谷贤林和邢欢（2014）对美国教育智库分类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关注教育问题的综合性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二是专门进行教育政策研究的智库，如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on Education Policy，CEP）；三是由高等学校结成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或政策联合体。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集中关注于教育智库在某些教育领域内参与政策的情况。吉拉德（Girard N. J.，2004）研究了教育智库在护士教育方面做出的努力，包括理清护士教育的传统与现有的范式，并进一步提出智库如何在提高护士知识、技能和价值观水平等中发挥作用的建议；米歇·亨伯特（K. Micha Humbert，2012）将其关注点放在公共教育使命与六份教育智库的教育改革报告之间的对比，通过文本整理与分析，他得出这些智库普遍更关注经济因素和教育公平，而忽略了政治和社会公正。

2.教育智库的案例研究：国际比较视角

戴安·斯通（Diane Stone）是进行智库国际比较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将智库影响政策的过程当做知识生产的过程，认为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构建更强大的知识生产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对各国的智库参与政策决策的过程进行比较。在斯通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展开了针对特定教育智库的国际比较案例分析。美国作为智库、教育智库最发达的国家，其教育智库受到的关注最多。

穆晓莉和黄忠敬（2009）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为例，从人员构成、资金来源、研究领域和影响政策的主要途径等方面入手研究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的运行机制。王保星（2014）剖析了20世纪的“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总结出其具备的基本特质，即独立自治、源于实践、主题明确和主动作为等。谷贤林（2013）以美国教育政策中心为例，探讨其对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总结出“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借助大众媒体影响政策、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智库研究与政府决策对接”等方式。

此外，部分学者对欧洲、澳洲等地区的教育智库展开了分析。郭婧（2014）以伦敦大学教育学院（IOE）为例分析了英国高校教育智库运作模式及资源保障，总结出IOE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扎根城市中心，推动教育发展；拓展服务平台，提升国际教育咨询影响；树立智库典范等。德国有两类主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智库，一类是隶属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另一类是基金会成立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主要承担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应用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管理研究、高等教育信息化辐射”等功能（袁琳，2014）。

三、国内教育智库研究现状：一个亟待关注的领域

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列举了55个全球顶尖教育政策智库名单，其中美国智库占比最高，达到24%（13个），中国仅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榜，位列第15位，可见我国的教育智库建设任重道远。梳理已有的关于国内教育智库的研究，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还处于倡导、展望的阶段，真正开展实证研究并致力于改进教育智库机构建设的研究却很少。

新型教育智库是一般智库的特殊化，是一种重要的智库类别，是主要围绕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间关系，为国家教育领域的战略布局和重大改革发展提供决策服务的研究型专业化的决策支持机构；需要具有强烈的国家使命，客观的研究立场，专业的意识与精神，开放的协同创新。[2]（庞丽娟，2015）庞丽娟（2015）进一步提出建设新型教育智库的几项建议，即需要明晰定位，服务国家战略；开门办库，打造一流团队；开放、灵活的人事组织与管理制度；构建与智库相适应的成果孵化与形成机制等。周洪宇（2015）认为建设我国新型教育智库需要有全球视野、中国特色、专业能力，且是实践导向的，具体而言需要推进研究人员转型、研究内容转型、研究技术转型、成果应用转型和科研组织形式转型等；在运行机制方面，提出建设协同创新机制、快速反应机制、课题选题机制、科研组织机制、成果审核机制、激励导向机制、项目管理机制和数据支撑机制[3]。田慧生（2016）认为，我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需要增强战略意识，服务国家决策需要；明确分类定位，以多元发展激发活力；加强内涵建设，完善运行机制；加快成果转化，注重时效性；顺应时代趋势，融入全球视野等；且需要进一步发挥“思想库”、“智囊团”、“设计师”、“宣传队”的作用”[4]。

综上所述，不同政治体制、社会环境下的智库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进而对中国智库的功能描述及分类不能笼统地照搬西方国家，而是需要在系统梳理国内智库的基础上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对智库功能理解的不同会使学者对智库的分类各异，但在提供各类建议（如政策建议、技术建议、管理建议等）、服务需求（市场需求、政府需求、社会需求等）、人才储备与培养等功能方面，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然而，受制于智库概念与内涵的不明晰，加之国内有关智库的管理制度不健全，尤其是针对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缺失，使得学者目前难以对中国智库展开大范围地、更为全面的研究。整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中国智库发展的研究是站在政府部门的立场上展开的，尤其注重对公共政策咨询类智库未来发展的研究，而很少关注除国家宏观政策咨询智库以外的其他类型智库，特别是对民间智库发展的研究，也对智库健康发展所要求的社会、市场环境有所忽略。

国内学者对教育智库“跨学科、实践导向、信息资源建设”等特质达成了共识，也明确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一方面提出结合实际建设中国教育智库，另一方面也指出建设道路的艰辛与不易。我国对教育智库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多集中与国际比较、国际经验引进等介绍，对国内教育智库建设的研究也大多概而论之，缺乏基于实证的中国新型教育智库建设路径与策略研究。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因此，探索、建立教育智库需要思考其与综合性智库的区别，尤其要考虑高等学校智库的特殊性。我国教育研究机构如果要想担当起教育智库的责任，需要重新思考已有的定位，突出特色的问题亟待解决，同时如何确立自己的研究范式与运行模式也是其面临的现实问题。

结语

《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明确提出，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为推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高等教育研究智库既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进行高等教育决策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破解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所面临的难题与挑战，迫切需要一批高水平、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研究智库。

目前，许多高校的智库大多是高校内设的高等教育学术机构，履行着高校智库功能。将现有高等学术研究机构改造或转变为智库，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和过程，更需要许多条件如经费保障、人才培养、体制机制、资源整合、协同创新等。但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者说智库“命题作文”较多，成果多是修补式、解释式的，研究还过于偏重学理，而且以个体式研究为主，缺乏协同攻关。而新型智库研究的问题多是综合性的，需多学科、多单位联合才能高质量完成。此外，研究许多重大、复杂和综合性问题，需要大量的事实、数据为依据，但目前，许多政府部门的数据不仅向社会开放度不够，而且内部用于政策研究的开放度也不够，这就影响了不少智库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应用性。再有，通常一些政府部门的信息也呈“孤岛”状态，尚未有效关联，这对于智库的研究工作也是非常不利的，这些状况的改变，需要系统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智库的运行模式、协作机制、网络平台、人才培养与投入保障机制等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田慧生．加强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J］．教育研究，2015（ 4）

[2]庞丽娟．我国新型教育智库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J］．教育研究，2015（ 4）

[3]周洪宇． 创新体制机制，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J］．教育研究，2015（ 4）

[4]田慧生．当前教育智库建设的形式、方向与思路［J］．中国教育学刊，2016（ 11） ： 1－6．

第一作者：李定坤（1980-），男，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作者：王顶明（1980-），男，湖南岳阳人，清华大学博士、博士后，兰州文理学院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第三作者：朱晶（1985.08-），男，湖南岳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专项项目《湖南省新型高等教育智库建设研究》（18YBJ08）、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1C0706）“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创新的激励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