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在禁酒运动和妇女参政运动的推动下，英国出现了大量的茶室，本文将从格拉斯哥茶室特别是杨柳茶室来探讨女性作为茶室的经营者、设计师以及消费者，将私人定制的室内设计所具有的统一美学风格带入到公共空间的尝试，这些“像家一样”的茶室有助于探讨在20世纪之交时女性如何构建其性别身份，以及女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关键词：格拉斯哥；杨柳茶室；女性；公共空间

“格拉斯哥非常适合茶室。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实惠，更受欢迎或经常光顾。”这是《建筑商杂志与建筑记录》（The Builder’s Journal and Architecture Record）在1903年的报道，在世纪之交时格拉斯哥茶室已非常流行。茶商凯瑟琳·克兰斯顿（Catherine Cranston）在这一时期的茶室浪潮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她曾委托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和玛格丽特·麦克唐纳·麦金托什（Margaret Macdonald Mackintosh）夫妇为其开设的多间茶室进行设计，包括建筑外观、室内装饰、家具、餐具等多个方面，为茶室确立了统一风格，特别著名的杨柳茶室（Willow Tea Rooms）。这间茶室在2018年翻新后在保留原有茶室的基础上，更发展成一家集展览、零售、教育等为一体博物馆，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国，出现了大量的茶室，从当时的文化语境来看，禁酒令和争取妇女投票权都促使了茶室的繁荣。同时，女性不仅是理想的茶室消费者，而且几乎所有茶室的拥有者都是女性。在世纪之交的茶室运动中，女性无论作为茶室的经营者、设计师，还是消费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风格来看，茶室空间往往舒适且温馨得“像家一样”，这无疑根植于女性与家庭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家庭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语境中、在市场之外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茶室空间既成为寻求社会变革的女性聚会的舞台，又是城市化和商业世界压力下的庇护所。

当历经百年的杨柳茶室在21世纪改造成交互式、沉浸式的博物馆时，它所承载的文化角色又发生了转变，结合各种新的设计理念而重新语境化，同时也改变了公共空间与参与其中的观众之间的能动关系。博物馆对过去的构建和对未来的愿景不仅成为变革的动机，更能够唤起观众的主体身份，开启未来的可能性。

一、茶室的流行：作为女性的公共社交场所与经济独立的手段

随着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重型机械、造船业发达的格拉斯哥也是深受中国贸易影响的英国港口之一。17世纪初中国的茶叶首次进入苏格兰，并迅速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到了18世纪中叶，茶叶已进入到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可以说是众多席卷欧洲的进口商品中最重要的一种，推动了精英和大众消费形式的创新。与当时的小酒馆成为粗鲁的劳动阶层男性聚集的场所相比，喝茶则更多被认为是女性的日常消遣。虽然茶叶很早就融入了英国人的生活，但要到19世纪后期，在公共场所饮茶才成为一项社交活动。那一时期工人酗酒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和英国其他地方一样，格拉斯哥也是禁酒运动的中心，禁酒组织纷纷成立，他们提倡以茶叶代酒精，以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这促使清淡饮食为主的茶室在禁酒运动的高峰时期流行起来，并成为以男性为中心的酒馆的替代方案，茶室为他们提供了聚集和社交的安全场所。到19世纪末，茶室已经逐渐成为苏格兰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19世纪80年代，女性获得更多离开家庭的自由，并逐渐成为茶室的主要消费者。茶室不仅为女性提供了公共社交空间，经营茶室也成为女性寻求经济独立的手段，无论是作为茶室的管理者还是受雇成为茶室的服务员以补贴家用。凯瑟琳·克兰斯顿是茶室运动的先锋人物，也是反对饮酒的禁酒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她在格拉斯哥第一次开设了女性能够独自在公共空间饮茶的社交场所，还雇佣了大量的女性服务员。其第一家茶室开设于1878年，随后几年中她又开设了1897年布坎南大道的茶室、1899年阿盖尔大道的茶室等，特别是1903年的杨柳茶室最为著名。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也曾在德国的《装饰艺术》（Dekorative Kunst）杂志上撰写关于杨柳茶室的特刊，文中称“今天，任何来格拉斯哥的游客都可以在克兰斯顿小姐的茶室里休息身体和灵魂，花几便士喝茶，吃早餐，梦想自己在仙境”。杨柳茶室的影响力，可以说与克兰斯顿非常重视设计和装饰以及食物的选择密切相关，整体化的设计既可以塑造茶室形象，又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多年来她曾与许多艺术家合作，包括年轻的设计师乔治·沃尔顿（George Walton），最为出名的则是与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的长期合作。在委托麦金托什进行设计的项目中，尽管其设计多与妻子麦克唐纳共同完成，但媒体更乐于强调麦克唐纳作为著名建筑师的妻子的身份而非独立艺术家。麦克唐纳所创作的装饰画极具特色，采用耗时的石膏面板技术，她为杨柳茶室所创作的《哦，你们，所有走在柳树林中的人》（O Ye，All Ye that Walk in the Willowwood），其光滑坚硬的表面以麻线作为线条分割，嵌以搪瓷玻璃珠，透过窗户的阳光而闪闪发光，为杨柳茶室营造出独特的氛围。克兰斯顿和麦克唐纳等人，作为经营者或设计师参与茶室设计，使女性能够以直接的方式影响茶室风格，她们尝试将私人定制的家具和室内设计所具备的美学风格带入公共领域。

在麦金托什夫妇为杨柳茶室所作的设计中，既包括建筑的外观、室内装饰，还包括家具、餐具以至服务员的制服，并在整个建筑和室内的设计中都融入了杨柳图案，包括茶杯和茶碟的装饰带，既体现出对于装饰细节的关注，也为茶室创造出统一的风格，将茶室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另外，在空间的划分上设有专门的女士会客厅，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可以在没有男性陪伴的情况下在公共场合见面和社交的场所之一。不大的茶室空间中摆放着麦金托什标志性的高靠背椅，除了极具形式美感，还能够将相邻的桌子分隔开来，使并不大的公共空间具有更多的私密性。在色彩选择上，麦金托什与麦克唐纳使用不同深浅的材料来赋予不同空间更男性化或更女性化的特征，如二楼的男士台球室和吸烟室设计为深色调，而专为女士的茶室的色彩则选用了白色、银色和粉红色。女性消费者可以穿过雕刻有玫瑰、镶嵌着蛋白石的玻璃门，坐在放有紫色天鹅绒软垫的银色椅子上，望向优雅的水晶枝形吊灯。柔和的色彩、自然的图案，无不显示出女性审美特点。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营造出明亮优雅的氛围，为她们提供舒适的用餐体验，在当时广受欢迎。尽管有批评认为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具体的物质设计灌输着性别刻板印象，强化了性别审美品味，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的主体性意识也在影响着设计的呈现，消费者也并非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在世纪之交的茶室中，女性的审美品味确实主导着茶室室内，体现的是完全为女性、并由女性参与的设计。

由于女性与家庭之间的密切关系，茶室的设计也是将根植于家庭中的女性审美带入到公共空间的重要尝试，舒适的茶室空间成为消费者远离城市化和商业压力与紧张的庇护所，女性文化也在这样的物质和视觉空间中建立自己的性别身份。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女性日益感到被剥夺权利的不公正感，她们迫切需要为获得投票权而斗争，妇女俱乐部、慈善机构、妇女参政团体都在茶室举办聚会，作为会议和筹款活动的场所，有助于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团结起来，聚集起变革的力量，这些公共空间与妇女参政运动的密切关系使之成为想要寻求解放的女性的温床，为她们提供了新的聚会和组织的舞台。那一时期的很多茶室、咖啡馆都成为妇女参政论者的热门场所，正如《为妇女投票：斗争的故事》（Votes for Women： the story of a struggle）中所说，“茶室的扩张促进了独立思想的传播，茶室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聚会场所，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方面，争取妇女投票权促使了茶室的流行，另一方面，茶室为女性提供公共社交场所并作为经济独立的手段时，也在转变公共空间与女性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开展，使这一公共空间在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与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像家一样”的茶室空间

虽然人们会理所当然的认为餐厅的风格应该是温馨而舒适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被认为是属于家庭，她们既是家的塑造者，也是其展示的一部分。女性不能够在没有男性陪同的情况下外出就餐，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失去公共社交场所的女性，一开始只能以家里的房间作为茶室，为女性创造能够外出就餐的空间，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影响了茶室空间的设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别分工的“近代家庭”形成，以及对于家庭生活的崇拜（cult of domesticity），是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的产物，使家庭脱离生产性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于是“家”成为压抑的工业化世界的庇护所，家庭被塑造成温馨而舒适、使人放松的私人空间，同时女性需要承担使这一关于家的理想实现的义务。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正是由于茶室的室内装饰往往被设计得“像家一样”，放置普通的木制家具、简单的几把桌椅、怀旧的地毯，提供茶和清淡的食物，为女性提供了外出就餐的机会，同时也为寻求经济独立或补贴家用的女性提供了舒适的工作环境。家庭与女性的密切关系，也塑造了像家一样的茶室空间。

正如家庭的室内装饰要求舒适一样，茶室亦是如此。由于女性被认为与自然具有密切联系，舒适也常常指向与自然界相关联的装饰，如使用自然世界的意象特别是花卉，还有自然材料、有机的曲线、柔和的色彩等，具有这些特征的法国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也因此而常常被称为“女性风格”。麦金托什夫妇等人组成的“格拉斯哥四人集团”（Glasgow Group）受其影响又具有不同的特征，特别是简单的几何造型，他们发展出有机的曲线与坚硬高雅的直线相结合的直线风格，典雅且具有高度装饰性，在杨柳茶室的设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茶室中使用了大量源自自然世界的意象，特别是作为主题的杨柳图案出现在杨柳茶室的整体设计中，无论装饰画还是瓷盘的蓝色边框饰带，以及大量的花卉图案，例如杨柳茶室的一楼通往茶廊的楼梯，使用粉红色、白色和银色，设计成一个“格子玫瑰园”，屋顶的支撑是树木的形式，拱形天花板挂着银色的灯，这些熟悉的自然意象都有助于创造出舒适的茶室形象。另外，杨柳茶室中放置的灰色的地毯和紫色的软垫也提供了功能上的舒适以及柔软的装饰效果。尽管高靠背椅的设计运用了长直线，需要使用者保持身体直立，从人体工程学角度来看并不足够舒适，但身体上的舒适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定义，茶室空间以及茶室中的物品还承担着中产阶级消费者向他人展现社会身份的功能，通过独特的设计向他人传达信息的同时，完成自我身份认同。因此，世纪之交的茶室需要营造舒适的整体氛围，特别是视觉上的舒适，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使“像家一样”的公共空间能够为人们提供安全和保障的心理感受，而非城市化与商业生活带来的压力与紧张。

尽管舒适的家庭往往带有对自然界的怀旧感，但同时，对时尚的追求也在将家庭推向变化，特别是女性与时装领域的密切联系。茶室作为商业文化的一部分，需要考虑社会需求与商业可能性，新颖的设计是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因素，这也是克兰斯顿多年来与艺术家和设计师合作、并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例如在杨柳茶室二楼、色调以蓝色为主的茶室空间，桌椅的设计明显受到东方风格影响，特别是使用了宝塔形状的吊灯，这些元素都体现出欧洲对“中国风”（chinoiserie）的喜爱，以及作为中产阶级身份的标识。中国风在欧洲的流行可以追溯到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贵族成为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丝绸和漆器等进口商品的新兴消费力量，对中国的迷恋、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为欧洲制造商生产模仿东方风格的产品提供了前提，从宫殿、亭台楼阁到家具、纺织品，以及高度幻想的宝塔、龙、植物等图案，这些意象在19世纪的设计浪潮中常常出现，如英国的唯美主义运动（Aesthetic Movement）表现出的强烈异域情调。但同时，它们对文化的挪用是高度杂糅的，混合了对东方的创造性想象，那些来自东方或模仿东方风格的物品或空间，具象化其消费者的审美品味和社会身份，特别是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他们进入或使用这样独特的茶室空间的同时，也在向他人传递信息，以确定自己在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位置，并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新颖独特的设计建构着消费者的身份认同。

尽管舒适的概念常与时尚或新颖相矛盾，麦金托什的高靠背椅相比使用的舒适，也更致力于表达其独特的直线美学，前卫的设计观念有利于提高茶室的市场竞争力，杨柳茶室也因此深受中产阶级欢迎。但从意识形态来看，时尚并没有改变“像家一样”的茶室的本质，这是世纪之交时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家庭在市场之外需要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它需要远离商业世界的压力与不安、为寻求解放的女性提供安全与保障，因此舒适与新颖的平衡塑造着茶室空间的风格，一如对家庭的要求一样。

三、跨越百年的杨柳茶室

与今天的茶室相比，20世纪之交的茶室所承担的角色无疑是更加激进的。但在新的社会语境下，茶室又承担着新的文化角色。克兰斯顿开设于1903年的杨柳茶室，在2018年由杨柳茶室信托基金（The Willow Tea Rooms Trust）负责进行大规模的翻新，大楼名称也变更为“麦金托什在杨柳”（Mackintosh at the Willow）。除了保留原有的茶室，更成为集展览、零售、学习和教育为一体的博物馆，强调创造性的学习和教育，来到杨柳茶室的行为更成为一种文化行为。观众能够从展览中了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充满活力的格拉斯哥，通过交互式的音频和视频媒介了解茶室的发展和变化，能够在商店中购买相关的周边设计，观众们的体验变得更多元和立体，沉浸式、情景式的游览模式将观众带入那段变革与创新的历史。

而这种构建过去的目的，正是为设计未来。博物馆的形式相比茶室更能够将这段历史中社会的变革、女性的斗争精神、设计师的创新精神等观念有目的地传达给更多的观众，并提供多元化的视觉媒介来承载和发扬这种精神，被唤起的关于过去的经验在博物馆的各种设计理念中重新语境化和物化，并能够成为变革的动机，而参与博物馆规划、设计的工作人员和设计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与过往的博物馆以“物”作为表现的中心相比，现代博物馆更需要观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博物馆叙事当中，体现为公共空间与观众之间更密切的联系与互动。于是通过多元化的媒介，构建的过去激发着来到杨柳茶室的食客和观众的意向能动性，完成其主体身份识别。特别是来到这一新的公共空间的女性，尽管她们与一百年前的女性已有很多不同，无论是文化背景、教育水平、工作机会或是家庭角色，但她们仍然能够从中获取力量，成为文化和物质变革的代理人，采取行动来实现预期的未来。这也是托恩·奥托（Ton Otto）在《设计中的历史与为设计的历史》（History In and For Design）中所说的“设计未来就需要构建使之成为可能的过去”，对过去概念化为可能性的未来提供了条件。因此，从格拉斯哥茶室看性别与公共空间关系的流转，审视设计的历史性，也是在为设计未来导航。

一、中文文献

[1]（英）彭妮·斯帕克，滕晓铂、刘翕然译.《唯有粉红：审美品位的性别政治学》[M].江苏：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

[2]（日）上野千鹤子，邹韵、薛梅译.《父权制与资本主义》[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3]施磊.《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与格拉斯哥的茶室运动》[J].《装饰》，2009，（11）：81-83

[4]季仲夏.《玫瑰与方格——麦金托什的格拉斯哥新艺术风格家具中的隐喻》[J].《家具》，2012，（2）：57-60

[5]任柏桦.《国际博物馆观察（五）柳茶：可以品尝的博物馆》[EB/OL].（2021-12-2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21499

二、外文文献

[1]Paul Greenhalgh， 1994， C. R. Mackintosh： The Poetics of Workmanship · Tea and Taste： The Glasgow Tearooms 1875–1975.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7（1）：67-68.

[2]Alan Crawford， 1993， Review of Tea and Taste： The Glasgow Tea Rooms 1875-1975， by P. Kinchin， 25：101–102.

[3]Ton Otto， 2016， History In and For Design.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 29（1）：58-70.